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龙吟》，又名《龙吟曲》、《庄椿岁》、《小楼连苑》。《清真集》入“越调”，《梦窗词》集入“无射商”。
张斗墅，即张蕴，字仁溥，号斗墅，扬州人，嘉熙（宋理宗年号，公元1237—1240年）间为沿江制置使属官，公元1256年（宝祐四年）干办行在诸司粮料院。有《斗墅支稿》。“古松五粒”，“粒”，言其细小。因而，在张斗墅家的五株古松，实为盆栽之松。又说“粒”者鬣也,系音近，故称者异。五鬣者，言如马鬣形也，如李贺有《五粒小松歌》，岑参诗“五粒松花酒”，林宽诗“庭高五粒松”皆是。
上片将盆栽古松与山野的古松作一对比。“有人”两句，将盆中古松拟人化。此言盆景上怪石嶙峋如山兀立，古松栽于其旁，犹如人独立于山间。古松虽是已有千年的树龄，但是看起来仍旧是郁郁葱葱苍翠欲滴。“新香”三句。言古松虽小，却能散发出阵阵清香。在阳光照射下，松针浓密得如浸入在一片绿色之中。因此虽是千年古松，在时人的眼中，仍旧觉得它还是如青春年少般的娇小可爱。以上叙盆中古松，下面转述山野中的古松。“布影”三句，言山野上与盆松同龄的古松，如今必定是黛色参天，冠盖蔽空。如果人们经过树下，就会仿佛进入黑沉沉、冷清清的秋天凌晨一般。“驷苍虬”三句，言山野古松枝干粗大如苍虬之张牙舞爪似的欲腾飞万里。高大的主枝直插云霄能与天风相抗衡。枝梢上还能够引来鸾凤停留其上而曼声吟鸣。两相对照之下，盆松占“小”、巧两字；野松则得其型态之雄伟，春花秋月各有所长。
下片应题中“赋张斗墅家古松”。“般巧”三句。此言盆松生得小巧可爱，还能够免除掉遭受利斧砍伐之罪。词人说：见到了盆中的松树，我不由想到了汉代的赤松子。恐怕他是最早与松树作伴的仙人了。“皱鳞”三句。言盆松虽长得小巧，但是细上看去，枝上鳞片苍老如细雨密布其上；松针层叠，使月光难以穿透。这一句又与上片“浓光绿浸”遥相呼应。“朱弦古调”句，化用唐刘长卿《听弹琴》“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诗意。此言盆松可爱而诱人，宜骚人墨客为其弹奏《风入松》这首古琴曲。“问讯”三句，侧写盆中的假山景色。言盆中设有假山：有桥有岭，又有泥俑站在岭上倚天而啸。“待凌霄”三句，显出松树本色。此言当凌霄花谢的时候，已是到了秋尽冬至之时。但到那个时候，古松会愈发显得精神奕奕，真是“岁寒见松柏之长青”啊！此虽是在讲松树，而暗中却隐隐以松树之志自比，以此傲视世人。
这首诗首句措辞非常隐曲，本意是对身世极度不满。颔联有“心存魏阙，望而不见”之慨。颈联白字属烟，而拆居句末，以见警策。尾联点明访秋的意思。境界寥廓，景中有情，不言思归，而归思已见也。诗意深曲含蕴，意脉不露，耐人咀嚼。
首联：“酒薄吹还醒，楼危望已穷。”诗篇一开始就蕴含着深沉的愁苦。诗人万里投荒，愁思难已，于是借酒浇愁，谁知酒味淡薄，无法浇灭那心中熊熊燃烧的思家念国之火，愁思反而愈加沉重。他登上高楼遥望北方的家乡，西风吹来，酒意全消，而放眼望去，故园杳不可见，心情更加郁闷。这两句起势陡健，发唱警挺。劈头一句“酒薄吹还醒”，是经过长久的离别，尝尽愁苦滋味以后，盘纡于胸中的感情的猛然倾泻，给人以十分强烈的感染。
次句“楼危望已穷”，紧接着描画出诗人登临极目，北望乡关的情景，着墨不多，却鲜明如在目前。两句情景交融，蕴含着深厚的诗意；“还”字、“已”字，使得诗句上下紧密联系，曲折起伏。而“望”字，又点明了诗题中的“访”，并领起垒篇，可谓一诗之“眼”。从开始两句中，就体现出了诗人精心安排的艺术匠心。
中间两联，就是诗人望中所见，而见中又寓所感。诗人先是使用反衬手法，通过落日归帆的景象，来表现自己有家难归的苦闷。“江皋当落日，帆席见归风”，诗人纵目望去，落日的余辉正照在江岸上，江中归船的帆席鼓满西风，正在轻快地驶回。见此情景，诗人想到自己的’家乡远在万里之外，不知何时才能归去，当此西风落日之际，家中的妻儿说不定正在急切盼望自己呢，心中不免涌起异乡作客的惆怅。通过反衬，思乡之情被表现得曲折而又强烈。接着，诗人又换用烘染的手法，通过对龙潭鸟道的描写，来进一步暗示自己的乡思。
“烟带龙潭白，霞分鸟道红”，是说渐起的暮霭，有如轻纱般地笼罩在龙潭上，潭水一片银白；余霞照在只有鸟儿才能飞过的高峻的山上，山山岭岭被映成一片红色。这两句初看起来，山红水白，好像一片美景，但仔细品味，却不难发现包孕其中的异乡情调，以及客居异地时在日暮时分很容易勾起的乡国之思，诗人巧妙地用具有桂州特点的景色，来烘染出自己的乡思，隐而不显，含蕴深沉。
这两联描写景物十分形象生动，但又简洁凝炼，原因在于诗人善于选取典型物象。前一联只用“江皋”、“落日”、“帆席”、“归风”四种物象，就生动地画出了一幅落日归帆图；后一联也仅采“烟”、“龙潭”、“霞”、“鸟道”四种物象，就组成了一幅桂州山水画，笔墨经济，画意浓郁，使人如身临其境。每两种物象中用动词联结，互相映带，交织融会，顿然产生活泼生动之感。而动词的安排，前一联的“当”、“见”在第三字，后一联的“带”、“分”在第二字，这就使得诗句在节奏上发生变化，读来顿挫起伏，别具一种抑扬跌宕的声情美。
最后一联：“殷勤报秋意，只是有丹枫。”缴清题目《访秋》，含蕴地表露出思乡的急切心情。诗人因为思乡，连北方的秋色也觉得可爱，所以要登搂寻访秋意。然而，因为“桂州地暖无秋色”（《桂州路中作》），登楼而访，却望不见往年习见的北方秋色，心情格外怅惘。而此时此地，那殷勤地报告秋意的，只有一树树火红的枫树，给人一点点难得的慰藉。诗人用“殷勤”和“报”，将丹枫人格化，在一片苍茫寥落中，特别报告了令人忆念面寻访的秋意，显得多么富有深情。而“只是”二字，一方面真实地写出了桂州地暖的自然特点，另一方面也婉转地表示出作者在桂州的孤独处境和落寞情怀，那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倒远不如看似无情实多情的丹枫亲近，作者在异乡的艰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思乡之念，在这里被表达得更为曲折和深沉。最后一联，字字浸透着作者的思乡之泪，那火红的丹枫，又给人留下想象的余地，令人回味无尽。
诗题“访秋”，而全诗通过形象的景物描写，婉曲深沉地表达出无穷的乡思，这已是一层曲折。中间各联在具体的描写中，又起伏变化，峰回路转，用笔极尽曲折之妙。虽然如此，但全诗并没有那种过分渺茫和无从捉摸的感觉，而是有消息可寻，含蓄而不晦涩。全诗扣紧“望”字，笔不旁骛，蝉联而下，在宛转曲折中又显得流畅自然，读来一气贯注，天然浑成。诗篇开始以精切的对句起笔，最后以散句作结，在精整中不乏自然之姿，在谨严中又留下不尽的余响，耐人寻味。
用“杂诗”做题名，开始于建安时期。《文选》李善注解释这一题名说：“杂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杂也。”也就是说，触物兴感，随兴寓言，总杂不类。所以，题为“杂诗"，等于是无题，赋物言情，都是比较自由的。曹丕这两首杂诗则是抒写他乡游子的情怀。
建安时期风气之一，是诗人喜作代言体诗。即揣摩客观人物的情怀代其抒情。曹丕是其中突出一个，如他的《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是代新婚者抒情，《寡妇诗》是代阮璃的遗孀抒情，《代刘勋妻王氏杂诗》是代弃妇抒情。《杂诗二首》也属于这一类，不过是代游子抒怀而已。它的高妙在于能真切地抒写出他乡游子的情怀与心境，其中自不妨有作者自身的感受，却并不限于作者一身，这是与自抒己情的抒情诗不尽相同的。
第一首的主要特色在善用赋笔，也就是善用白描的手法写情。诗人先不点明主题，开篇用了整整十二句诗，即占全诗三分之二的篇幅，着意描写主人公夜不安席、徒倚彷徨的情态。诗人将主人公置于秋夜的大背景中，用环境的丰富拓开一介广阔的描写空间，得以从容落笔，淋漓写情，整个画面情景相生，气氛浓郁。
诗从季节、辰侯发端。 “古诗云：“愁多知夜长”。思心愁绪满怀的人最不耐长夜的煎熬，而飒飒秋风自又分外增一层凄凉之感。首二句表面看来纯系景语，实际其中已隐含一愁人在，与三、四二句水乳交融，这是行笔入神的地方。人未见而神已出，全在诗句中酝酿的一种气氛，妙在虽不明言，却真切可感。三、四两句接着写出主人公心神不定，辗转难眠。五、六两句写主人公的思怀太深沉了，太专一了，竟然感觉不出时光的流逝，不知已徘徊了许久时间，露水都把衣衫沾湿了。虽只两何诗，却极传深思痴想之神。他低头游目，只有清澄的池水在月色下滚动鳞鳞的波光；仰头纵观，也无非明月当头，夜色深沉，银河已向西倾颓，寥廓的夜空上镶嵌一天星斗。第七至第十这四句诗笔笔写景，却笔笔无不关情。主人公那一种百无聊赖、寂寞孤独之感，直从字里行间泛溢出来，与开端两句同样具有以景传情之妙。“草虫鸣何悲，孤雁独南翔”，恰在此时此境，又是秋虫的阵阵悲鸣送入耳鼓，失群的南飞孤雁闯入眼帘，无不触物伤情，频增思怀愁绪。整个这一大段，以悠然的笔调一笔笔描来，情景如见，气氛愈酿愈浓。
经过上面这一段高妙笔墨的描述，主人公思深忧重的情态已如在眼前。这时诗人才将笔头轻轻掉入主题：“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二句便有千钧之重。这力量不是来自两句直述语本身，而是来自前面那一大段精采的铺垫描写。那深愁难遣、寝息不安、孤寂无聊的形象，已把乡思推到了极点，因而使这二句平淡的叙语具有了画龙点睛的妙用，与前面的情景相映益彰。由此也可以悟出古诗章法的奥妙。诗人并没有就此打住，继续从欲归不能这个侧面展拓一笔：“愿飞安得翼，欲济河无梁。”强烈的归乡愿望，更反衬出乡思的深浓。而还乡无望，把主人公推入更深的悲哀，因而只有向风长叹，肝肠断绝了，这个结尾余味悠然，余情袅袅，颇有余音绕梁之妙。
第二首诗与前一首虽然都是写游子题材，却截然不同。在艺术表现上，前一首多用赋笔，这一首则多用比兴。在思想内容上，前一首着重抒写他乡游子的缠绵深挚的思乡之情，这一首则着重表现游子身处异乡的不安之感。适应这一主题的需要，前六句运用比兴的手法突出揭示了游子身不自主流落他乡的情势。诗人将比兴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贴切传神，韵味浓郁。开端二句便奕奕有神：“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一朵飘摇不定的浮云本就与游子的处境极其切合，车是古人主要的交通工具之一，浮云形似车盖，又分外增一层流移飘荡之感。下面每两句一层，层折而下，把游子流落他乡的遭际写得笔酣墨饱。“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浮云本难滞定一方，却又命乖时舛，恰与突起的狂风遭遇。飘风，暴起之风。以浮云遭遇狂风表现游子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奔走他乡，可谓形景切合，情理自然。因受飘风鼓荡，一去便千里迢迢，远至东南的极点了：“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句中没有一个感叹字眼，却有千回百转无限伤怀之味，“行行至吴会"，无字不含远飓怨尤之意。这六句诗笔在浮云，意在游子，形象鲜明，意蕴沉深，耐人玩味。古人说诗写得好，要“意象俱足”，这几笔足以当之。
开篇这六句诗中饱含对命运的哀怨。这哀怨固然来自游子飘泊之感，然而在这首诗中尤其是来自他乡难以驻足的怨愤。这就成为下文写游子异乡不安之感的先行之神。诗歌运笔前文能成后文先行之神，便前后关锁紧密，境界浑融，意浓味足。因此下文落笔便较为轻易了：“吴会非我乡，安能久留滞“。吴郡、会稽这两个地方不是我的家乡，怎么能长久呆在这里！虽只是一种态度决绝的声音，这声音的背后却不知含有多少怨苦与愤懑。妙在千言万语已经涌到嘴边，却没有一宗宗倾诉出来，而只化为一句决绝的声音，表现出极其复杂的感情，饶有余味。末二句用了同样的手法：“弃置莫复陈，客子常畏人。”丢开不要说了，作客他乡是不能不“常畏人”的。游子驻足他乡，人地两生，孤立无援，落脚与谋生都不能不向人乞求，看人眼色。这极为复杂的感受只用“畏人”二字表现出来，有含蕴无穷之感。
异乡不安之感，也是游子歌咏的老主题。《诗经·王风·葛藟》说：“谓他人父，亦莫我顾。”“谓他人母，亦莫我有。”“谓他人昆，亦莫我闻。’’写尽了游子处他乡求告无门的境遇。汉乐府《艳歌行》中所写流宕在他县的兄弟几人要算遭遇较好的了，碰到个热情的女主人还为他们缝补破衣服，但已遭到男主人的猜忌与斜眼，害得他们不得不表白：“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不过曹丕这一首没有像《诗经》、汉乐府那样，做某些细节的具体描绘，而是全用高度概括的笔墨，发挥虚笔的妙用。写得虚了，似乎说得少了，实际上概括得更深广，启人想象更多，包蕴的内容更丰富了。虚、实各有其妙用，艺术的辩证法总是如此。
此词抒写了对扬州的怀念，也透露了对仕宦生活的厌倦。上片着意描写扬州的风景名胜，令人神往。下片抒写对重返扬州的生活展望。全词平易浅近而内涵丰富，感情真挚，颇具特色。
口语化而又典雅的文字的塑造，往往需要一定的雅醉。这样，在醒醉之中方能一吐快绪。性情自然而生，笔下文字在情感的催促下静静流露。《满江红·思家》读起来让人感觉十分亲切和畅快。
“我梦扬州，便想到扬州梦我”，人世终究没有将我忘怀，如此眷恋于我，此时感知自己是如此的重要。在劳累之余，似乎不仅眼睛一热，要哭一下鼻子的。冷漠的社会，该对自己敞开心扉。过好自己的生活是很重要的。不管金窝银窝，还是最喜自己的草窝。只要自己生活得开心，过个自由自在的生活，便不去追逐那些轻浮的感觉，为俗事所累。
这是一首比兴体的作品，诗人借橘柚为比，来写自己的遭际和心愿。咏橘见志，屈原早年就写有《橘颂》，其开头几句写道：“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意思是说，天地孕育的美好的橘树，它只适应南方的水土，它把根深深扎入南国的土地，再也不愿意迁徙。这显然是借以表现自己的独立不阿、洁身自好的品格。这首“古诗”的写法当受到屈原的启发，但用意却不同。
此诗开头写道：“橘柚垂华实，乃在深山侧。”前句着一“垂”字，见出佳果累累，后句以一“乃”字转折，见出所生非地、难为人知的遗憾。可见此橘并不“壹志”于“不迁”，而是觉得自己具备这样的美质，就要见食、见用。这是比喻自己本是怀才而隐居的人。
“闻君好我甘，窃独自雕饰。”这里用第一人称。这表现了橘为人知时的欣喜、投其所好的心计。一旦听说就如此这般，也见出它的急不可待。由不为人知到为人知，这是橘的命运的一大转折。
“委身玉盘中，历年冀见食。”果然得以进献于某公了，托身于珍美光洁的玉盘中，更觉得殊荣莫比，这句顺承前句，有一种如愿以偿的快意。下句略作顿挫，说经历年月期待主人品尝，这既见它心情的迫切、专注，又微露主人的倦怠、冷淡，似有不祥的预兆。
“芳菲不相投，青黄忽改色。”到底愿望还是落空了，主人不赏识它的美质。“芳菲”，是香气，“青黄”，是美色，也就是《橘颂》所云“纷媪宜修”“青黄杂糅”。一个“忽”字见出打击的沉重。似为人知、终究还不见用，这又是一大转折，也是它命运挣扎中的失败。这两句以橘柚具芳香而不能中人之意，比喻自己虽怀才而不见用，年华空掷。
“人倘欲我知，因君为羽翼。”这两句是在“青黄忽改色”时还希望主人见食，主人见食它才能广为人知，若否，那就没有指望了．这是它忍着满腔的痛愤向主人恳求，见出心中的委屈、痛苦。这是希望在位者推荐的意思。此时它还没有完全绝望，用语也显得较委婉，可谓哀切。
此诗通篇将橘人格化，除头两句外，都用第一人称，让橘自我表白，它的希冀，它的用心，它的颀喜，它的怨望，表现得很是真切。《橘颂》的橘还是居于客体位置，此处已为主体，就便于曲曲传出它的内心了。此诗仅十句，组织得法，两个波折，显示了命运的挣扎情状，也易动人观感。其作者的志趣与屈原相较，自有高尚鄙俗之分，却也是那个时代士人的常情常态。吏治的腐败，察举的荒谬，士人为求进身，只得投靠当权者。攀附请托，因人成事，是汉末吏治一大特征，所以有这种诗的出现，有“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的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