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夜啼”为乐府古题,属《清商曲·西曲歌》,多写离别之男怨女恨,而李白此诗题材相似,却别翻新境,言浅意深,独具魅力。此诗开头两句写景,描绘出一幅秋晚鸦归图;中间两句写人物身份、身世及所处环境;最后点明秦川女的愁思及其原因,包含着许多言外之音。全诗短短六句,既写景色烘托环境气氛,又描绘人物形象和心态,绘形绘声;最后既点明主题,又给读者留下想象空间,意味深长。传说贺知章对这首诗相当欣赏,并以此为原因之一向唐玄宗推荐李白。
“黄云城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起首两句绘出一幅秋林晚鸦图,夕曛暗淡,返照城闉,成群的乌鸦从天际飞回,盘旋着,哑哑地啼叫。“乌欲栖”,正是将栖未栖,叫声最喧嚣、最烦乱之时,无所忧愁的人听了,也会感物应心,不免惆怅,更何况是心绪愁烦的离人思妇呢?在这黄昏时候,乌鸦尚知要回巢,而远在天涯的征夫,到什么时候才能归来呵?起首两句,描绘了环境,渲染了气氛,在有声有色的自然景物中蕴含着的愁绪牵引了读者。
“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这织锦的秦川女,固可指为苻秦时窦滔妻苏蕙,更可看作唐时关中一带征夫远戍的思妇。诗人对秦川女的容貌服饰,不作任何具体的描写,只让人站在她的闺房之外,在暮色迷茫中,透过烟雾般的碧纱窗,依稀看到她伶俜的身影,听到她低微的语音。这样的艺术处理,确是匠心独运。因为在此诗中要让读者具体感受的,并不是这女子的外貌,而是她的内心,她的思想感情。
“停梭怅然忆远人,独宿空房泪如雨!”这个深锁闺中的女子,她的一颗心牢牢地系在远方的丈夫身上,“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悲愁郁结,无从排解。追忆昔日的恩爱,感念此时的孤独,种种的思绪涌上心来,不禁泪如雨下。这如雨的泪也沉重地滴到诗人的心上,促使读者去想一想造成她不幸的原因。到这里,诗人也就达到他预期的艺术效果了。
五、六两句,有几种异文。如敦煌唐写本作“停梭问人忆故夫,独宿空床泪如雨”。《才调集》卷六注:“一作‘停梭向人问故夫,知在流沙泪如雨’”等,可能都出于李白的原稿,几种异文与通行本相比,有两点不同:一是“隔窗语”不是自言自语,而是与窗外人对话;二是征夫的去向,明确在边地的流沙。仔细吟味,通行本优于各种异文,没有“窗外人”更显秦川女的孤独寂寞;远人去向不具写,更增相忆的悲苦。可见在此诗的修改上,李白是经过推敲的。
沈德潜评这首诗说:“蕴含深远,不须语言之烦。”短短六句诗,起手写情,布景出人,景里含情;中间两句,人物有确定的环境、身分和身世,而且绘影绘声,如见其人;最后点明主题,却又包含着许多意内而言外之音。诗人不仅不替她和盘托出,作长篇的哭诉,而且还为了增强诗的概括力量,放弃了看似具体实是平庸的有局限性的写法,从上述几种异文的对比中,便可明白这点。
这首小诗,前两句写“访”。诗说一条小路,沿着山崖,靠着青翠的山壁,直通向山的深处,山中寒云缭绕着山泉危石。诗极力铺写了隐者所居之地的环境,通过这幽深静阒的环境,突出隐居在这里的人的避世脱俗、高蹈绝尘的襟怀,未写人而人已呼之欲出。第一句的诗眼“踏”字下得很切,呼应诗题“访”字,使山景是作为诗人在来访途中所见,山路与山坳的两组景色也分出了先后层次,益显得山高幽深。如改成“近”、“贴”等类词,便成了单纯写景,跌入下乘。第二句的“抱”字,形象地刻绘出泉水蜿蜒、山石清秀、云气缭绕的景况,很见锤炼之工。
三、四句写隐者喝着自酿的酒,颓然醉倒,足不出户,门外落红满地,无人洒扫。这两句不直说隐者之高,只是通过他疏懒闲适、脱略形骸的生活,表现他与世无争、万事不关心的淡泊情怀,与宋邵雍《安乐窝》绝句中的后两句“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极为相近。诗即事达情,与上两句的景物描写合成一个整体,由此表达自己对隐者的崇敬。
在中国古代的诗歌中,出仕与归隐是一对矛盾。由于自身的抱负与向往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便促使诗人们转而赞美自然,赞美返回自然的隐士。自从陶渊明热衷于“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的生活以来,不少诗人讴歌无忧无虑、沉湎自然的生活,要“独无外物牵,道此幽居情”(韦应物《幽居》)。发展到最后,把疲倦于现实生活的观念进一步变化成疲倦于一切,连日常的应酬、洒扫,朋友间的来往也不放在心上,以门外青苔、落花不扫、人迹不到为高,如贾岛诗所述“自从居此地,少有事相关。积雨荒邻圃,秋池照远山。砚中枯叶落,枕上断云闲”,就是这种心情的反映。郭祥正这首诗的三、四句,赞赏隐士闭门饮酒,门无人迹,落花狼藉,也是这种思想的延伸,可视作中国写隐士的诗的共同点。
该书信全篇托物喻志,譬喻到底,文末一句点出自己,乃是要旨。但波兴浪作,层层深入揭示主题。全文可分四个层次。第一层首先点出“怪物”,气质不凡,富有才能,然而处境困窘,急需援引。此所以为怪物的缘由,在于不俗,其不俗之处有三:生活处所不凡,南冥天池,影射了要津之地;素质不凡,非一般鳞甲属类所能比,若有一定条件能够变化风云,驰骋天宇;欲愿不凡,不甘心于囿于困,才能压抑不展,更不愿受俗人戏虐。笔锋一转,希盼援引,即可“转运之”,而这只不过是举手蹬足之劳。这既为转入下文做过渡,又巧妙地流露了怪物的心态。继而用一“然”字转入第二层次,点明怪物的骨气。言辞卑中有亢,情则恳切,希望得到同情和援助。但有力者明明看到而熟视无睹,一味责怪则仍不能达到目的,因此用死活不可预料的哀叹做了回旋,俾使进一步打动对方,于是下面的“鸣号”也顺理成章了。第三层还是从怪物入手,它具有为展翅鹏飞而不断希求援引的韧性,它仰首号鸣,怀有希望,确是委婉哀切,刺心的悲鸣。这虽告以穷困,仍与摇尾者相异,为了表露真诚的心迹,接用三个不同可能的“命运安排”来加深,似乎是做最后的诉说了,感情弥见深沉和凄切。行文至此,作者把怪物的品行和内心世界充分表达出来了,然而这仅是一种譬喻,其题旨还在于最后层次,即托物喻志,寄寓了怀才不遇的悲愤和亟望援引的希望,实际上也反映了在封建时代有识之士往往受困,才华得不到施展的严峻现实。
作者毕竟生活在那个时代,只有在一定地位上才能施展济世抱负,走援引之路也不得不然,再说作为一个长期受封建儒家思想的熏陶,不愿屈膝与急切求援引的内心矛盾也可以理解的,对于那种穷通利达,戚戚于心,也应从历史时代上来加以掂量了。文章在艺术上值得称道的是,借助于形象生动的譬喻、委婉含蓄的语言和结构上的曲折回荡等手段表达了主题。比如,信中的“怪物”指的是作者本人,而能解救它的“有力者”指的是能举荐人才的显贵,文章写怪物和有力者的关系,其实是在暗示人才与显贵的关系。怪物周围有水的时候,“变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但是如果离开水,那就没有什么作为了,这是暗指人才遇上困境而不能施展抱负。有力者有能力救怪物,而且是“一举手、一投足之劳”,可见人才能否被举荐,只在显贵们的一念之间。除此之外,该书信虽是写给当时韦舍人的求荐信,但作者下笔不是直接陈述自己的过人才华,也不是赞赏对方的推贤举能,而是借类似庄子寓言的风格与色彩以言志这一别出心裁的方式,熔书信体与寓言于一炉,写法新奇。全文托物寓意,含蓄深沉,字里行间自有一种自命非凡的倔强和慷慨凛然的气概。
开首四句,即以高度概括的语言、自己亲历的事实,控诉了隋炀帝发动战争和三下江都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隋炀帝在大业八、九、十三年曾三次东征高句丽,仅大业八年一次,就分十二路发兵一百一十三万余人,战死者不下三十万。接着,就以“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来说明这种灾难简直是接二连三。“龙舟”,隋炀帝南下江都时特制的一种大船,据《通鉴·隋纪》载,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共四层,上有正殿、内殿、朝堂及许多其他房屋。儿子被征去打仗饿死途中的余痛未消,自己又被征来拉纤,这已经够痛苦了,更痛苦的是也被陷入了九死一生的困境。
“方今”以下四句,即具体叙述自己所处的困境:当今普天下的收成都不好,路上的口粮简直没有一点点(“些小”),这一去路程有三千里,路遥无粮性命怎能保,恐怕是要死在路上了。“方今天下饥”一句,似轻实重,看似在解释“路粮无些小”的原因,实则已将普天之下民不聊生的境况概括反映了出来。看来,不仅是歌者陷入了“路粮无些小”,“此身安可保”的困境,大多数纤夫、普天下的百姓,怕也都要为无粮而丧命了。
“寒骨”以下四句,是歌者想像自己死后的情景:我的尸骨将被抛撒在荒郊野外,任凭风吹日晒;游荡异乡的孤魂,将在烟雾荒草间哭泣。家中的妻子,将因悲伤而哭坏身体;父母双亲将因盼我归去而望穿双眼。这是何等凄惨的画面。这虽是歌者设想死后的情景,但却是十分真实的。无论远征军士也罢,无论远行民夫也好,该有多少人暴死荒郊,该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兄长饿死青山、全家悲痛欲绝的情景,他都是亲历了的。因此,对自己死后的情景也就描绘逼真。
“安得”第四句,是诉说自己惟一的希望。歌者已自料必死,且尸陈异乡,因此,他只希望能有个义气男儿,将他这无人认领的尸体焚烧,把他的骸骨运回乡里,把他的亡灵引渡回家。这歌者竟不作活着归来之想,而把能将骨骸运回作为惟一的希望,其情也可哀,其境也可知。这是他对“义男儿”的希望,同时也是对逼迫他陷入死亡境地的统治者的控诉。若无隋炀帝的重赋繁役,他何以必死。把人逼到将尸骨运回便算幸运,这是一个何等黑暗残暴的社会。
这是一首直接表达人民悲痛和愤恨的民歌。它全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控诉了隋炀帝给人民造成的灾难,高度概括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语言质朴凝重,情感真切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