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低吟春愁的小诗。作品寓情于景,通过一系列清冷寂寞的环境景物描写,从中自然流露出作者心境的孤寂与凄恻。作品虽然以抒情为目的,却丝毫也不涉及心理的倾诉或客观的议论。作者的全部情绪,都通过景物的选择与渲染表现出来。情在景中,景即是情,景随情生,情景交融,具有相当的感染力。
首句交代大环境。北国之春,寒意袭人,不仅点明节令,也暗示作者心头的清寒与凄冷。“恻恻”二字双关,既强化春寒的料峭,又暗指作者心绪的凄恻。门虽设而常关,既写环境的幽静,同时也写作者无人过往的孤独的处境,进一步流露出其内心的孤寂之感。
次句写“重门”之内室中的景象。香炉尚有余温,却已不再有袅袅香烟萦绕。室外既冷寂凄清,室中也没有了生机活力,到处都是一片死寂。香炉既有余温,室中当然尚有人活动,并不是无人居住的空房。但“香残”而无人续添,可见主人公心绪的慵懒。诗意至此,暗点出主人公的存在,以及他处境尤其是心境的寂寞,含蓄委婉,用笔至为曲折。
“燕子”一句,由室内的孤寂引出联想。往年的春天,这里也是这般寂寞,不过,秋去春还的燕子,也还能给孤独的居室增添一点生趣。而现在,却连燕子也不再归来,一切都静到了极点,没有丝毫的生命的痕迹。只有落红片片,表明春光逝去,还和往年一样。这一句,从晏殊《浣溪沙》: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化出。晏殊的词,从年复一年燕来花落的自然循环中,感受到年华易老,人生短暂。本篇暗用晏词而更寥落。
春光已经凋残,连燕子也不再回来,一切都陷入一片寂静凄凉,死气沉沉。只有庭外的风雨,还在淅淅沥沥,送走了难熬的永昼,迎来又一个黄昏。不过,风自风,雨自雨,似乎没有在主人公的心上掀起一丝波澜。一个“自”字,极写主人公情绪的消沉低落。“听风听雨过清明”,“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愁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阴。”“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前人往往爱以独对凄风苦雨的镜头,形容人的孤独寂寞与百无聊赖。本篇却反其意而用之,连庭外的风雨,也无心理睬。真正是心如止水,万念俱灰了。全篇虽然没写一个“愁”字,而无边的春愁,却早已弥漫到整个世界,并自然浸透到读者的心间。
这首诗作于公元750年(天宝九年)。当时,诗人供职于高仙芝幕府,不受重用,因而心情压抑,此时诗作中大都有思乡之语,这一首为其中最沉郁、伤感者。
首联两句以鲜明对比来说明离家西行已越发遥远,返回之期更是渺茫,只能在极度思乡之时偶尔回首而已,可是行程仍然继续往西,那种无奈与沉痛扣人心弦。颔联写自然环境的恶劣和景物的重复单调,使诗人在无聊的旅途中,更增对家乡的怀念。颈联极言时间之延滞,路途来回之遥远,表明诗人对域外生活已经十分厌倦,如此则更见思乡之苦,思乡之切。尾联写诗人与友人分别后不到一年就头鬓斑白,可见其受愁思煎熬之深。
可以说,李白对峨眉月始终未能忘怀,就是万里远游之后,也一直既看且忆,更感觉她相伴而行。而今在黄鹤楼前看见来自故乡的僧人,他带来了峨眉月,这明月定将伴送他到长安去。这明月不仅照到江夏,照到长安以及周围的秦川,而且回到蜀中仍有峨眉月相伴。其实,万里共明月,本无所谓这里明月那里明月之分。但是,这一方面可见李白对故乡月亮情有独钟,另一方面对比自己身似浮云,滞留吴越,羡慕蜀僧归时还可见到峨眉月。
此诗从“我”到月,从月到僧,再写到月,侃侃谈来,动感强烈,毫不气窒,充分显示出李白作为歌行高手的水平。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郑文焯与友人张嵌(石楼)、王善(石壁)一道游苏州的邓尉山,作此词以纪之。邓尉山,在今苏州市西三十公里处的光福镇,相传东汉司徒邓尉曾隐居于此,故名。又因山上多梅花,早春时节,梅花盛开,暗香浮动,雪白一片,故亦称“香雪海”。郑文焯不乐仕进,曾在江苏幕游四十多年,晚年于苏州造樵风别墅,卒葬邓尉山。可见,他与邓尉山有着特殊的感情。郑词一向多萧散、隐逸之气,邓尉山又是古人隐居之处,三两好友,兴游邓尉,自然会产生一种隐居乐道、闲适恬静之情。
上片三句,笔笔描春,却又字字含情,于空灵恬淡之中见出作者人格和志趣。梅子半青半黄,当在暮春时节。微雨杂晴,山岚空蒙,阵风掠过,林木摇翠,湖水泛光。天空中鸟雀翩翩,明晰如剪。这意境,浑如一幅色彩明丽的画图,十分诱人。郑文焯多才多艺,他精于音律,擅于绘事,有很高的艺术修养。这首小词便溶入了绘画的表现手法,剪裁精当,色调分明,层次感也极强烈:远处浩渺的太湖,近处半熟的梅子,山峦叠翠为中近景,鸟雀斜飞是巧妙的点缀,词句之饱含色彩、富于画意,是非常明显的。至于词作的炼字琢句,亦见工巧,首句明显是从贺铸《青玉案》中的“梅子黄时雨”点化而来,着一“杂”字,意境又有所丰富。“浮翠”二字,写出了风和林木的动势;湖而缀一“明”字,则扩大了画面的空间,同时突出了色调之明快。“带”字也从贺铸词《浣溪沙》中之“淡黄杨柳带栖鸦”句而来,意境则扩大得多。“闲云高鸟”,乃词人主观闲适之情的物化,即是移情作用了。此等用法古人不乏其例,于此更可见出作者的心境人格和审美情趣,即闲适萧散的隐逸之思。“身轻”二字,本于杜诗“身轻一鸟过”(《送蔡都尉》),然又着一“共”字,则隐喻了作者与共游者的轻松爽畅。总之,这里通过对“闲云高鸟”的企羡,抒发了作者的心志,从而使抒情主体与自然美景融为一体,于虚涵浑化中,造成了一种谐调统一的艺术意境。故上片虽是写景之笔,其情致却是婉曲而深含的。
下片写游山之奇趣和总体感受。山果随处可摘,无须论价;野花俯身可采,不知何名;淡烟雾霭,游人如行画中。真是野趣可掬,其乐无穷。细味作者旨意,山果、野花分明蕴藏着更深一层的含义。它们默默于山间一隅,甘于寂寞,与世无争,其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呢?然而,换一个角度视之,它们自由自在,远离尘世喧嚣,不就是怀隐逸之志的作者品格的象征吗?这仍然是一种将主观人格精神作用于审美对象之中的表现手法。
我们知道,郑文焯以北人而长期淹留江南,雅爱吴中山水形胜,其性情“淡于名利,牢骚不偶”(俞樾《瘦碧洞序》);“姿格散朗,神思萧闲”(易顺鼎《瘦碧词序》)。他的钦羡山果、野花,甘于长在烟峦画中,正是他人格精神的自然流露。
在“清末四家”词人中,郑文焯称得上最精音律的一位。小词音节泠泠,句妍韵美,且一字不闲,意多味厚,诚为不易。陈锐评其词曰:“郑叔问词,剥肤存液,如经冬老树,时一着花,其人品亦与白石为近。”(《裛碧斋词话》)“经冬老树”云云,语甚恺切。味此小令,概见郑词之淡远劲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