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至四句叙述了诗人临行前那一缕淡淡的哀愁。“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发。趣途远有期,念离情无歇。成装候良辰,漾舟陶嘉月。”指明了启程的季节不是孟春正月,而是仲春二月。谢灵运有答诗云“暮春虽未交,仲春善游邀”,也可以证明俩人的分手是在二月。念路途遥远,离情即迫。行装业已打点完毕,行前再与族兄泛舟赏月。这时,闲适恬淡的心情早已不复存在,遥望着伸延不尽的路途,难免又生悲慨。“瞻涂意少悰,还顾情多阙”则暗示了此次出仕的矛盾心情。本来,步人仕途,为日后一展宏愿已奠定了良好的基石,这应当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但诗人却流露出一种难言的伤感。
五至八句描绘了诗人与族兄分别时那一幕伤感的场面。“哲兄感仳别,相送越垌林。饮饯野亭馆,分袂澄湖阴。”族兄送了一程又一程,越城郭,穿林间,饯饮之后,终于在湖畔长揖作别了。依依惜别之情跃然纸上。史载,灵运无所推重,惟与惠连结忘年交。景平元年(423年)灵运由永嘉郡去职移居会稽,过视了年仅十七岁的谢惠连,便大相知赏。元嘉五年(428年)灵运表陈东归,复与惠连等共为山泽之游。《谢氏家录》载:灵运每对惠连辄有佳句。其在永嘉供职时,竟日思诗不得,忽梦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这一名句。灵运颇以为得意,常说:“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可见两人之一往情深。这次分手是难舍难分的。更何况,这一年春正月,与谢灵运深构仇隙的会稽太守孟颛颉告发灵运谋反,灵运只好诣阙上表以自解,被命为临川内史。这就意味着,这次离别非同以往,两人都要远离会稽,各奔东西了。这更加剧了久结于怀的离愁别绪。“凄凄留子言,眷眷浮客心。回塘隐舻栧,远望绝形音。”执手话别,意绪绵绵。一叶轻舟渐渐的隐去了,身影渐小,别音渐消。
九至十二句刻画了诗人拭泪启程后的戚戚怀抱。“靡靡即长路,戚戚抱遥悲。悲遥但自弭,路长当语谁!”行迈靡靡,中心遥遥,长路漫漫,前程难料。这些,诗人以为自己尚可排解,但内心的忧思又向谁来倾述呢。“行行道转远,去去行弥迟。昨发浦阳汭,今宿浙江湄。”离愁是绵长的,像一条路,走到哪里,它就伸延到哪里。正如李后主所感悟到的“离情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古往今来的离愁,凝结成了这些感人肺腑的诗句。后两句用“昨发”“今宿”等字眼,将时光推移,隐含着诗人别情的凄苦悠长。
十三至十六句渲染诗人在西陵行舟受阻的场景。“屯云蔽曾岭,惊风涌飞流。零雨润坟泽,落雪洒林丘。浮氛晦崖巘,积素惑原畴。”浓云滚滚,覆盖着层峦起伏的群岭,惊风阵阵,掀起了无数的浪花。霎时间,雨雪纷飞,润泽了大地,笼罩了林丘。“曲汜薄停旅,通川绝行舟。”则与诗题相映照。在这种恶劣的气候里,诗人被迫在岸边停泊下来。
十七至二十句以悲慨的语调总括全诗。“临津不得济,伫楫阻风波。萧条洲渚际。气色少谐和。”此借用《孔丛子》记载的“临津不济”的语句,既是凭古伤今,也是写的眼中实景。茫茫原野,万物萧条,自然逼出最后四句:“西瞻兴游叹,东睇起凄歌。积愤成疢痗,无萱将如何!”不管西瞻也好,东睇也好,叹前程凶险,念知己已去,留下的只有悲慨,只有凄歌。积愤成疾,何以消忧。
这首诗结构十分严整。它以倒叙的手法,通过景物的细致描写与时间的缓慢推移,将那淡淡的愁绪渐渐推向忧思难忘的极致,因而把诗人复杂的思想感情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读其诗,回环往复,丝丝入扣,给人以“渐入佳境”之感。
这首词又名《快哉亭作》,是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之一。全词通过描绘快哉亭周围壮阔的山光水色,抒发了作者旷达豪迈的处世精神。
此词描写的对象,主要是“快哉亭”周围的广阔景象。开头四句,先用实笔,描绘亭下江水与碧空相接、远处夕阳与亭台相映的优美图景,展现出一片空阔无际的境界,充满了苍茫阔远的情致。“知君为我新作”两句,交待新亭的创建,点明亭主和自己的密切关系,反客为主、诙谐风趣地把张偓佺所建的快哉亭说成特意为自己而造,又写亭台窗户涂抹上青红两色油漆,色彩犹新。“湿”字形容油漆未干,颇为传神。
“长记平山堂上”五句,是记忆中情景,又是对眼前景象的一种以虚托实的想象式侧面描写。作者用“长记”二字,唤起他曾在扬州平山堂所领略的“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那种若隐若现、若有若无、高远空蒙的江南山色的美好回忆。他又以此比拟他在“快哉亭”上所目睹的景致,将“快哉亭”与“平山堂”融为一体,构成一种优美独特的意境。这种以忆景写景的笔法,不但平添了曲折蕴藉的情致,而且加强了词境的空灵飞动。以上五句新颖别致,引人入胜,通过作者昔日的淋漓兴致,传达出当日快哉亭前览胜的欣喜之情。
上片是用虚实结合的笔法,描写快哉亭下及其远处的胜景。下片换头以下五句,又用高超的艺术手法展现亭前广阔江面倏忽变化、涛澜汹涌、风云开阖、动心骇目的壮观场面。词人并由此生发开来,抒发其江湖豪兴和人生追求。“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三句,写眼前广阔明净的江面,清澈见底,碧绿的山峰,倒映江水中,形成了一幅优美动人的平静的山水画卷,这是对水色山光的静态描写。“忽然”两句,写一阵巨风,江面倏忽变化,涛澜汹涌,风云开阖,一个渔翁驾着一叶小舟,在狂风巨浪中掀舞。至此,作者的描写奇峰突起,由静境忽变动境,从而自自然然地过渡到全词着意表现的着重点——一位奋力搏击风涛的白发老翁。这位白头翁的形象,其实是东坡自身人格风貌的一种象征。以下几句,作者由风波浪尖上弄舟的老人,自然引出他对战国时楚国兰台令宋玉所作《风赋》的议论。作者看来,宋玉将风分为“大王之雄风”和“庶人之雌风”是十分可笑的,是未解自然之理的生硬说教,白头翁搏击风浪的壮伟风神即是明证。其实,庄子所言天籁本身绝无贵贱之分,关键于人的精神境界的高下。他以“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这一豪气干云的惊世骇俗之语昭告世人:一个人只要具备了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就能超凡脱俗,刚直不阿,坦然自适,任何境遇中,都能处之泰然,享受使人感到无穷快意的千里雄风。苏轼这种逆境中仍保持浩然之气的坦荡的人生态度,显然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这首词在艺术构思和结构上,具有波澜起伏、跌宕多姿、大开大合、大起大落的特点。下片的描写和议论,豪纵酣畅,气势磅礴,词中出没风涛的白头翁形象,犹如百川汇海,含蓄地点明全篇主旨,有强烈的震撼力。全词熔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既描写了浩阔雄壮、水天一色的自然风光,又其中灌注了一种坦荡旷达的浩然之气,展现出词人身处逆境却泰然处之、大气凛然的精神风貌,充分体现了苏词雄奇奔放的特色。
这两首诗传递了诗人无限复杂的感情,对兄弟的关爱之情充溢诗间。第一首写初得消息,怜弟而复自伤;第二首叙兄弟远离,而叹资生无计,不但兄弟两人难保,且家人命如悬丝。全诗语言精练,情感真挚,不事夸张与渲染,充分体现了杜诗的现实主义风格。
两首诗非常真切地道出了兄弟二人的手足之情,可以说句句是血,字字是泪。让人边读边为之心动。特别是最后四句,“不知临老日,招得几时魂”,“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从这诗句中,几乎能听到诗人的哀泣声,这不是夸张,也不是渲染,这是诗人真实心情的写照。
历史造成了兄弟之间相隔千里的局面,从而,也垒成了兄弟之情的坚实台阶。与其说,诗人在开展对弟弟的关怀,不如说,诗的主题在于“消息”的描绘到底怎样才能尽情。在诗的启程之际,已有书信的铺垫,不一定有热烈的问候,但骨肉联系的桥梁令人放心。作为隐私的“消息”,可以在诗的放大镜前,转化为公共事件的考察,从而,在勾勒兄弟之情与展露时局变化之间找到共同点。他的回函可以只装下这两首诗,而不必用散文体的书札:这两首诗兼顾了确切读者与理想读者的需要——即使是他的弟弟打开信札读到它们,也不会嫌弃其中载有的危言耸听,按照他所理解的文化传统,他能接听到他的哥哥诗与信合二为一的决心,以及当初哥哥耳畔响起的种种天籁。简言之,作为家人,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定能理解诗人给诗下的一个定义:诗是信念。
信,可谓对生存的禀告与报答;而诗,不妨理解为人生的筹划与安慰。正因为凭借诗的广阔胸怀,他在一种私密的二人对话中勇敢地涉及政局的动态。他不仅是要求亲人分享或分担他对时局的敏感,而且他假定了这种敏感一经装入诗的怀抱,就会变成认知世界的能力,从而与广袤历史并驾齐驱,赢得不朽。由不得他在回复中介绍异乡趣闻或者对一只乌鸦的十三种观察方式,他提笔之际,抬眼望去,就是烽烟的缭绕,竖耳听去,那边就有不绝的涕泣。他要在三种诉求上谋取平衡点:一是诗的体制,二是作为信仰的答复,三是因时制宜地参与现实的认知。随着笔墨的铺展,“弟弟”作为这两首诗的确切读者的惟一性被稀释了,他意识到了他人目光正流连其中,渐渐地,措辞摆脱了对信的服从或服务,更多地听命于诗的理想或理想读者的召唤。其中作为支撑信息的兄弟之情在兼顾中体现出惜墨如金的效果。
于是,当他直接指明弟弟的懦弱时,看似一反常态,但依靠对偶装置——那种能迅速擦拭言辞锋芒的设施,他顺利地促成了懦夫形象的合理化及其对情义的有增无损的奉献。在“吾衰”的表白之余,“汝懦”不再是丝毫的贬抑,反而像撬起诗人形象的一根杠杆。承认二人之间的共性,拉拢了词与词之间的缝隙,同时,也合乎诗历来所倡导的一事与另一事相辅相成的审美原则。可以说,通过诗的铺排,“弟弟”的懦弱变成了“哥哥”呵护的义务,以及为了承担这一义务他开展的内心斗争,尤其是个体的懦弱被置入一种宏大的时代背景中,使得读者有理由相信造成一个人懦弱的起因来自外部世界,而非这个人的天性。
事实上,探讨人的懦弱、衰老,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也不容易谈出新意,不如当它们是时局在人身上形成的缩影,或者谓之诗人对生存时间的意识混淆了希望与怅望的边界,之后,借助诗的体制,他果断地从中摆脱出来,立即唤出两只鸟雀,擦着兄弟之情的古典波纹或者烽烟中隐隐约约的鼓点,飞跃了这一可能形成险情的话题。
这是一篇理意深刻、情趣盎然的咏物寄志散文。作者从山多髯松和结庐在此的原因,写到烟云万顷亭、唯天在上亭、清高亭、环中亭的历历景物。文章篇幅不长,由于紧扣了髯松这一特点,所以能把看松庵雄伟壮丽、幽美宜人的景色一一呈现在读者眼前,读了令人有飘然忘返之感。
第一段状写匡山的美景,第二段叙写章三益在匡山建造庵庐及亭,第三段交代“看松庵”的命名缘由,第四段以问答的方式为章三益明志。此文主要对龙泉人士对章三益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作者认为章三益无论隐居还是出来做官,都能像松树一样坚持操守。
第一段写章三益在庐筐山结庐的原因,紧扣“乐松”两字。筐山髯松弥望,新翠如濯,上有为隐者所尚服的薜荔、女萝,下有能安神和气的茯苓之属,环境特宜养生养性,蓄志律身,因而结庐其间。
第二段写“看松庵”命名原由,全段围绕着“看松”两个字,先写庵的四周建有四亭,点明这个地方既有能生万顷烟云的深潭,又有高入云霄、视野广阔的峰峦,既有清寒空碧的林荫,又有众峰环翠、宛如仙人所居的静谧之处,庵庐就是结在这高、远、清、空的环境之中;继写“看松”的乐趣,从忘我入神而“看”到“行歌松间”的自乐,再到髯松解意“相娱”,层次分明。在章三益的眼里,松树根深叶劲,寒暑不惊,是“元夫巨人”以及“古豪杰”品格的像征,因此敬慕不已,久视不舍,以致主观精神与客体之形凝合为一,“物我两忘”;而章君行歌松间,髯松奉笙箫之音以“相娱”,则是以拟人手法点出髯松对章君之知遇。
第三段是议论,就松树的“正刚之气”结合章三益生平实际行为进行阐发,笔端饱含抒情。由于议论是针对“龙泉之人士”以为章三益已经“忘世”而发,显得顺理成章。
第四段是写作者邀请章三益一同游览青萝山,表示自己也有与章君相同志趣,也愿意以松为友以自律。文末以“虽然”一词转折,以“筐山之灵,其亦迟君久矣”一语呼应前文,戛然结束全篇。
松树的“正刚之气”,历来是仁人志士自厉自立的榜样。撰作文章时,作者已经四十多岁了,在这样的年纪面对着不堪的世道,他不但不嗟老叹悲,反而能以髯松的正刚气质自厉自期,想要以此与章君共律共勉,积极的人生太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至正二十年庚子(公元1360年),章三益与宋濂、刘基、叶琛四人同应朱元璋之召,为明初政权效力。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三益与刘基同拜御史中丞之职,证实了宋濂认为三益结庐筐山并非“忘世”的正确判断。
文中提到章君久视髯松,“精神凝合,物我两忘”,是指主体对髯松正刚之气的神会与融合,即客体特征向主体的入化。这也是儒家所一贯倡导的“养志待时”的涵养过程,在某种特定境况下,它确有助于主体精神的扩充与升华。庄子所主的“物我两忘”是“无我”,是消极弃世;而这里所说是要将自己扩展成“大我”、“新我”,两者是不同的,这一点要加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