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
第一、二句人指出,即使是李白、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他们的诗篇也有历史局限性。
第三、四句诗人呼唤创新意识,希望诗歌写作要有时代精神和个性特点,大胆创新,反对演习守旧。
世人常常用这句诗来赞美人才辈出,或表示一代新人替换旧人,或新一代的崛起,就如滚滚长江,无法阻拦。
此反映了作者诗歌创作贵在创新的主张。他认为诗歌随时代不断发展,诗人在创作的时候也应求新求变,并非只有古人的作品才是最好的,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格的诗人。写出了后人继承前人。本诗虽语言直白,但寓意深刻。“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一句表达了文学创作随着时代变化发展的主题思想与中心。
赵翼论诗提倡创新,反对机械模式。他通过对诗家李白、杜甫成就的回顾,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各个时代都有其标领风骚的人物,不必为古人是从。诗歌也应随着时代不断发展。
其三
这是一首作者表白自己的艺术主张的诗。指出文艺批评应提倡有独到的见解,不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评论诗词的好坏优劣,应当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哪个,而不能像文坛艺苑中的某些人一样,心口雌黄。马克思哲学认为,要做到独具慧眼,深刻地认识、把握事物的本质,一是必须在实践中占有大量的感性材料;而是必须善于对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实现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和发展。
前二句点出在纷纷的艺苑里各种说法鱼龙混杂,这时 需要的是独具慧眼,有自己的视角和观点。当然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需要自己有深厚的学养和阅历,成为“高人”。
后二句作一形象的比喻,用矮人看戏作比,矮人看戏时被前边的人挡住目光,哪里能看到戏台上的场景?戏散大家一起谈起来时,只能是附和人家的说法。这就好比我们自己对“艺苑”的看法,如果自己学力浅薄,不能“独具只眼”,那就只能“随人说短长”了,这种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的行为作者是坚决反对的。
这首诗继承以诗歌体裁论诗歌的传统,见解卓异,说理畅达。全诗看似佶手拈来、随手而出,但却具有极为精辟深刻的理论内涵。李白、杜甫被称为诗中仙圣,在唐代即受到推崇,如韩愈在仕由逝世时才3岁,后来他熟读李杜诗篇,作有《调张籍》一诗,其中有“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等语,可谓敬佩得五体投地。而后世特别是明清两代,对李杜的崇拜更是前所未有,并且普遍地认为诗自唐以来诗道不振,一代不如一代。甚至有人还提出从《诗经》以来每况愈下、自宋元以来无诗之论,这种看法在明清诗歌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
诗人开篇即总论概述了这一普遍现象,以李杜为代表指出了他们的诗作固然光耀千秋,流传万古,其崇高地位与普及程度已是脸炙人家传户诵。接下来却陡然转笔,尖锐地指出了这种情况带来的另外的弊端:熟极而流,不仅令人觉得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新意,而且还隐隐含有这一现象在某一程度上阻碍了后世诗人的创新之意,其见解之深刻,笔触之辛辣,思虑之周到,足以发人深省。前两句并非真足在贬低李杜,而是为下文略作铺垫而已,以下即转入主题的抒发。
《哀郢》结构上最为独特者,是用了倒叙法,先从九年前秦军进攻楚国之时自己被放逐,随流亡百姓一起东行的情况写起,到后面才抒写作诗当时的心情。这就使诗人被放以来铭心难忘的那一幅幅悲惨画面,一幕幕夺人心魄、摧人肝肺的情景,得到突出的表现。
《史记·屈原列传》载,楚顷襄王立,令尹子兰谗害屈原,屈原被放江南之野(郢都附近长江以南之地)。《楚世家》又载顷襄王元年“秦大破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秦军沿汉水而下,则郢都震动。屈原的被放,也就在此时。
此诗不计乱辞,可分为五层,每层三节。前三层为回忆,第四层抒发作诗当时的心情,第五层为对造成国家、个人悲剧之原因的思考。乱辞在情志、结构两方面总括全诗,为第六层。
诗的开头,诗人仰天而问,可谓石破天惊。此下即绘出一幅巨大的哀鸿图。“仲春”点出正当春荒时节,“东迁”说明流徙方向,“江夏”指明地域所在。人流、汉水,兼道而涌,涛声哭声,上干云霄。所以诗中说诗人走出郢都城门之时腹内如绞。他上船之后仍不忍离去,举起了船桨任船飘荡着:他要多看一眼郢都!他伤心再没有机会见到国君了。“甲之鼌(朝)”是诗人起行的具体日期和时辰,九年来从未忘记过这一天,故特意标出。第一层总写九年前当郢都危亡之时自己被放时情景。
诗作第二层,为“望长楸而太息兮”以下三节,写船开后仍一直心系故都,不知所从。“长楸”意味着郢为故都。想起郢都这个楚人几百年的都城将毁于一旦,忍不住老泪横流。李贺说:“焉洋洋而为客,一语倍觉黯然!”因为它比一般的“断肠人在天涯”更多一层思君、爱国、忧民的哀痛。诗中从“西浮”以下写进入洞庭湖后情形,故说“顺风波”(而非顺江流),说“阳侯之氾滥”,说“翱翔”,等等。
“将运舟而下浮兮”以下三节为第三层,写继续东行时心情。“运舟”指驾船、调转船头。“上洞庭”言由洞庭湖北行,“下江”言顺流而下。去之愈远,而思之愈切。诗人之去,可谓一桨九回头,读之真堪摧人泪下。
“当陵阳之焉至兮”以下三节为第四层,写诗人作此诗当时的思想情绪。在这一层中才指出以上三层所写,皆是回忆;这些事在诗人头脑中九年以来,魂牵梦萦,从未忘却。“当陵阳之焉至兮”二句为转折部分,承上而启下。此陵阳在江西省西部庐水上游,宜春以南。《汉书·地理志》说:“庐江出陵阳东南”,即此。其地与湖湘之地只隔着罗霄山脉。大约诗人以为待事态平息,可以由陆路直达湖湘一带(俱为楚人所谓“江南之野”),故暂居于此。
诗作第五层,即“外承欢之汋约兮”以下三节,承接第四层的正面抒情,进而揭出造成国家危难之根源。朝廷那些奸佞之徒善于逢迎奉承,不仅因为他们无能,还因为他们无忧国忧民之心,只知为了一己的利益而诬陷正直之士,所以在治国安民方面实在难以倚靠。但关键还在于当政者喜好怎么样的人。“憎愠惀之脩美兮,好夫人之忼慨”,便是屈原对顷襄王的评价。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作品表现的思想是极其深刻的。
诗的前三层为回忆,其抒情主要通过记叙来表现;第四、五层是直接抒情。乱辞总承此两部分,写诗人虽日夜思念郢都,却因被放逐而不能回朝效力祖国的痛苦和悲伤。“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语重意深,极为感人。全诗章法谨严,浑然一体。
诗作结构上表现了很大的独创性:一,开头并未交待是回忆,给读者以身临其境之感,留下深刻的印象。二,四句为一节,三节为一层意思,很整齐。语言上的特点是骈句多,如“去故乡而就远,遵江夏以流亡”、“过夏首而西浮,顾龙门而不见”、“背夏浦而西思,哀故都之日远”等,既富有对偶美,也有助于加强感情力度。在风格上,徐焕龙《楚辞洗髓》谓之“于《九章》中最为凄惋,读之实一字一泪也”,诚然。
这是一首咏物词。词的上片写秋风摧残下衰柳枝条断折、树叶飘零的景象,下片写栖柳寒鸦纷纷离去和柳色春光难再的感叹。作者借咏衰柳,寄寓亡国之痛与复国无望的哀伤。这首词借衰柳象征明王朝无可挽回的失败命运,抒发沉痛的故国之思;物象鲜明,抒情气氛浓郁。
词的上阙,写衰柳叶落不能归根。开头三句,用拟人手法提出问题:为我问一问西风,因为什么它那样怨恨杨柳,百千次地旋绕衰柳狠吹,苦苦地要把系情的柳丝折断。“情丝”眷恋明朝的土地,“叶叶飘零都不管,回塘早似天涯远。回塘周围自然种柳,有唐严维“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为证,故回塘也指衰柳所在。既然西风把柳口卜吹尽,四处飘飞,那么早就离生根的土地远如天涯了。叶落归根已不可得,这两句说尽柳树的衰败、叶的飘零的绝境,象征着明朝遗民无所归附的命运。
词的下阙写衰柳春光不在。先从寒鸦写起,与上片相衔接。李白诗云:“杨柳可栖鸦”。那是春正浓,现在柳已衰落,故阵阵寒鸦无枝可栖。它们都去趁夕阳的温暖,没有谁还留恋衰柳。言外之意是说,明朝大势已去,已经无法挽回了,所以多数人自找温暖栖身之地。“梦里鹅黄拖锦线,春光难借寒蝉唤。”“鹅黄”、“锦线”形容垂柳的新生姿态,但这种景象只不过是梦中所想,寒蝉与衰柳都是秋天景物,二者只能在秋天同归于尽,又怎能靠它来唤回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