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散文,讨论的是与人口有关的问题。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会对社会稳定会造成负面影响,对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向当时的统治阶层提出,应适当调剂人口规模。
文章一开始即摆出了这一矛盾现象,接着以房屋田地为例加以说明:随着人口增长,必然使得粮食消费与住房条件出现困难,并且日益尖锐。即使往时闲地尽行开辟,空房尽行居住,也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趋势。更何况不少的房屋田地为少数人所占据,人口遽增,贫富不均,这就势所难免地造成死亡相继的惨象。退一步说,虽然人口在灾难中大量地死亡,国家统治者也尽可能地进行调剂,但毕竟都有限,不足以缓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困难。最后,作者指出,人口的增长超过了自然条件与人为补救措施的限度,天地与君相都无能为力,这就隐伏着危机。文章表达了为处于治平之世的百姓的忧虑。作者虽然没有指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但提出控制人口这一社会问题,说明他有先见之明。此文论点鲜明,论证严谨,颇有说服力。
文章以“治平”名篇,开头即从“治平“说起。先放纵一笔,指出人们的一种共同的心理:乐意生活在治平之世;再进一层:乐意长久生活在治平之世。接着笔锋一转,直入正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治平既久,然而带来了人口急速增长这一社会问题。如此行文,意在突出论题的重要性,说明人口问题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应该引起治平之民的关注。
文章的第一段仅仅提出了问题,第二段就对提出的问题具体分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作者以一家为例,对从高祖、曾祖一直到曾孙、玄孙几代的人口繁衍和生计安排情况进行了精细的计算。这一段文字,层层推论,步步逼进,使人清楚地看到:一方面人口不断繁衍,另一方面生产和生活资料依旧原数,两者之间的矛盾在高祖或曾祖时尚未暴露,到子辈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至孙辈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很突出了,而到曾孙、玄孙时更趋尖锐。治平既久,人口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其原因也就在这里。文章写到这里,已从正面将道理基本说清。由于这一段的重点是说明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快,生产和生活资料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推算时把生产和生活资料当成几代不变的常数(“田一顷”、“屋十间”),这样自然会引起异议,针对这一异议,作者在第三段中作了辩答。首先,承认田和屋确有所增,但指出,所增有限,远远赶不上户口“增至十倍二十倍”的速度因而人们的生活贫困化必不可免。接着又深透一层,指出兼并之家强占民屋、侵吞民田的严重情况。这不仅进一步说明辟点隙地、居些空屋无济于事,而且大胆地揭露和抨击了当时少数豪门掠夺以淫乐、大批百姓冻馁而惨死的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不仅看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认真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文章的第四段通过自问自答说明,天地虽然可以用使人民遭受水旱疾疫的办法来减少一点人口的数字,君、相虽然可以采取开辟新土、减轻赋税、提倡节俭、抑制兼并、开仓救赈等措施来克服一些人多带来的困难,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调剂之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
文章的末段总结全文,将自己对人口问题的见解作了清楚的概括。一方面,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人口势必不断增加,而天地用来养家活口的资料就那么多,这样,人口问题必定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君、相只不过能采取有限的一些调剂之法,何况这些调剂之法还不能一一奏效。因此,人口问题虽严重而不能解决。文章结尾处,连用两个反问句,再次强调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表达了作者深深的忧虑。
这是代闺人抒写离情别怨的词。在浮艳成风的花间派词苑里,赋别多的是缠绵悱恻之作,此首却别开生面。“留不得”,一起何其突兀,却是干净利落,绝无吞吞吐吐、欲说还休之态。欲留而不得,犹见留恋之情,而次句“留得也应无益”,却是决绝之辞,怨之深溢于言表。陡起急转,一下子就把感情的浪涛激至最高点;妙在绝非一泻无余,而是恰如巨闸截波,以高位取势。顿起之后,继以缓承,行文摇曳生姿。“白纻”两句,回叙行者初去扬州之日,江头送别,突出印象之一。记去扬州时之衣服,颇见潇洒豪迈之风度。白纻春衫,莹洁如雪,举服饰之潇洒飘逸,其人之风神如玉可知。印象如此鲜明,标志着对行者之犹存眷恋,就意脉言,暗承“留不得”。“轻别离”三句,回叙伤痛送别时突出印象之二。风帆满鼓,行者恨不得舟行如飞;看来,“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在扬州”,有这样的繁华去处在招手,行者就视别离如等闲,视抛掷如儿戏,薄情面目,昭然若揭,就意脉言,暗承“留得也应无益”。结尾两句,写的是别后的内心独白。古乐府《鸡鸣高树巅》:“舍后有方池,池中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词句中之“彩鸯三十六”,盖指三十六对。一方面,羡鸳鸯之双栖双宿,一方面,伤自身之有如孤鸾。这里,既寄寓对幸福之仍抱憧憬,也透露对行者怨念之深。怨之深与爱之切,相反相成,与开端仍一脉相承。此词一起一结,在写法上,前者是直诉胸臆,斩钉截铁;后者是托诸物象,言外见意。一气斡旋,两般笔墨。
诗人告别扬州的时候是果断的,“满帆风疾”正说明无所留恋。但结尾二句词意顿转,以孤鸾自喻,描绘孤寂的心境,暗含对轻易离别的 后悔之意。原来前面说得那样轻松,不过是为了反衬后面的沉郁之情。
孙光宪词之见于《花间集》和《尊前集》者有八十四首,数量之多,在花间派词人中居首位。就其艺术表现,孙词特色主要体现在气骨的精健爽朗上。就此阕论,一开端就是顶点的抒情手法,一气贯注的通体结构,确是以峭劲取胜。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孙词,“气骨甚遒,措语亦多警炼”,可谓鞭辟入里。
《谒金门》词调的过片,《花间集》中,韦庄、薛昭蕴、牛希济诸作,皆为两个六言句。孙光宪此阕则改为两个三言句和一个六言句。三言句“轻别离、甘抛掷”作对偶句式,揭示行者的薄情心魂,倍见生色。明杨慎《词品》云:“词人语意所到,间有参差,或两句作一句,或一句作两句,惟妙于歌者上下纵横取协。”征之唐五代词情况,斯言得之。后代论词律者往往标举一调多体,其递嬗之迹,于此也可略窥一二。
首句点明地点是宫殿,时问是傍晚。“夕殿下珠帘”,写出了日夕时分冷宫偏殿的幽凄情景。“殿”字照应题名“玉阶”,交代出宫中的特定环境。“夕”字点出当时正是暮色降临之时。黄昏本是一天之中最令人惆怅的时候,对于宫嫔们来说,又是决定她们今夜有无机缘得到君王恩宠的时刻。然而殿门的珠帘已悄悄放下。这意味着君王的履迹不会再经过这里,那一晚又将是一个和愁苦度过的不寐之夜。首句既是以富丽之笔写清冷之景,又暗示了主人公的身份和不幸处境。截取深宫夜景的一隅,令人从全诗展示的画面中体味抒情主人公的命运和愁思,显得兴象玲珑,意致深婉。
诗的第二句“流萤飞复息”,以动景烘托环境之静,让读者沉浸在一片寂静的气氛中。点点闪烁的萤火在串串晶莹的珠帘外飘流,不但融和成清幽的意境,而且使华美的殿宇和凄清的氛围形成对照,令人想到被幽禁在这里的女子纵然能享受奢华的物质生活,也无法填补精神生活的空虚,更何况她们处在被冷落、遭遗弃的境遇之中。其次,萤火虫多在夏秋之交出现。流萤飞舞是初秋夜景的特征,这就进一步点明时令,补足了首句的意思。流萤透露出秋的消息,难免会使本来就无限怨怅的主人公更觉惊心,又添一层时不待人、朱颜将凋的忧虑。同时,“飞复息”三字还暗示了人从日夕到夜半久久不能入眠的漫长过程。连流萤都停息了飞舞,那么珠帘内的人也该安歇了,这就自然引出了第三句“长夜缝罗衣”的主人公。
诗的第三句,“长夜”顶住“飞复息”,点出已到夜深,又不露痕迹地将笔锋从帘外的飞萤转到帘内的人影。此处着意选择自缝罗衣这一细节,还包含着希望邀得君王恩宠的一层深意。如果主人公是一个从未得到过恩幸的宫女,她穿着精心缝制的罗衣,或者能有偶然的机会引起君王的眷顾。那么,她在罗衣里缝入的便是借此改变命运的一丝幻想,这就愈见出她处境的可怜。谢诗之妙却在它没有点明主人公究竟是由于哪一类原因被冷落的,唯其如此,才给人留下了较大的想象余地,也才能在更广的范围内概括出所有深宫女子共同的不幸命运。“长夜缝罗衣”的动作暗含着主人公希求获宠的幻想。
诗的第四句,“思君此何极”就是她内心愁思的直接流露了。但从诗中所表现的今夜的情景来看,“此何极”又与“长夜”相应,夜有多长,思也就有多长。对于一个不寐的女子来说,这长夜似乎是没有尽头的,因此她的愁思也是无尽无极的。这种思本身就意味着怨。寓怨于思,含而不露。
这首诗可分为两部分。前六句写“大风”。一二句借佛图澄事言大风将至。佛图澄借铃语来说吉凶,苏轼借铃语来说风兆。第二句是铃语的内容。颠风即狂风,杜甫有“晓来急雨春风颠”句(《逼侧行赠毕曜》)。三至六句写风势。“朝来”应“明日”,写铃语应验,行文扣得很紧。风无形,故借浪以状风大:白浪打着苍崖,又从苍崖倒射于船上轩窗,像雨点般洒在船上。“打”、“射”、“飞”三字,把无形的风写得有声有形,可触可感。“轩窗”已写到船,五六句通过集中写船进一步写风势。大船不敢过,小船任掀舞,通过一大一小,极写风浪的险恶。
后六句写人,写他们一行因风浪太大被迫“留金山两日”。七八句写他自己的态度:“赶到湖州去也没有什么事,在这里逗留几天也没有什么不好,蛟龙掀起汹涌的怒涛难不倒我。”这是一种随缘自适的态度。九、十句写妻孥童仆的态度。他们想快点到湖州,如果“无事久留”,定会受到责怪,此时是因风而留,他们也就无话可说了。最后两句是写灊山道人的态度。苏轼这次由徐州赴湖州,曾先到南都(商丘)看望弟弟苏辙,然后才南下,“至高邮,见太虚(秦观)、参寥,遂载与俱。”(苏轼《跋秦太虚题名记》)可见这时参寥也在船上。后两句说,尽管风浪正掀打着船舱,参寥却正专心地倾听金山寺的木鱼声。反映了僧人不以风浪为意的镇定态度。
此诗前半写景,有声有色;后半写人,风趣幽默。“得行固愿留不恶”(《泗州僧伽塔》),全诗正表现了苏轼这种随缘自适、不以风浪为怀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