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写景诗。开头两句写的是通往开圣寺的途中景象。诗人并没有设色描绘,而只是以白描的手法描绘了一幅秋日行旅图,把读者引进一个旅况萧瑟的境界。山道、乱石、古树、烟霭,旅途的荒凉、寂寞可想而知。但是诗人的感受程度似乎还不仅如此,“萧萧”一词状山中秋风萧瑟、草木摇曳的窸窣之声,更增添了旅途的凄凉况味。
到了开圣寺,按常理,诗人该从旅途的寂寞中轻松下来,对这一建于三、四百年前的寺宇进行一番观瞻了。然而,颔联却避却寺宇,将目光移向寺外的天地。凭高望远,长天寥廓,万木萧疏,天地之间一派深秋的景致。
寺外的秋色是如此萧然,寺内的景致也很寥落。颔联通过马嘶、鸦乱的寺外景色予以烘托,颈联则又以泉落竹间和厨房静寂,僧归塔下与影殿空空相比照,充分地描写了寺宇的衰败寥落景象。上下两联于工整的对偶中,寓抑扬低昂的情调,为尾联的慨叹之音,酝酿了充分的抒情气氛。
面对这一片荒凉的情景,诗人不由得浮起了这座寺宇曾经香火鼎盛的揣想。寺中记载当年兴建时寺宇巍峨、香客络绎之盛况的南朝旧碑依然存在。这一联就眼前所见情景抒发感叹,寓意极深。南朝皇帝佞佛,曾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全国各地兴建寺庙(杜牧《江南春》“南朝四百八十寺”)。不但严重地毁坏了农业,也加剧了阶级矛盾的激化,再加上统治者的荒淫腐败,使得南朝的几个小朝代都是国运匆促,接踵而亡。南朝的这一历史事实不但给后来的统治者以深刻的教训,也刺激了许许多多的有识之士,引起了历史家、文学家们的反思。因此,诗人面对这荒废的寺宇,虽然也发出了“行人莫问当年事”(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的感慨,但是这一感慨里却融进了对社会历史的巨大变化的思索,蕴含着诗人内心深处无限悲凉的感悟。
全诗以写景为主,由旅途的跋涉而开圣寺周围的徘徊,游赏一路秋景,迤逦写来,别具清畅流美的情致风调。诗人在感怀之余,似乎又对使他身心疲惫的功业之事感到厌倦,由此萌生了隐逸的想法。立意深沉,耐人寻味。
送别,历来是文人骚客们吟咏良多,在不断求真、求情、求意的过程中常作常新的题材,就送别诗的整体情感内蕴而言,既有洒脱旷达之作,亦不乏深情绵邈之歌,但多针对一时一地所生之情慨然言之。韩琮此诗别具一格之处正在于其独具匠心,断然避开古已有之且渐成模式的豪情、悲情二途,从所有离愁别恨中提炼出送别时的共有情态。
“绿暗红稀出凤城”,“绿暗”“红稀”紧扣诗题“暮春”二字。鹅黄明丽、远有近无的嫩绿,只属于东风轻拂中万木复苏的早春,晚春风光,便是诗人在红绿色调鲜明对比中拈出的“暗”和“稀”。两词一方面如实描画了诗人眼中的景物:时序推移,草木的绿意在渐浓的春气里变深变暗,繁花满枝的景象也因之而只能成为美好的回忆。即使不曾“雨疏风骤”,“绿肥红瘦”亦注定要在晚春时节一幕幕上演。另一方面,“暗”“稀”二字也借景抒情,以色彩的暗淡和数量的孤单,来映衬送别之际主客同有的惆怅之情。
“暮云楼阁古今情”,送别,本就暗生愁绪,更何况是在最易触痛感伤的黄昏。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此时此刻,在这繁华至极的帝都,无数高楼画阁沐浴在落霞暮云之中,眼前景不经意间勾起了诗人无穷无尽的心中情。于是,契阔别离之情、壮志未酬之情、感怀伤时之情……跳跃着,翻滚着,一齐涌上心头,再融入生命体验中不可排遣的沧桑感,一时间,诗人恍然置身于历史的长河中,让古往今来的相似情感重逢、共鸣,似乎从中获得了一种可以超越时光的永恒。这大概就是韩琮所言的“古今情”了。
末尾两句,则由次句“古今情”牵引而来。面对不可回返的流水,人们总是抱以时光流逝中所有美好事物一去不再的无奈与遗憾。“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如此,“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李煜《乌夜啼》)又何尝不是如此?诗人苦心告诫,让人“莫听”,却不曾言明其中缘由,是同于古人?异于古人?他将一个貌似平凡的悬念之花,选择在诗尾绽放。“流尽年光是此声”,原来“莫听”只是诗人情有所感之后对朋友发自内心的善意劝告。往日或许无妨,别人或许无妨,然行人不可听,别时不可听。只因送别的忧情,本就无法承受这潺潺水声惹起的无边之愁。
《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晚七绝上》云:“何仲德:为熔意体。敖英曰:日暮途穷之客,闻此诗不无怆然。”此“意”,即为送别之情,感怀之意。则“古今情”三字实为全诗灵魂所在。此诗首句隐笔蓄势,次句妙笔轻点,第三句转笔再蓄,末句合笔浓染。诗人于情、景之间自由出入,巧妙运用“绿暗”“红稀”“宫前水”等契合送别氛围的黯然意象,曲笔道尽衷肠,实现了一步一步情景交融的和谐美感。《唐诗解》卷三〇曰:“水声无改岁月难留,望宫阙而感慨者几人矣。人生过客,别离岂足多怅?”此说固然洒脱,但面对别离,心生愁意终是人之常情,故而前人有“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江淹《别赋》)之说。而这首内涵深广、情韵悠扬的作品,正是得益于其别具新意的艺术魅力,才在浩如烟海的送别诗中传为绝唱。
第一段(篇首十二句)陈述被放的遭遇,抒发救国的忠愤。李白讨逆爱国,无辜被刑,实为冤屈。只因时机乖违,怨谁难辨。此诗开头四句即言其得罪并不怨天,他以黄口小雀易为罗者所得、白龙化鱼偶为渔者所刺的典故为喻,说明自身被祸当归咎自身,这里以一“愚”字自责不明智、不识时务。其实当时永王东巡至李白获释这一过程事态之翻覆,非人所能预料。但他对安史作乱是非常痛恨的,直以“鲸鲵”“豺狼”呼之,谴责其多行不义,一“屡”字谓其作恶多端。正是因为安史之乱,使他又在肃宋朝坐累远流,“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二句,可见其遭逐仓皇之状。但李白虽一再遭逐并不沉溺于个人的不幸之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目哭!”襟怀非常广阔。他痛哭的是,身为楚地的囚徒,多么可悲,不能像申包胥为救楚国而赴秦目大哭七天七夜。他自比申包胥,愿效一片救国之忠心。
第二段(篇中从“半道雪屯蒙”到“剑玺传无穷”)叙述光复两京的经过,抒发诗人的欣喜之情。前四句承上段写他在艰难的流放途中欣闻收复两京。他举出汉代的光武中兴,意谓光武尚须东迁,如今李唐王朝大势颇好,不须迁都,理当光复长安,非光武可比,字里行间已含喜悦之感,一“欣”字为此段的基调。这二十句一气贯下,历数光复长安的事迹,先言明皇幸蜀之时,有太子(储皇)驻兵扶风,支撑局面,继承帝位,延揽群雄。郭子仪率官军与回纥军共讨叛贼,前后夹攻,几经鏖战,平息国难,收洛阳,入咸京,席卷天下,成就大功。谓“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是对肃宗的溢美之辞。后言肃宗迎明皇还长安,明皇亲授传国玺与肃宗,以“两日忽再中”盛称与皇儿于乱后团聚之喜庆。“大驾”四句皆祝愿之辞。这一段,李白当时据传闻写成,考之《旧唐书》中《郭子仪传》与《肃宗纪》,事与史正相吻合。诗中不仅切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而于对平息安史之乱的赞颂与对唐王朝复兴的祝愿之中,又表现出李白关心国事的热情。这里,李白并未为区区一己得救而自喜,却为社稷“中兴”而欢欣。
第三段(篇末八句)感叹为时所弃,并以归隐的幻想表示对现实的不满。这一段扣住诗题的第三层意思:“书怀示息秀才”。李白肯与息秀才言承恩放还的身世和光复两京之大事,剖心相告,无疑其人亦为李白的志同道合者。他所表白的心迹是极为复杂的。前二句“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显然由前段对社稷“中兴”的热烈赞美陡然跌落为自伤身世的浩叹。李白已年近六旬,当此国家复兴之际,自愧不能效秋毫之力,一“愧”字便含积极用世之念。他并以矍铄翁自比。《后汉书》载:“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卷五四《马援传》)李白欲效马援,颇怀老骥伏枥之志,是何等勇气。一年之后,李白有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亦见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谁念”二字,意谓不为时所重,无由鼓力,是怨愤之言。这二句分量很重,既有济世的热望,又有失意的苦闷。“积蓄万古愤,向谁得开豁?”(《赠别从甥高五》)亦同此意。欲进不能,无可奈何,由对执政者的失望与不满,进而产生弃剑学道、避祸远游的幻想,言如鸿高飞冥冥薄天,令弋者无以取之。“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二句,照应篇首“以愚陷网目”之意,记取隐身网罗之教训,遁迹方篷,高飞远祸。这里不是表示退隐的决心,而是以退隐的呜咽写其慷慨进取之志,力透纸背,感人至深。关于李白的隐退,历来被人误解,《旧唐书》说他“飘然有超世之心”,这种超世说一直成为论者的话题,他的游仙好道之作向为人所重视,他的仙风道骨向为人所赞赏。但这位“诗仙”的毕生经历与全部作品却表明他积极面世的人生态度,始终一贯。他曾明白地表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这两句诗正可以作为“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二句的注脚。
这是一首以史笔写成的政治抒情诗。诗的主旨在于表明诗人怀有坚贞的报国之志,年虽老而志未衰,并为大志未酬深感不满。他能够做到:刚遇赦得释,便议论国家政治,可见李白面向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李白在晚年,由于安史之乱把他推入现实矛盾的旋涡,他投笔从戎,对平息边将的叛乱,恢复社会的安定、消除苍生的灾难,寄予极大的关注,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同于安史乱前那些从个人出发的抒怀之作,而更多是从社会出发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矛盾,因而他晚年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丰富的社会内容。而艺术风格也不似青壮年时期诗歌那样“壮浪纵恣”(元稹语),而表现为沉着顿宕。这首咏怀之作,恰好体现了其后期诗歌的特点与风格,无疑是其一篇代表之作。
李白晚年这类诗歌可以与杜甫同期作品媲美。惜乎长期以来论者与史家未予应有的重视,人们主观地以为:杜甫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后,而李白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前。因而李白与杜甫虽同经历过安史之乱,于杜甫为其中年,故以为重要:于李白为其晚年,则不予重视。这种重中年轻晚年的意识,掩没了李白晚年不朽诗篇的光辉。李白晚年的坎坷身世与光辉诗篇当与杜甫等同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