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庭筠的七律《过陈琳墓》，是寄慨遥深、文采斐然的名作，他的这首《蔡中郎坟》则不大为人注意。其实，这两首诗虽然内容相近，艺术上却各有千秋，不妨参读并赏。
蔡中郎，即东汉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曾官左中郎将，死后葬在毗陵尚宜乡互村（毗陵即今常州）。这首诗就是写诗人过蔡中郎坟时引起的一段感慨。
首句正面写蔡中郎坟。蔡邕卒于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到温庭筠写这首诗时，已历六七百年。历史的风雨，人世的变迁，使这座埋葬着一代名士的古坟已经荒凉残破不堪，只有那星星点点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在它的周围。野花春的“春”字，形象地显示出逢春而发的野花开得热闹繁盛，一片生机。由于这野花的衬托，更显出古坟的零落荒凉。这里隐隐透出一种今昔沧桑的感慨；这种感慨，又正是下文“今日爱才非昔日”的一条引线。
第二句暗含着一则故实。殷芸《小说》记载：张衡死的那一天，蔡邕的母亲刚好怀孕。张、蔡二人，才貌非常相似，因此人们都说蔡邕是张衡的后身。这原是人们对先后辉映的才人文士传统继承关系的一种迷信传说。诗人却巧妙地利用这个传说进行推想：既然张衡死后有蔡邕作他的后身，那么蔡邕死后想必也会有后身了。这里用“闻说”这种活泛的字眼，正暗示“中郎有后身”乃是出之传闻推测。如果单纯咏古，这一句似乎应当写成“闻说中郎是后身”或者“闻说张衡有后身”。而诗中这样写，既紧扣题内“坟”字，又巧妙地将诗意由吊古引向慨今。在全诗中，这一句是前后承接过渡的枢纽，诗人写来毫不着力，可见其艺术功力。
“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这两句紧承“中郎有后身”抒发感慨，是全篇主意。蔡邕生当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朽的时代，曾因上书议论朝政阙失，遭到诬陷，被流放到朔方；遇赦后，又因宦官仇视，亡命江湖；董卓专权，被迫任侍御史，卓被诛后，蔡邕也瘐死狱中。一生遭遇，其实还是相当悲惨的。但他毕竟还参与过校写熹平石经这样的大事，而且董卓迫他为官，也还是因为欣赏他的文才。而作者当时的文士，则连蔡邕当年那样的际遇也得不到，只能老死户牖，与时俱没。因此诗人十分感慨；对不爱惜人才的当局者来说，蔡邕的后身生活在“今日”，即使用尽心力写作，也没有人来欣赏和提拔，根本不要去白白抛掷自己的才力。
这两句好像写得直率而刻露，但这并不妨碍它内涵的丰富与深刻。这是一种由高度的概括、尖锐的揭发和绝望的愤激所形成的耐人思索的艺术境界。熟悉蔡邕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具体遭遇的人，都不难体味出“今日爱才非昔日”这句诗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悲哀。如果连蔡邕的时代都算爱才，那么“今日”之糟践人才便不问可知了。正因为这样，末句不是单纯慨叹地说“枉抛心力作词人”，而是充满愤激地说“莫抛心力作词人”。诗中讲到“中郎有后身”，看来诗人是隐然以此自命的，但又并不明说。这样，末句的含意就显得很活泛，既可理解为告诫自己，也可理解为泛指所有怀才不遇的士人，内涵既广，艺术上亦复耐人寻味。这两句诗是对那个糟践人才的时代所作的概括，也是当时广大文士愤激不平心声的集中表露。
有人认为这首诗是乐府收录的诗，写的是五陵游侠的爱情故事，乘骏马的人并不是李白。诗中写少年狂态，在路上相遇美人用马鞭指向美人的车架，美人遥指红楼，妩媚姿态皆宛然如现。
诗的前两句写一位翩翩公子。“骏马骄行”，从马的“骏”写出人的风采；“踏落花”，表明是一次春游途中。陌上相逢，主人公的表现是“垂鞭直拂五云车”，马鞭直拂到她乘的五云车上。可见马与车的距离，马上人与车中人的距离之近，这是暗示主人公和美人本有情意，还是“误拂车”？“东明九芝盛，北烛五云车”（庾信《步虚词》）五云车是仙人所乘的车，不写人，但同上句一样，从车上的“五云”，女人的风姿可见。两句写出男女二人卓越不凡。
后二句是车上美人的一个小动作：她掀开缀有珠箔的车帘，浅浅一笑，纤手遥指远处的红楼：我的家就在那儿。开始描写美人，在路上遇到美人，美人冲自己一笑，互生情谊。为最后的一句作铺垫。并在最后一句转换角度，用第三人称的手法告诉读者：美人邀请自己。作者如果用第一人称写出来人们会觉得是作者在想入非非，第三人称则会让人感觉到作者兴奋的心情，从而增加了事情的可信度，别有妙处。
萍踪絮迹，邂逅相逢，一见钟情，在诗词中并不少见。张泌《浣溪沙》词中那个佯醉随车行的“太狂生”，他得到的是“慢回娇眼笑盈盈”。李商隐笔下的那对陌上相逢的男女，是“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无题》）。车声如雷滚滚而过，她因害羞用团扇掩面，一句话也没有说。这里的美人似乎介于上述两人之间的人物：她的举止不轻浮，也不羞羞答答；她不失端仪的抿嘴一笑，发出深情的邀请，落落大方，使人有似曾相识之感。诗虽属侧艳之作，但格调不俗，仍不失这类题材中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