《哀时命》是汉朝时被压抑、被排斥的正直知识分子的自哀之作。赋以屈原一生遭遇为主线,自哀像屈原一样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强烈而真挚地表达了当时很多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内心苦闷和抗争,也表现了这些知识分子对人生道路的迷茫。全文篇幅短小精悍,感情真挚,纯属骚体,保持了汉代早期骚体赋所具有的特点,是咏屈赋中的佳品。
全文可分为四段。第一段说明所谓“哀时命”,即是哀叹时势与命运。世俗不能容纳我,我也不堪忍受这浊世,作者悲叹自己的命运不及古人,怨恨自己生不逢时。所以他希望远走高飞,去到昆仑山上的悬圃,再去钟山上采摘玉英。然而,走得再远,也抹不去自己对故乡的怀念之情。
第二段描绘出作者的精神仍肆意游荡在天地之间,他想效法伏羲、唐虞、大禹及商汤,虽知困顿也不改变操守兮,终不因邪恶妨碍方正。如今世俗之人都在结党营私、勾肩搭背,而且想将斗与斛混为一体,贤者只好远离而隐藏。他希望向君王当面陈词而效忠,可惜楚王灵修不觉悟。以后怎么走,走向哪里?道路不明而甚是艰难。
第三段作者描述自己心中的愁苦,他怨恨世人手握刻刀而不会使用,操持规矩而不能画出方圆。让骏马在庭院中奔跑,怎么能够彰显出它的能力。将猿猴放进囚车牢笼,又怎么能够看到它的灵巧?所以他还是寄希望于仙人,飘飘荡荡悠游于世外,不再为世俗之事烦恼。
第四段作者反思:鸾凤翱翔于云层,所以弓箭也不能施加于它。蛟龙潜藏于深旋之渊,身体也不能挂上网罗。知晓贪食香饵而接近死亡,不如向下游动于清波。说明作者认识到,只有远离这浊世,才能远离祸端,所以他想要幽静隐居,甚至于想要扔掉这个臭皮囊,回归到沉寂安静而无生命的状况。
从全文来看,作者于文中提及“时暧暧其将罢兮,遂闷叹而无名”,表达了作者感怀时光渐渐离去,但是自己却默默无名之意。此种心志反映了古时文人期待国君选贤与能,能一举发挥自己的长才,实现人生的志愿。因此和屈原的忠贞爱国的心志有所不同。庄忌此作是在哀伤自己虽然耿直清白。 但是却生不逢时,颠沛流离,一直沉于下僚,不过寄贵族篱下作清客,无由施展才智,以致“老冉冉而逮之 ,白白虚度时光”的人生际遇。因此,他对当时社会美丑不辨、贤愚不分的不正常、不健康、不合理的现实深感不满,故而强烈而真挚地表达了当时很多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内心苦闷和抗争。这样的内容题材又是汉初骚体赋最适于表现的,所以《哀时命》大体上完全模拟《离骚》的形式,尽管在艺术上没有多少创新的意向,缺少创造性,然而在内心情感的宣泄上毕竟较真切、沉实,非一般无病呻吟者所能比。
杜笃的《论都赋》建议迁都长安,写得很策略;班固维护建都洛阳,在处理对前汉西都评价上,也极为谨慎小心。《西都赋》本为赞美、夸耀之词,不用说。《东都赋》开头云:
东都主人喟然而叹曰:“痛乎风俗之移人也。子实秦人,乎夸馆室,保界河山,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乌睹大汉之云为乎?”
批评的矛头对准的是秦皇而非汉帝。下面接着一小段写“大汉之开元”,十分概括。因为后汉以承前汉之皇统自居,对前汉不能不加肯定;但从前、后汉的比较来说,当时统治者需要的是对后汉功业和东都洛阳的赞扬、歌颂,故对前汉的功业不能作太具体、详细的表述。下面说:“今将语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监于太清,以变子之惑志”,开始对后汉王朝功业、礼制的铺叙。又说:“迁都改邑,有殷宗中兴之则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又从历史方面来论证定都洛邑,前有先例,且居天下之中,得地利之便。由赋中内容的安排和措词的上下照应情况,可以看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心态和班固对此的把握。
《东都赋》以封建礼法为准则,赞扬了建武、永平的盛世,以“盛乎斯世”一语作为大段描述的结尾,对西都宾先予称赞,再予批评,行文摇曳多姿,善于达意。下面又将西都同东都的形势及风俗直接加以比较:“且夫辟界西戎,险阻四塞,修其防御,孰与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秦岭九崚,泾渭之川,曷若四渎五岳,带河泝洛,图书之渊?建章、甘泉,馆御列仙,孰与灵台、明堂,统和天人?太液、昆明,鸟兽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侠逾侈,犯义侵礼,孰与同履法度,翼翼济济也?”态度鲜明地称赞东都洛阳地利、形势及礼俗之淳厚,建筑、设置之合于王道。“统和天人”、“同履法度”,点出了《东都赋》的主题;“图书之渊”、“道德之富”,是《东都赋》着力铺叙、宣扬之所在。下面照应《两都赋》开头部分:“子徒习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完全以一个新的尺度来衡量秦(实际上是代指前汉)和东汉王朝政教之得失。接着以西都宾的折服为赋正文部分的收束。这同《上林赋》的结尾完全一样。但整个说来,班固的《两都赋》开头、结尾、过渡等章法更为严谨、自然,且富于情态,长于韵味。
班固此赋由于创作的目的在于表述一个政治问题上的个人见解,甚至是为了参与一场争论,故它不似《子虚》、《上林》的有很多虚夸的部分,以气争胜,而更多实证。它主要不是抒发一种情感,表现一种精神,而是要表现一种思想,体现一种观念。这也可以说是同时代风气有关,是当时文风和社会风气的体现。另外,同该赋中强调礼制、强调崇儒思想相一致,赋的语言典雅和丽(马积高《赋史》即已指出这一点),节奏步武从容,和銮相鸣,可谓金声玉振,有庙堂朝仪的风度。
在结构上,此赋对《子虚》、《上林》也有突破,上文已言及。下面再看看其结尾上的创意。作为全赋的结束,《东都赋》末尾不是在西都宾“矍然失容,逡巡降阶,惵然意下,捧手欲辞”之后即结束,下面接上说:“主人曰:复位,今将授予以五篇之诗。”大约是考虑到下面即录附诗,会使结尾割裂而失去风韵,故将诗附于篇末,而以西都宾的称赞为结尾:宾既卒业,乃称曰:“美哉乎斯诗!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学,盖乃遭遇乎斯时也。小子狂简,不知所裁,既闻正遭,请终身而诵之。” 显得轻松而诙谐,多少带有一点寓言的味道,使这篇骋辞大赋在庄严之中,带有活泼之气。其中“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也可以看作是班固自己对《两都赋》特色的概括。
因为此赋写洛阳的形胜、制度、文物等,同《子虚》、《上林》的仅写田猎者相比,内容要更为丰富、开阔,也更能集中地、多角度、多方面地展现一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因而后世时有人加以摹拟,形成“京都赋”的类型。《昭明文选》分赋为十五类,“京都赋”列在第一。《文苑英华》、《历代赋汇》等也有“京都”或“都邑”一类。
尽管在班固之前已有京都赋之作,但能使这类题材以及表现方式、结构方式结合而形成大赋的一种门类,乃有赖于此赋取得的成就。历史上很多优秀的作品,尤其具有某方面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往往成为后来作家学习、甚至摹拟的范本。班固之前的京都之作,扬雄的《蜀都赋》已有残缺,崔骃、傅毅的《反都赋》只余残章剩句,傅毅《洛都赋》也有残缺,便说明了它们的历史地位。
这首诗本为送李判官入京,却先从自己从长安入安西着笔。“一身从远使,万里向安西。”说自己在天宝八年(749年)受高仙芝之聘,不远万里,从长安来到安西。安西,在唐代是一个十分遥远、荒凉的所在,不少人视为畏途,而诗人为实现一身报国志心甘情愿地前往这个遥远荒凉的地方。 在“一身”与“万里”的悬殊中,表现出作者惊人而又超人的胆魄和勇气;同时,“一身”也包含离别家乡亲人之意,为下文写乡愁埋下伏笔。“从”、“向”二字的连用,又表现出作者一往无前、义无反顾的气概。两句起得十分有力,着墨不多,但却内涵丰富而又形象鲜明,为下面具体描写安西情形作了自然的导引。中间两联,是全诗的重点,作者着重写了来安西途中的所见所感。颔联“汉月垂乡泪,胡沙费马蹄”,写星夜兼程赶路的情形。在长安与家人见惯了的一轮明月,此时却独挂在沙漠上,显得有几分愁惨,仿佛在对人垂泪一样。这里不说自己因对月思乡而垂泪,却反说明月对己垂泪。而自己的思乡之念,已形象地见于言外。这也是将明月拟人化,赋予无生命的月亮以活泼的人格,给在沙漠上行进的孤身一人作陪衬,使得天上地下的景物融成一片,遥相对应,别有情致。在夜中行进,松软的沙子使坐骑格外吃力,“费马蹄”三字,既指对马蹄的磨损,更有沙软难行之意,足见行进的艰难,但作者仍然奋进不息。接着,颔联一方面承接颈联,继续写行进,同时又一转,从夜间过渡到白天:“寻河愁地尽,过碛觉天低。”这一联景象十分逼真、壮阔。上句用张骞出使西域寻找黄河源头的典故,意喻简直要走到天地的尽头;通过沙漠时,觉得天也格外低矮了。这里面,既有对旅途艰辛的描写,但更多的却是从一个刚从内地来到西北边陲的人的眼中,以惊愕的神情,来描写那未曾见过的新奇而壮阔无比的景象,其中饱和着作者对新鲜生活的追求和对边疆的热爱,充满着由衷的激情。
通过这样的层层转接,对万里西行的铺叙、描写,最后终于写到了给李判官送行,“送子军中饮,家书醉里题。”这最后的送行绝没有悲切之语,而是在军帐中与李判官痛饮,使临行前的聚会,充满着振奋人心的豪壮气概。诗人也没有写旅途珍重之语,因为此诗前三联已经叙述了自己西行时的种种情形,而李判官的东归,也是顺着这一条路线,在上面的描写中已经暗含旅途艰难、须多保重之意,这里无须再作赘语了。诗人此时更多的想到了自己远在长安的家人。他万里西行之后,那久已蕴蓄于心的深切乡思,此时一经李判官返京的触发,如火山喷发一样不可遏止,于是就趁痛饮酒酣之时,在军帐中作书,将心中的万语千言写出,托李判官带回长安家中。“家书醉里题”,一方面表现出诗人在醉中仍然没有忘记家乡和亲人,足见乡思之切、之深;另一方面也极为形象地表现了作者在醺然中挥毫疾书、下笔不能自休的情景。一股豪气充满军帐,融注在全诗的字句中,给读者以深刻的感受。
全诗气魄沉雄,在远行的豪情中有思乡的清泪,在艰辛的磨难中又表现出勇猛奋进的精神。且都是通过对安西的新奇而特有景物的描写,曲折表现出来的。
《座右铭》是东汉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
开篇“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两句可归结为慎言。 “无道人之短”就是不直言他人的短处。儒家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对于小人的短处,不能说,说了会得罪小人;而对于君子,因为君子能够“吾日省吾身”,能够不断地自省自查自纠,所以不必说:正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无说己之长”则是提醒自己不要自我张扬。《道德经》中有言: “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白矜者不长。”“说己之长”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肯定、赞赏,进而获得利益。这种行为与儒家秉持的观念相悖。《论语·学而》有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过分强调自己的优点,就会名过其实,从而与作者所提倡的“无使名过实”相背离。无论是慎言人之短还是己之长,都是要求做人要慎言二在《论语·学而》篇中,孔子要求弟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讷言即慎言。这是守愚的方式之一。此“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与下文“守愚圣所臧”是一脉相承的。
“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是说施恩于他人不要再想,但接受他人的恩惠要铭记在心。《庄子·养生主》中云: “为善勿近名”,意思是做善事并不是为了博得好的名声。“受施慎勿忘”则是一种感恩意识、报恩观念的体现。两句中都有一个“慎”字,就是要提醒自己要时刻谨记,不可忘却。
“世誉不足慕”与“谤议庸何伤”两句则从荣与辱两个方面阐发作者的思想。无论是赞誉,还是毁谤,都要坦然视之、淡然对之。《道德经》中写道:“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在作者看来,宠辱若惊不可取,为人应该做到宠辱不惊:为此必须要坚持以正确的人生准则衡量自己的得失,审视自己的言行。仁就是这唯一的“纪纲”。
“隐心而后动”,就是要在行动之前先审度自己的心是否合乎“仁”,只有合乎这一标准之后才能行动。 “守愚”也是“唯仁为纪纲”的具体实践。此外,从“在涅贵不淄,暖暖内含光”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守愚并不是指要愚昧无知.作者所说的“守愚”其实只是外表的愚,内心则要追求一种高洁的人格品质、近墨不黑的独立节操。
在做人的方式上,崔瑗强凋外柔内刚,以柔取胜:《道德经》中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犒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一句表明为人太过刚强会招致祸患。
在行为方面,作者要求自己做到上文所说的“慎言”,也要做到“节饮食”。这是因为饮食是物质生活的重要方面,没有节制,便会贪婪争抢而要做到这两点,就要在观念上做到“知足”。
此文在艺术上有两点很突出。
一是在结构上,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显示出戛戛独造的修养和品德来。这样,全文的结构便由这两句一意的单元所组成,颇类似后世律诗的结构。
二是在语言上,采用五言形式。铭文这种形式,一般都是用在比较正规的场合,开国大典,盖世奇功,往往刻山勒石,以传诸后世。听以它多采用四言形式,以示典雅庄重;叩以《文选》所收铭文为例,前有班固《封燕然山铭》,后有张载《剑阁铭》,都是四言形式。而崔瑗比文,则通篇采用五言形式;确颇独特。其时五言形式,仅在民间流传,汉乐府民歌中比较多地采用这一形式,而文人圈子里则不太多见。前此虽有班固《双咏史诗》通篇一五言,但技巧颇为生疏,“质术无文”(钟嵘《诗品》)。崔瑗采用此式,大概是因为“座右铭”,写给自己看的,所以显得比较随便;而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崔瑗较注重从汉乐府民歌汲取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