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词由景及情，抒情由隐而显，人的心理描绘极为细致周到。词中怀人，层层深入，有时用对照手法，从双方写来，层次极为清楚。
“新绿小池塘，风帘动、碎影舞斜阳”，词作上片开首三句写景。先出小池塘，然接下去并未描绘池中或池周之景，而是单提池面映出的风吹帘动之影。有帘，就有窗，有屋，有人，可见主人公注意之所在。“舞”是动景，然而“舞”在水面上则构成一幅无声的静景，此外，“舞”在水面，由于风吹波动，帘影是破碎而不完整的，在暗示主人公心态的作用。接下陡转笔触，发出感慨：“羡金屋去来，旧时巢燕。土花缭绕，前度莓墙。”“羡”为领字，直贯四句。人而羡慕无知的燕子，因为它照旧可以度过以前度过的“土花缭绕”的“莓墙”，而飞进“金屋”。“金屋”，华丽的楼房，此指所眷恋者的住处。这里亦暗用“金屋藏娇”典故，暗示所思恋之人已属他人。“旧时巢燕”，去年曾巢于“金屋”的燕子，真是“似曾相识燕归来”。燕子跟往年一样，度过“莓墙”，飞入“金屋”，而人却被莓墙所阻，只能望“金屋”兴叹。这里词人的手法十分高超巧妙，短短十七个字，却描绘出一幅充满情趣的生动图画。画面以小池塘为中心，池塘对岸是一堵长满土花的墙，紧贴墙内露出一座华丽的楼阁，楼阁窗户的帘幕飘动着；池塘这边伫立着主人公，他正翘首抬眼望着飞入“金屋”的燕子，脸上流露出羡慕之色。这幅画不仅形象，且极富戏剧性，有助于读者理解该词的内容和主人公的心态。接下，主人公展开想象，“绣阁里，凤帏深几许？听得理丝簧。”一本作“绣阁凤帏深几许？曾听得理丝簧。”“绣阁”，即前面的“金屋”。“凤帏”，绣有凤鸟的帷幕。“深几许”，用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词意，写出不深而似深的景象。有“侯门一入深似海”之意。“曾”，读zēng，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二：“曾，犹争也，怎也。”“曾听得理丝簧”，怎么好像听见弹奏乐器之声，语气表明主人公也许真听见了，也许只不过是他的想象。这为下面进一步展开想象作了铺垫。“欲说又休，虑乖芳信，未歌先咽，愁近清觞”，从乐器弹奏声中，主人公想象对方打算通过歌声传达情意，却又耽心应诺了约会无法实践，所以歌未出口就先呜咽起来，只好饮酒浇愁。
“遥知新妆了，开朱户，应自待月西厢”，词作下片开首二句承上片，主人公更进一步想象对方也正在期待着他。随着时间推移，主人公伫立在池塘旁，见夕阳西下，又见月儿高挂。这时他想象，对方已扮好晚妆，正打开窗户，在月光下等待着他。以上一系列描写，完全是主人公的想象，却将所眷恋女子的情态、活动刻画得维妙维肖，细腻真切，生动感人；也表现了主人公相思之情越来越深切。接下调转笔触写自身，“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白日既不能相会，那就到梦中去追寻吧。可是今晚竟然连梦魂都不能到她身边，可见是最苦了。写至此，主人公似乎已感到绝望，可是他仍执着地问：“问甚时说与，佳音密耗，寄将秦镜，偷换韩香？”后二句化用刘禹锡“秦嘉镜鉴前时结，韩寿香销故箧衣”诗意，直率地吐露心曲，盼望能互通佳音，重谐和好。“密耗”，即密约。“秦镜”，秦嘉的宝镜。《艺文类聚》卷三二，“秦嘉，字士会，东汉陇西人。为郡上掾，与妇徐淑书曰：‘顷得此镜，既明且好。形观文彩，世所希有，意甚爱之，故以相与。’淑答书曰：‘今君征未还，镜将何施行。素琴之作，当须君归，明镜之鉴，当待君还’。”喻指夫妻或男女间的相爱。“韩香”，韩寿从贾充女处所得之香。《晋书·贾充传》叙韩寿与贾充女私通，“时西域有贡奇香，一著人则经月不歇。帝甚贵之，惟以赐充及大司马陈骞。其女密盗以遗寿。充僚属与寿燕处，闻其芬馥，称之于充。自是充意知女与寿通”，后“遂以女妻寿。”结末二句，“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主人公在祈祷：祈求上天，让我们短暂相会有何妨呢！情急渴念迂妄的情态，跃然纸上。
全词叙写一位男子对所爱女子的渴念之情。写法极为别致独特，除上片起首三句写景外，以下全是想象，写来灵活多变，又极有层次；感情随着想象而逐渐加强，最后达到几乎控制不住之境地；由于巧用比喻，刻画细腻和用典贴切，所写虽全是想象，却极其鲜明形象，富于感染。
《战国策·楚策四》记载的这一段史实，讲述的是庄辛见到楚襄王，大胆直言，规劝襄王终日与幸臣为伍，淫逸奢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襄王不但不听庄辛的忠言劝告，反而恶语相向，庄辛预料楚国必亡，于是避祸于赵国。秦果然攻克鄢、郢、巫、上蔡、陈之地，襄王流亡藏匿在城阳，楚国几乎遭到亡国之祸。于是，楚王派人招回了庄辛。庄辛以由小而大，由物及人的比喻，层层深入地告诫楚襄王为王的道理。庄辛最终说服了楚襄王。楚襄王封庄辛为成陵君，并用庄辛之计重新收复了淮北之地。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庄辛以浅显生动、寓含深刻的层层比喻，以及前喻后正的手法，告诫楚襄王不能只图享乐，而应励精图治，"以天下国家为事"，否则必将招致严重后患的道理。
首联“玉瓶沽美酒，数里送君还”写携酒送别。唐诗中的离别总是弥漫着浓浓的酒香，这首诗更是如此，开篇未写送别先说沽酒：精美的玉瓶里盛着新买的香醇的美酒，送君数里，终于到达分别的地点。这两句好像平平叙述，实际上蕴含了对朋友深厚的情谊：瓶为“玉瓶”，酒为“美酒”，从容器的精致名贵和酒的香醇清洌可以看出作者对友人的重视。这种感情在第二句更加明确：“数里送君还”，送君数里，可见为了送别朋友走了很长的路，惜别之情见于言外。
颔联“系马垂杨下，衔杯大道间”紧承上句，写作者与朋友在长满垂柳的大路边下马停留，临别再饮上几杯饯行的酒。古人有折柳赠别的习俗，所以送别诗中常见柳色依依。系马于垂柳之下，举杯于大道之间，作者通过两个前后相承的动作，营造出一种开阔畅达的意境，暗示出这并非是一次黯然销魂的伤情之别。需要提出的是，这两句语言虽舒缓平易，却有一种很强的画面感，垂杨、大道、系马、举杯，使读者眼前浮现出一幅柳阴送别图，给人以美的享受。
扬州地处内陆，并不靠海，也没有十分广阔的水域，所以颈联“天边看渌水，海上见青山”当是作者与友人谈话的内容，而非眼前实景。不管是久别重逢还是即将离别，相知的人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这两句是对朋友说：此去一行，你将会有许多美好的经历，可以在遥远的地方欣赏大海的美景，可以在广阔的海面上见到缥缈的青山。对美好前景的展望寄寓着对朋友的衷心祝福，不见勉励之辞而暗含勉励之意，景色的描述中凝结了深厚的情感，可以看出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
有了颈联两句展望美好前景所作的情感铺垫，最后一联的豁达结尾也就水到渠成了：“兴罢各分袂，何须醉别颜。”畅饮美酒、畅谈友谊，但终究还是要离别。作者好像在劝慰朋友：既然等待你的将是丰富美好的旅程，那么就快点启程吧，我们不须作小儿女的离别时的伤情之态，甚至饯别的酒也不须喝醉。将这次离别当成一个美好旅程的开始，将来重逢再细叙别后种种……
李白这首诗一改赠别诗伤感忧郁的常见基调，惜别而不伤别，语言平易自然，意象开阔疏朗，情调昂扬乐观，显示出作者豪放洒脱、风调俊爽的豁达性格。
作者写这首诗时，来到黄州已两年了，乌台诗案的骇浪已成往事，诗人“本州安置”的困境却无法摆脱。《初到黄州》就自找乐趣：“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后又自寻精神寄托，手抄《金刚经》，又筑南堂，开垦东坡；得郡守徐猷庇护，访游近地，与渔樵相处。至黄州后续有新交，诗酒唱和。诗题中的“潘、郭二生”，即在黄州朝夕相处的潘丙、郭遘。前一年正月二十日，苏轼去岐亭访陈慥，潘丙、郭遘和另一位新交的朋友古道耕相送至女王城，作过一首七律。一年过去了，又是正月二十日。想起一年前的这一天，潘、古、郭三人伴送出城所感到的春意，诗人心境荡漾。起句是据前一年所感的设想。“东风”为春之信使，如城里有了春意，“东风”这位信使就先自东门而入；此时，苏轼却一点感觉也没有，他想，恐怕是“东风未肯入东门”吧。至于为什么“未肯入东门”，妙在不言之中。但“忽记去年是日”出城之前，也是“十日春寒未出门”，一到郊外方知“江柳已摇村”。就在这年到郊外尚未入城的早春时节，渴望春意的诗人主动“出郊寻春”了。他是旧地寻春，又是“走马”而去，所以次句说“走马还寻去岁村”。
接下去不写寻春所获，却宕开一笔，忽出警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纪昀评价说：“三、四（句）深警。”人如侯鸟，有感于外界信息而动。鸿雁南来北往，即使年年如此从不懈怠，在瞬息万变的宇宙中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人之如候鸟，正在于此，只不过人间的信息比自然季侯要复杂得多；但同样，人因有感而动，其中一切经历、一切思绪，也只如春梦一般，时过境迁，了无痕迹。苏轼之所以有“人似秋鸿，事如春梦”之感，究其根源，是由于他遭受过乌台诗案的沉重打击，又正在贬逐之中，只有把一切往事，一切留恋和烦恼，都强自推向“春梦了无痕”的虚无境地，以解脱失意中难以消除的痛苦。纪昀评所谓“深警”，说的就是此意。这是就三、四两句本身来说。若就它在全诗中的关合来说，则妙在虚实离即之闻。“人似秋鸿”，实接首联；“事如春梦”，反照下文。把人生进取、政治抱负都看得淡漠了，于是才有超然旷达、出郊寻春之举，于是才有下边四句所表达的春游之乐。它看似游离，实为全诗的关键所在。
“江城”指位于长江北岸的黄州。味道醇厚的江城白酒，笑意温和的野老苍颜，既可具体指这次春游的欢聚畅饮，也可概括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乐趣。总之，他是以此为乐，甚至要以此为归宿了。前一年访故友陈慥，有三位新交的朋友相送，春意涌上心头；这一年出郊寻春，又有潘丙、郭遘为伴，酒醺颜面。山水自然之乐，人情朴野之纯，完全可以驱除那些烦恼的往事，也完全可以冲淡甚至忘却他当时的困厄。所以，诗的最后说：“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赋《招魂》”，指宋玉因屈原忠而见弃，作《招魂》讽谏楚怀王，希望他悔悟，召还屈原（这一说法出自王逸《楚辞章句》，但经后人辨析，其说有误）；苏轼在这里借指老朋友们为他的复出奔走。最后两句是在告慰故人：我在黄州过得很好，已和这里的朋友们约定每年作此寻春之游，你们不必为我的处境担忧，也不必为朝廷召我还京多操心。
苏轼“奋厉有当世志”，而且自信“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但在神宗、哲宗两朝党争中几经起落，而其“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唯已之是信”（马永卿《元城语录》），又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登州谢宣诏赴阙表》），遂使他一生陷于无边的灾难之中。苏轼对待历时三十年的灾难，总的态度是“随缘自适”，但各个时期又有不同。刚开始的时候，他赴密州途中说过“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沁园春》词）的话，那时还有还朝的愿望。乌台诗案中他自料必死无疑，谁知未死。而贬去黄州，恍如隔世；经过这一次打击，“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他在黄州“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觉“不可胜悔”，“今虽改之，后必复作”，不如“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黄州安国寺记》）再从他在黄州的诗词文赋和种种活动看，他对起复还朝已失去信心。因此，这首诗的结尾两句，不是牢骚，不是反语，是一种真情实感。苏轼在黄州寄情诗书山水，寄情新交故旧，尤其是切望惠及百姓，迥异于失意文士的消极避世。他的画像自题诗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也不应看作牢骚反话。他在最失意最痛苦之时，总在努力使自己和大家都得到安慰，都生活得愉快些，这是他度过一切灾难的精神力量。他临死时对儿子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人们敬仰他、纪念他，一个原因是他的诗、词、文、书、画五艺俱绝，另一原因就是他有一腔正直忠厚的心肠，一种开阔旷达的襟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