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西游记》第八回中，如来佛祖唤聚诸佛，开设“孟兰盆会”，这首《苏武慢》就写在这一章节的开篇之处。
这首词的上片前面六句，从反面入手，描述了多少参禅求道的人，痴迷于无法办到的事情中，到最终也是一事无成。再接着的五句，是正向表述了佛法无边，佛法的神通广大。但是只有真觉悟了才能达到佛法的最高的境界，才能够脱离掉六道轮回之苦。
词的下片反复渲染了想要达到佛家的最高境界，是必需经历无数艰难险阻，千辛万苦，云深雾锁，冰崖千丈。但真的又有谁能够听得到杜鹃的呜叫，寻找到佛祖的身影呢。只有披艰历险，溯源探流，才能够窥见到佛祖的光芒。
这首词摆脱了佛理诗词的抽象空洞的议论，而是通过意象、比喻和对比等手法，表述了参禅求道的感悟，因此较有韵味。
这是一首描写以煮盐为生的穷灶户的诗。诗的首二句描写灶户居室之陋和夏日煎盐之苦，末二句写与煎盐之苦相比，在炎日下偷闲就可以看作是乘凉了，通过对比，深切地表现了灶户之苦。全诗真切易懂，朴素自然。
首句“白头灶户低草房”，描写劳苦一生的已经白发苍苍的灶户居室之陋；第二句“六月煎盐烈火旁”，描写夏日煎盐之苦，概括了灶户们的无限辛酸，也包括了诗人的无限辛酸。《如皋县志》对灶民的生活有所记载，可以参看。他们的居处是“缚草堤坎，数尺容膝，寒风砭骨，烈日铄肤”；他们夏天煎盐的情况是“暑日流金，海水百沸，煎煮烧灼，垢面变形”。这些记载，可为此诗首两句作注。据吴嘉纪诗最早的刻本（康熙初周亮工所刻赖古堂本），白头句作“场东卑狭海氓房，六月煎盐如在汤”，可以参看。白头句造语更为平易朴实，近乎白描，似胜于原来的场东句。以平易之语，写惊心之情，更能表现吴嘉纪诗的特点。
读完首两句，已可想见灶民之苦。但诗人并不满足于此，即不满足于一般的艺术效果，而要求充分的能够震撼人心的效果。三、四两句出人意外：和煎盐之苦相比，在炎日下偷闲就可以看作是乘凉了。人们不一定有煎盐的经验，但在烈日下流汗的经验是有的。两相比照，就可以更深地体会到灶户之苦，诗人所要求的艺术效果也就达到了。
吴嘉纪写过不少反映灶户和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诗。但一首绝句，只能选取最有特征的断面，写出诗人最深的感受。这首诗只集中在夏日煎盐一点，加以独特的处理，如三、四两句是一般诗人想不到写不出的。这是这首诗的成功处，也是诗人的高明处。
“捣练子”既是词牌，又是这首小词的题目。练是一种白丝熟绢，须用木杵在砧石上捶击而成；令指小令，是短歌的意思。作者在这首仅有二十七个字的小令中，着力表现秋夜捣练声给一个因孤独苦闷而彻夜难眠者带来的内心感受，含而不露地传达了一种难言的心理隐秘与情绪气氛。
境界的鲜明如画与意象的深蕴含蓄是这首词在意境创造上的主要特征。作者采取了类似电影推摄的手法，运用远、近景跳切镜头，从全景到近景，逐渐推出抒情主人公的特写。前面两个三字句，“院”与“庭”的遣词实际上并非同义反复，那是两个远、近景跳切镜头的巧妙组合。“深院”是世家豪族的深宅大院，所谓“侯门一入深如海”、“庭院深深深几许”是也。这是着眼于全景。“小庭”则是这整体中的一个单元，即千重万落中的一个独立小院，一个小天井。镜头从全景推近，把读者不知不觉地引入画面，置身于一个具体可感的环境之中。以上还只是画面的形，属于表层特征，还未抓住其中的“神”，即画面所蕴内在的深层特征。两幅画面分别用两个极平凡的字“静”和“空”来点化，应细加体味。借大宅院之“静”，当不仅仅是客观外在的安静、清静，在词语的深层结构中融入了强烈的主观情绪。那是静得让人恐惧，静得让人透不过气，是在心理压抑下而产生的一种深在的静谧感。
小庭“空”，更明显不是客观意义的空空荡荡。这样的贵族之家，仆人丫鬟总不会太少，花木池台、金井玉栏大约也是有的，作者偏偏用个“空”字，一笔抹去，就只能说是他的主观感觉在作怪，一切都视而不见了。原来，处在巨大建筑群落中的一个小天井，本身就带有一种压抑感和冷落感，一个寂寥空虚，百无聊赖的人处身于这种氛围，那当然会加倍感到难以忍受的孤独、郁闷和焦虑。
“断续寒砧断续风”，更渲染了这种沉寂、静谧，那木杵捶击石砧的咚咚声被阵阵悲凉的秋风荡来，时轻时重，时断时续，无止无休更加深了主人公的孤寂感。寒砧，即捣练的石板，这里指代寒秋中的砧声。“断续”一词的重复，是有意的安排，不仅体现了作者避巧就拙，崇尚素朴的语言风格，而且逼真地传达出捣练声在秋风中飘忽不定的神韵。更为重要的，这种似往而还，若断若联，飘荡空灵的听觉效果，又与抒情主人公内在情绪的延展变化节奏完全合拍。接着作者进一步把镜头推近，画面上映出抒情主人公的特写：夜深了，秋月如水，随同寒砧声从门窗一起泻入，搅扰得他心神不宁，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无奈”二字，使读者似乎看见了他那紧皱的眉头和无限焦虑而又无可如何的眼神。这才是词境的核心，画幅的焦点，以上的镜头画面都是这个焦点的烘托和铺垫。几声寒砧就会把主人公折磨得彻夜失眠，是因为它是一个特定的情感符号，包含着特定的情感信息。
在古代诗歌中，捣衣或捣练声常常用来表现征人妇对远戍边关的丈夫之思怨。如，南朝刘宋文学家谢惠连有一首著名的《捣衣诗》，保存在《文选》里，写的就是这种征妇怨；北周庾信的《夜听捣衣诗》，主题是“谁怜征戎客，今夜在交河”；初唐诗人沈佺期的《古意呈补阙乔知之》一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九月寒砧催木叶，十月征戍忆辽阳”；李白的《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自是任人皆知了。由此可见，寒砧声作为一种情感的形式或象征，逐渐抽象化、符号化，已经凝固到文学传统之中。既是一种情感的符号，就有引发特定心理情绪的心理导向功能，当然就不仅仅限于征妇怨，也可以是一般夫妇、情人的思忆之情，甚或是实际并无具体对象而纯属某种心理感觉的类似情绪。而这首小词却具有这样的特点：境界单纯，明晰，确定，而意象却扑朔迷离，模糊朦胧。那么，这里是指情人，征夫，故旧，或是故国。作者或许当时确有具体所指，或许本来就是一种莫名的心理情绪和感受，所谓“此情可行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是也。有些作品，越是意象朦胧，留给读者参与想象、创造的余地就越大，其审美价值也越高。
这首小词可以说就是这样一首优美的朦胧诗。对于这一点，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已有所发现，他曾说李后主“兼饶烟水迷离之致”（《渌水亭杂识》）。纳兰氏十分准确地指出了李煜词直抒胸臆之外的另一种含蓄风格。
诗写得很别致。对于友人的离去，他送过一次之后，离情别绪更加浓烈，于是就趁着友人还没起程，又摆下酒宴安排歌舞，与之“重别”。按照常情，这次相别，一定是两情相依恋恋不舍，“骊歌愁绝不忍听”。但是诗人为了减轻朋友的痛苦，却抢在前面先说：“莫道秋江离别难，舟船明日是长安。”“秋江离别”，在读书人心中，似乎早就有许多伤情的沉淀，其“难忍之情”恐怕是公认的。何况目下，又是他和李评事遇到的现实。然而诗人却不让说这些，用“莫道”一下子把话题引向他处。说你明日就踏上去往长安的路途，哪里有什么难？既然不难，当然也就不要说什么难了。这话是极巧妙的。友人明日登程，可逗留的时间很短。诗人抓庄这一点，把离别之快转换成了走得容易：把不忍分离之“难”的内涵完全抽去了。这样，“秋江离别”便无“难”可言，且以人们乐意接受的姿态出现在面前。
“吴姬缓舞留君醉，随意青枫白露寒。”诗人以诙谐的巧言把李评事的思绪引升之后，便开始热情地劝他开怀畅饮，尽欢至醉了，说出来的都是热情话，没有吐出半个愁字。但是不言愁并不等于不存在愁。诗人所以不言，正表明他内心藏着深深的愁情，也正是因为他有愁情，才偏偏让人“莫道”，怕朋友勾起愁绪。而怕朋友愁自己就强压愁绪这种作法又使人感到了昌龄对朋友的一腔挚情。
昌龄是一位很重友情的诗人。他在芙蓉楼送辛渐，是话别通宵。这次送李评事，是一别再别。同是相别之情，表现方法却不一样。《芙蓉楼送辛渐二首》，先是“寒雨”、“楚云”给蒙上一层愁网，然后在感情逆转中，更显其光明磊落之心；这首“重别李评事”，则是在欢情的推进里显现抑制的别绪。近人刘拜山评论说：“别在明朝，留在今宵，而今宵之缓舞延歌，正为明朝之远别，特见缠绵至深。”这“缠编”之情，说穿了，还是首句中“秋江离别难”的那个“难”字。诗人有意压它，反使它更加明显。看来诗人是很幢得反作用这个理的。
诗以逆振开篇，接下第二句正说“不难”．第三句因“不难”故以吴姬缓舞留醉，第四句既醉则忘情而适意。全诗借第一句逆振取势，语意顺流而下，婉曲的表达出对友人依恋之情。
这首七绝，毛泽东留有的手迹目前见到的共有五件，其中一件的落款时间为1960年12月，修改定稿则在1961年2月。该诗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上，题为“为女民兵题照”。诗中的“红妆”、“武妆”的“妆”字已改为“装”，“飙爽”也改为“飒爽”。此后，毛泽东的这首《为女民兵题照》，通过各大媒体传遍全国，并作为歌词谱曲，唱遍了大江南北。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是对女民兵“演兵”的艺术概括。题照诗，对照片上的形象用诗的语言可以作某种艺术概括，这里作者用“曙光初照”，形象地点出了时间，用“演兵场”描述出具体环境的“空间”。在这特定的时空中，烘托出一种“全民皆兵，严阵以待”的尚武气氛。对照片上女民兵这一主体形象的出现，诗中并没有像小说那样对具体肖像进行多侧面的细致的刻画，而只选择女民兵身背的“五尺枪”作为特征性的“非有机体”符号物造型的主体。
枪，对于一个兵来说是第二生命。所以，枪在女民兵身上，已经充分人格化了，已经成为她作为兵的整个“机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作者在从外部观照实写的基础上，又从人物的气质和神韵方面作勾勒。“飒爽英姿”，正是对女民兵最恰当的概括。题照诗，不从照片上立体形象的“形”的复现，而要在人物的“神”方面着眼。因为诗中所描绘的形象，无论如何不如照片上的形象那么直观和鲜明，而对照片上形象提神摄魄的勾画却正是题照诗的神来之笔。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是对照片形象的直接议论。作者是反对在诗中“直说”的。他说：“诗歌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但是，作为题照诗，与古代题画诗一样，不仅允许，而且可以成为它的某种特色。沈德潜论杜甫题画诗时曾精辟地指出：“其法全不在彩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真鹰开出议论，后人可以为式。”（《说诗碎语》卷下）因此，在“说到真马真鹰”的基础上“开出议论”，被看作是题画诗的一种方法、一种“模式”、一种体式的特点。
作者的题照诗采用议论这一特殊方法的，这种议论是对女民兵精神的一种升华。“中华儿女多奇志”，作者把艺术视野从照片上单个的、具体的女民兵，上升到更为众多、更为普遍的“中华儿女”的整体性形象上，许多非同一般的奇特的伟大志向，其中令世人瞩目，最值得称道的则是“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里的“武装”既可实指军人的装束，也可以泛指“武装斗争”。中华儿女所爱的不是传统的“红装”打扮，而是与中华民族自立和腾飞患息相关的战士的“武装”。作者从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高度高瞻远瞩，热情赞颂了中华儿女尚武的壮志。
作者用想象之笔来描写，运用理性之思来议论，使形象思维与理性思维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从女民兵的鲜明形象着笔，进而抒发感慨并将女民兵形象的美提升为精神的美，进入到一种全新的境界。它由景致情，由情入理，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民兵描写得生龙活虎，成为一篇赞美女性的难得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