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感旧，写一歌妓独处深闺的怨恨和相思。第一、二句写歌妓自我申辩，承担不起绣有鸳鸯花纹的衣裳。歌妓这些感情的困扰，压抑的痛苦，是负心郎对歌妓的偏见造成的，表达了词人对人性不平等的悲观，“莫怪”，“不胜”都强烈地反映了女性的抗争。第三、四、五句写歌妓对负心郎行为的披露。在“垂杨系马”处，负心郎依旧 “游冶”、“轻狂”。“薄幸”是披露负心郎薄情，“游冶”是披露负心郎寻欢作乐。“贪”是披露负心郎追求声色，“态轻狂”是披露负心郎放纵轻浮。词人点明这些披露，为的是追求女性平等，追求社会心理平衡。这种主张不向男性妥协而奋心抗争，是词人为女性追求人性平等、推动社会进步的表现。
下片写伤今，写歌妓被冷落后的遭遇、抗争与矛盾心态。前三句描绘歌妓被冷落后的遭遇。“花谢”、“絮飞”、“春又尽”，不仅点明了他们分手的时间，而且点明了他们情爱已经到了尽头。令人痛恨的是，情感又陷人“断弦”、“尘管”、“啼妆”之中，令歌妓流泪怨愁。这是控诉和反抗，是女性可贵的觉醒。最后发出自信的呼唤，不信以往的道路走错了，坚信自己看准的道路要走下去。然而，歌妓终于从痛苦中发现，夫妻关系的失败会导致人生全盘皆输，歌妓又不得不向负心郎妥协，压抑着自己的人性平等、人格尊严。“怕见”负心郎“动于颜色”，还把希望寄托于张生与莺莺式的“不为傍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的良心发现。这种抗争、矛盾、妥协与良心发现，反映了歌妓的也是词人的思想局限性。
全词用第一人称的写作手法，叙述了一位被丈夫冷落的歌妓为了人性平等而抗争的故事。这是中国歌妓在宋代社会追求人身自由与尊严解放的一位杰出代表。该词的意义就在于向世人呼吁，追求女性平等与女性尊严是人类历史永恒的主旋律，必须长久地演奏下去。
《战国策·楚策四》记载的这一段史实，讲述的是庄辛见到楚襄王，大胆直言，规劝襄王终日与幸臣为伍，淫逸奢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襄王不但不听庄辛的忠言劝告，反而恶语相向，庄辛预料楚国必亡，于是避祸于赵国。秦果然攻克鄢、郢、巫、上蔡、陈之地，襄王流亡藏匿在城阳，楚国几乎遭到亡国之祸。于是，楚王派人招回了庄辛。庄辛以由小而大，由物及人的比喻，层层深入地告诫楚襄王为王的道理。庄辛最终说服了楚襄王。楚襄王封庄辛为成陵君，并用庄辛之计重新收复了淮北之地。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庄辛以浅显生动、寓含深刻的层层比喻，以及前喻后正的手法，告诫楚襄王不能只图享乐，而应励精图治，"以天下国家为事"，否则必将招致严重后患的道理。
《获麟解》中作者以麟设喻，说明了自己的为人及出仕的时机和意图，感慨卓有才识之士不为封建统治者所用，寄托了怀才不遇的一腔怨愤。
据《春秋》和《左传》所写：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钮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麟。即麒麟，古人以之作为象征仁人和吉祥的动物。麒麟历来被人们视作祥兽，而作者却另辟蹊径，认为其长相奇特，也可“谓之不详”。他认为麒麟之所以被视作吉祥的象征，是因为出现在圣人在位的时候；如果它出现时没有圣人在位，那么就可以说它是不祥之物。
韩愈抓住“祥”与“不祥”、“知”与“不知”这两对对立的字眼作眼目，在行文过程中通过这两对词语的转换，抒发了自己的不平之鸣，表现了自我的自怜自重而又自怨自艾的意绪。细咀此文，方能在含蓄与委婉的笔调中看到悲愤。作者意在说明如果没有圣人当道，即便出现了像麒麟一般罕见的杰出人才，恐怕也只能孤愤一世，自怨自艾。作者以麒麟自喻，说明了自己的品行和出仕的意图，感慨卓有才学之士不为封建的统治者所重用。寄托了怀才不遇的怨愤。
作者由“祥”说入“不祥”，并以“不祥”立论，强调麒麟作为灵兽具有的象征意义远大于本身，做足文章，反复辩论，乃有其寄托。作者抒发怀才不遇。不为圣主所知，才是文章的真意。文章短小，不满二百字，而抑扬开合，变化转折，似有长篇之势。
文章虽短，曲折甚多．层层转折，表意颇为含蓄委婉。几反几复之中。使论述的观点更为明确、深入。文章越短越曲折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