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送别诗，是晏殊送当时的工部侍郎凌策返乡。
首联“日南藩郡古宣城，碧落神仙拥使旌”，介绍古宣城是块圣地。碧霞满空，神仙都要摇动旌旗，在那里聚集。历史上的宣城 “易置不常，统治称重”宣城地灵人杰，便有凌侍郎这样的人才。
颌联“津吏戒船东下稳，县拥负弩昼归荣”，写凌策任广南西路转运使时，受命重新筹划从岭南运输香药至京师，凌策请求先由陆路运到南安，然后向北改为水运，只用士兵八百人，比过去节省下大量人力和大笔运费。由此，“卢之翰任广州无廉称，以策有干名，命代之，赐金紫。”凌策任英州知州期间，其时广、英路从吉河到板步二百里，每年盛夏瘴气四起，来往过客十死八九。凌策请求从大源洞开山修路，缩短了行程，方便了运输行旅。“由此，“代还，知青州。东封，以供亿之勤，超拜都官郎中，入判三司三勾院，出知扬州。”凌策押船营运、开山修路获得如此的成功与殊荣。
颈联“江山谢守高吟地，风月朱公故里情”，写凌策的家乡宣城原是谢朓、朱公的所住地。谢朓曾在宣城任太守，在府治之北陵阳峰上建室，取名“高斋”，吟出“空为大国忧，纷诡惊非一。安得扫蓬径，销吾愁与疾”等诗句，故有“谢守高吟地”之说。朱公即范蠡，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他出身贫贱，但博学多才，与楚宛令文种相识，辅佐越国勾践灭吴国，功成名就之后激流勇退，化名姓为鸱夷子皮，变官服为一袭白衣与西施西出姑苏，泛一叶扁舟于五湖之中。因古宣城 “禹贡扬州之域，”故有“朱公故里”之称。
尾联“曾预汉庭三独坐，府中谁敢伴飞觥”，赞扬凌策的功绩，一般人是不能比拟的。诗人不是从正面来写，而是用“三独坐”典，显示凌策身份的高贵及功劳之大。诗人说，如果人们要坐着喝酒的话，像凌策的大人，谁还敢与他并起并坐，传杯把盏，从侧面颂扬凌策的功劳。
晏殊诗词有其思想上与艺术上的独特追求。他希望以歌颂太平为出发点，艺术上又追求“气象”，同时也讲求词的可歌性。在宋朝的所有宰相中，晏殊也许算是活得最明白的一个。歌颂太平正是其诗词创作趋于一途的共同表现，这也是由晏殊所处的环境、地位决定的。他不少作品直接写酒增加宴席上的欢乐气氛。如《奉和圣制上元夜》、《浣溪沙》等。这首诗借写酒来歌颂凌侍郎及他的家乡，但在一定程度上向“温柔敦厚”靠拢，无凄厉之音，得中和之美，珠圆玉润，其中感情如陈年甘醴，看似平淡，品之味长。
这首《伤春》诗写的是诗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首句写诗人做的一个决定：对今春乐事早已安排好；次句用一个转折，推翻了之前的决定，也就辜负了好意送来春色的东风。第三句点明，不仅今年先做决定再推翻，而且年年如此；第四句指出年年辜负春光的原因。
春日可乐，而自己却非愁即病，年年都辜负了大好春光，这种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对立使诗人禁不住感慨万端，发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息。读罢此诗，诗人愁病交加的面容、苦笑的表情和自嘲的意味，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不假雕饰，自然浑成，而诗意诗味即在其中，这正是“诚斋体”的成功之处。
杨万里在《荆溪集自序》中谈到自己写诗时，曾说：“步后园，登古城，采撷祀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余诗材。盖麾之不去，前或未应，而后者己迫。”在他看来，平日所见所闻及所感似乎无不可以成为诗歌创作的材料，这和江西派“闭门觅句”，讲究“无一字无来处”，“虽只字半句不轻出”的苦吟自然是大不相同的了。但“诚斋体”也有其弊病：由于写作比较“随便”，有些诗艺术概括不够，境界不高，社会意义也不大。此首可以说是个典型。
首四句为第一小节，以初见石鼓的时、地领起。言时，用古史笔法，是长篇大赋的常用手段。言地，仅出“见鲁叟”三字，却既点明凤翔孔庙的所之地，又借此烘示出古鼓的庄重崇隆，意兼虚实。诗人从政伊始即思先睹为快，其渴慕之情可以想见。所以，“文字郁律蛟蛇走”云，既是“今见”的感觉，又实是“旧闻”的印证。石鼓的古拙而玄妙，庄严而飞动，以及诗人快慰而不满足，而亟欲深究的心情，竟都之短短四句之中显露出来了。
“细观初以指画肚”以下十八句为第二小节，具体描写了所见石鼓的情状。诗人不言其妙，而言“指画肚”的揣摩；不言其古，而言“箝之口”的懊丧。昔韩愈作《石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的喟叹，今诗人又瞠乎其后，如之奈何。然而，唯石鼓之妙而且古，令人欲罢不能。于是有“强寻偏旁推点画”的举动，一个“寻”字、一个“推”字，苦心孤诣，晰然可见。居然不无所得，前后辨认出“我车既攻”等完整的六句来，好比于器玩中识得古鼎、于星辰中识得北斗一般。“犹识”的“犹”字有聊以自慰之意，“仅名”的“仅”字却又见难以餍足之心，诗人此时，可谓憾喜参半。一脔既尝，必细窥全豹。于是诗人着力描摹了石鼓上其余的文字。“模糊”二句言其没者，斑驳漫漶，如瘢疤如胼胝，而残笔依稀。“娟娟”二句言其存者，秀见挺出，如缺月如嘉禾，而字形怪奇。“漂流百战”，回应前者，饱经风霜、硕果仅存，残破中有劲气。“独立千载”，回应后者，卓然标举、奇古无二，混沌中见精神。叙写至此，意犹未尽，故用“谁与友”的反诘。最后收束到石鼓的大篆书体，上与黄帝、仓颉的古文奇字分庭抗礼，下则哺育李斯、李阳冰的小篆，光前裕后。这八句用四组对仗，以存、没、显、隐的参错和对比来增加变化；句句如言石鼓之可识，句句又实言石鼓之不可识，然而，句句中却皆有石鼓的“古”“妙”二字之。用笔精炼，而石鼓的态势已历历之目。
“忆昔周宣歌《鸿雁》”以下十六句为第三小节，追叙石鼓的原始。石鼓经近人考证，断为秦时记载国君游猎的刻石，而唐宋人因“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小雅·车攻》的起句相同，多附会为周宣王时物。苏轼也不例外。
周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诗人以“忆昔”突作折笔，以下即转入了对宣王政绩的赞颂。特为拈明“歌《鸿雁》”，不仅仅是为同下句“变蝌蚪”作文字上的工对。《鸿雁》为《诗经》篇名，古人认为是赞美宣王的作品，《毛诗序》所谓“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这里正代表了宣王安内的治绩。诗人重点之歌颂宣王攘外的武功，故此处仅用一句为后文拓出地步，王文诰评作者“得过便过，其捷如风”，颇中肯綮。同样，次句表出当时太史籀变古文为大篆，亦隐含了文德修明的意思。诗人认为宣王的中兴，合乎天道人心，人心厌夷王、厉王之乱而思治，而老成干臣如方叔、召虎、申甫、尹吉甫等又适为之辅弼，于是轰轰烈烈，武功烜赫：东征淮夷徐戎，壮士猛如怒虎；北平玁狁之患，军队如其指挥。掌管外交传言的象胥官，不断献上出自外邦的战利品；方叔、召虎一类的功臣，接连领受国君隆重的赏赐。“杂沓”、“联翩”两组联绵字，可用乐章作比：前者如促节，回应战事的频繁；后者如缓板，状写胜利的平易。至此，诗人方点明石鼓的原委：宣王制鼓是为推重将帅亦即是推重拨乱的政治，而不是用于自颂和自娱。《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大雅·有瞽》：“有瞽有瞽，之周之庭······永观厥成。”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诗人断定石鼓是如《诗经·崧高》那样的颂功之作，与衡山岣嵝峰上的神禹治水碑同垂不朽；从宣王不炫己，以及鼓上无纪年、无作者姓名的情节上，进而推见了石鼓特出的一大长处，即“勋劳至大不矜伐”，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忠厚之风。结末的这段笔墨，实际上是对前所言石鼓辞密难晓的关应和生发。这一小节铺写酣畅，一气呵成。所谓物以人传，人亦以物传，著述宣王的“勋劳”，益见石鼓的崇高。之此小节中，诗人之笔已从石鼓的表象，进入了石鼓的内涵。
第四小节为“自从周衰更七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的十八句，写石鼓“义不污秦垢”。上文“欲寻”、“岂有”二句运用缓笔，似漫无收束，此处首二句即紧接着突兀而至，犹如天空中适才还是白云冉冉，陡然阴霾一布，霆雨将至，具有撼动人心的效果。“竟使秦人有九有”，诗人毫不掩饰对暴秦的憎恶。用一“竟”字，比用遂、乃、因、却等字更见感情色彩。“扫除”二句，为秦朝焚诗书、废礼乐的暴政先定一铁案。之这样严峻的形势背景之下，读者不禁要为石鼓的命运担忧。然而，诗人并未接写石鼓所遭受的浩劫，却串入了一段秦时石刻的情况。秦始皇、李斯等人，好刻石谀功，史载其先后于邹峄山、泰山、芝罘、琅玡、石门、会稽等处立石，这些石刻几乎便是秦人留与后世的全部文化遗产。其内容则无一不是“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语），如芝罘刻石词：“皇帝东游，巡登芝罘······烹灭强暴，振救黔首。”
苏轼不无讽刺地援引了这些话，然与前定案数语对读，可见是欺人之谈。诗人于此串叙中多用讥刺，如以“上蔡公子牵黄狗”称代李斯，预示其日后覆灭的下场；以“后者无继前无偶”状写秦人刻石的骄矜，然而，“后者无继”，又同时带有不齿于后人的寓意。串写这一段，起着两个作用：一是以秦人“刻石颂功”的伪与劣，反衬出石鼓“功大不矜”的真与高；二是谓秦石既如此作伪，石鼓自然羞与同伍，必定不见容于当世，由此领起下文“此鼓亦当遭击掊”，可见它历劫犹存的不易。昔韦应物《石鼓歌》也写到“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之犹悬隔”。但苏轼于此，挖掘得更深刻，发明得更透彻。石鼓究竟如何度此大劫，世无明载。诗人遂联想到另一“神物”———相传铸于夏禹时代的九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石鼓不显于秦，当亦是鬼神暗中呵护吧！这里以“传闻”证未传未闻，虽以不解解之，但揆度合于情理，又仍关应全篇所叙述的石鼓的古、妙、真、高，可谓神来之笔。
最后四句为第五小节，以感叹石鼓的长存作尾。前面极力铺排石鼓经周之盛，历秦之衰，此处仅用“物自闲”三字轻轻带住。前面大量篇幅驰神走笔于石鼓之中，此处却又忽出作者，与起首四句呼应，而余意固无止尽。
苏轼擅长比喻，描写一件事物，有时接连用比喻，使人应接不暇。此诗即是一例。而此诗还有一大特点，即几乎全篇运用对仗，于整饬中求变化。不少地方开合雄阔，使人浑然不觉。不可否认，有些对句互文见义，少数甚而有合掌之嫌，但细细品味，作者于上下句总求各具重点，尽量扩大其内容的涵量。诗人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之此以前，韩愈、韦应物俱有《石鼓歌》，韩诗尤为著名。韩诗以己身与石鼓的关系为经纬，酣恣行笔，而苏诗则以客观为主，欲免雷同。正因如此，后人往往以此二诗相比，并称名作。苏轼作此诗时，意中处处有韩、韦诗之，于是争奇逞胜，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太过。然而，之前人留下的不多余地中，复以格律自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尤见功力。
此诗以轻松平淡语言作侧面讥刺。前两句叹牡丹价格昂贵而豪家权门挥金如土满不在乎。三句转出，末句直抑。以物比物，写牡丹花与普通蜀葵花差不多。全诗谴责官僚贵族豪华奢侈，任意挥霍民膏民血，同时流露出反对奢靡浪费和对民生疾苦的隐忧关心之情。
“近来无奈社丹何，数十千钱买一颗”，一开始写出了自己爱花而又无钱买花的矛盾心情。“无奈牡丹何”，即对壮丹无可奈何之意。造成这种状况，作者交待了原因：数十千钱买一颗。用“数十千钱”与“一颗”，在数字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从而突出了花的昂贵，其中已经揭示了买花富人的享乐，以及百姓的贫苦。正如白居易写的“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一株开了百朵花的红牡丹，价值竟相当于“五束素”匹帛，“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买一丛艳丽的鲜花，竟要花掉十户中等人家的赋税。这无可奈何之谙中，蕴藏着作者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
尽管花的声誉这么高，看来作者无力买花，因而难得赏玩。因为最后他写道：今朝始得分明见，也共戎葵不较多”，到令天他才分明看到，牡丹花与普通的戎葵差不多。陈标《蜀葵》诗曰：“眼前无奈蜀葵何，浅紫深红数百案。能共牡丹争几许，得人闲处只缘多。”农村里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乡下姑娘喜欢风仙饼子花，处处人家都有它，城里姑娘喜欢牡丹富贵花，三天一过眼巴巴”，这都说明蜀葵这种花相当普通，品级很低。作者在这里将富贵之花壮丹同普通的蜀葵作一对比，认为这两者差不多。简直是震聋发聩。实际上潜台词是：牡丹花也不过如此，何必不顾民生疾苦，将价格抬得如此昂贵呢？言外之意尖锐讽刺了挥金如土、穷奢极欲的达官贵人。
咏牡丹的诗多写其艳丽不凡和高贵风格，这首诗一反常笔，表现了作者新奇立意。一个‘始”字，“也”字，寄寓了作者深沉的感慨。全诗无一明显论褒贬之词，然而诗人的好恶之情却又得以充分表现，足见诗人手法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