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首诗中的桂花，颇有些分歧意见。一种解释是桂花有春花、秋花、四季花等不同种类，此处所写的当是春日开花的一种。另一种意见认为文艺创作不一定要照搬生活，传说王维画的《袁安卧雪图》，在雪中还有碧绿的芭蕉，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同时出现的事物，在文艺创作中是允许的。不过，这首诗是王维题友人所居的《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之一。五首诗每一首写一处风景，接近于风景写生，而不同于一般的写意画，因此，以解释为山中此时实有的春桂为妥。
此诗描绘山间春夜中幽静而美丽的景色，侧重于表现夜间春山的宁静幽美。全诗旨在写静，却以动景处理，这种反衬的手法极见诗人的禅心与禅趣。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便以声写景，巧妙地采用了通感的手法，将“花落”这一动态情景与“人闲”结合起来。花开花落，都属于天籁之音，唯有心真正闲下来，放下对世俗杂念的执着迷恋，才能将个人的精神提升到一个“空”的境界。当时的背景是“深夜”，诗人显然无法看到桂花飘落的景致，但因为“夜静”，更因为观风景的人“心静”，所以他还是感受到了盛开的桂花从枝头脱落、飘下、着地的过程。而我们也似乎进入了“香林花雨”的胜景。此处的“春山”还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白，因是“春山”，可以想见白天的喧闹的画面：春和日丽、鸟语花香、欢声笑语。而此时，夜深人静，游人离去，白天的喧闹消失殆尽，山林也空闲了下来，其实“空”的还有诗人作为禅者的心境。唯其心境洒脱，才能捕捉到到别人无法感受的情景。
末句“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便是以动写静，一“惊”一“鸣”，看似打破了夜的静谧，实则用声音的描述衬托山里的幽静与闲适：月亮从云层中钻了出来，静静的月光流泻下来，几只鸟儿从睡梦中醒了过来，不时地呢喃几声，和着春天山涧小溪细细的水流声，更是将这座寂静山林的整体意境烘托在读者眼前，与王籍“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入若耶溪》）有异曲同工之妙。鸟惊，当然是由于它们已习惯于山谷的静默，似乎连月出也带有新的刺激。但月光之明亮，使幽谷前后景象顿时发生变化，亦可想见。所谓“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曹操《短歌行》）是可以供读者联想的。但王维所处的是盛唐时期，不同于建安时代的兵荒马乱，连鸟兽也不免惶惶之感。王维的“月出惊山鸟”，大背景是安定统一的盛唐社会，鸟虽惊，但决不是“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它们并不飞离春涧，甚至根本没有起飞，只是在林木间偶而发出叫声。“时鸣春涧中”，它们与其说是“惊”，不如说是对月出感到新鲜。因而，如果对照曹操的《短歌行》，在王维这首诗中，倒不仅可以看到春山由明月、落花、鸟鸣所点缀的那样一种迷人的环境，而且还能感受到盛唐时代和平安定的社会气氛。
王维在他的山水诗里，喜欢创造静谧的意境，这首诗也是这样。但诗中所写的却是花落、月出、鸟鸣，这些动的景物，既使诗显得富有生机而不枯寂，同时又通过动，更加突出地显示了春涧的幽静。动的景物反而能取得静的效果，这是因为事物矛盾着的双方，总是互相依存的。在一定条件下，动之所以能够发生，或者能够为人们所注意，正是以静为前提的。“鸟鸣山更幽”，这里面是包含着艺术辩证法的。
全词以飘泊的柳絮自比，抒发了林黛玉寄人篱下感怀伤逝的悲苦之情。这首词以“粉堕’‘香残”开篇，借柳絮的飘零映射自身的漂泊；用柳絮的“逐对成毡”对应自身团自缠绵而伤心绝望的爱情。过片将愁生白发的郁闷移注给柳絮。移情于物的运用有力烘托了“我”的哀愁。结尾在“凭尔去，忍淹留”以及“谁舍谁收”的无奈叹息中道出了自身的凄惨结局及其周围人物的冷酷无情。自比柳絮，托物感怀，物我交融，意蕴浑厚。
“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两句均非实指其事，而是即景吟咏，但已将眼前的景和心中的情融合在一起了。《大清一统志》称：“百花洲在姑苏山上”，黛玉正是姑苏人。而燕子楼的典故又常被前代文人用来泛说女子的孤独悲愁，与黛玉以泪洗面的心境相合。因而这两句的自况之意十分明显，她 以“粉”、“香”暗指自己人格品质的洁白与芬芳，而以“坠”、“残”隐喻自己任凭命运簸弄的不幸。
“一团团，逐对成球”，既是写眼前柳絮粘连飘飞的实景，又语带双关，暗示出自己渴求和珍视的爱情。宝、黛二人情投意合，以心相知的爱情给黛玉以慰藉，但也带来了无穷的烦恼和痛苦。他们的爱情没有得到家庭统治者的认可，缺乏稳固的现实基础，随时都有被牺牲的可能。这与漂泊无定的柳絮多么相似。想到这些， 黛玉不禁发出“飘泊亦如人命薄，团缱绻，说风流”的悲叹。这表面上象是说柳絮命薄，随风飘流，实际上却是自叹命薄，担心情好虽难分，心事总成团。
下片的自伤之意就更浓了。黛玉曾自称“草木之人”，而此处则承接上片嗟叹命薄的愁苦之情径说：“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看似写杨柳草木之质也知愁，当美好春光即将结束的时候，白茫茫的柳絮挂满树冠，犹如愁白了头；而诗行后面却透露出自伤青春终将逝去的哀怨之情。她感到自己和柳絮一样无法逆料最终的结局，因而“叹今生、谁舍谁收！”柳絮飘坠， 无人收拾自比。如果说飘流无依的不幸已经苦不堪言，那么，与知己的生离死别则将更会令人心碎。
“嫁与东风春不管”，既是说柳絮被东风吹落，春光不管；更是担忧自己将来不知被命运抛向何处，而知己无法过问。试想其时其境，相知无力保护所爱，也只能“凭尔去，忍淹留”而已。这种被强逼着割舍所爱的悲剧该是很凄惨的。
雪芹为黛玉拟的这首词以物我合一的手法深刻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 而又浑然无迹，表现出精美的艺术技巧。无怪乎“众人看了，俱点头感叹说：太作悲了！——好是果然好的。”
“天津桥”在洛阳西南洛水上，是唐人春游最繁华的景点之一。刘希夷此诗从天津桥写起，因为天津桥下洛水是清澈的，春来尤其碧绿可爱。诗中“阳春水”的铸辞，引人入胜。与“天津桥下阳春水”对举的，是“天津桥上繁华子”，即纨绔公子——青春年少的人。以下略写马嘶入云以见兴致后，就巧妙地将春水与少年，揉合于倒影的描写：“人影动摇绿波里。”
意象飘逸，如镜花水月之虚幻。这种梦幻般的色彩，对诗中所写的快乐短暂的人生，起到点染之功。紧接写水中（或岸上）的砂，和倒映水中的云霞，以陪衬人影。词藻华丽，分别融合化用了“始镜底以如玉，终积岸而成沙”（谢灵运）的赋句和“（锦）文似云霞”（《拾遗记》）的文句，又以顶针的辞格衔接上文，意象、词采、声韵皆美。这段关于东都之春的描绘，最后落在宫门内外的碧树与春花。梁简文帝曾有诗道：
“桃含可怜紫，柳发断肠青。”诗人以赞叹不绝于口的排比句式出之：“可怜杨柳伤心树！可怜桃李断肠花！”“伤心”、“断肠”的固然来自好景不长，以及与杨柳、桃李有关的其它联想。但诗人连呼可爱，又似乎是喜极之辞。或者，他此刻“已从美的暂促性中认识了玄学家所谓的‘永恒’——一个最缥缈，又最实在，令人惊喜，又令人震怖的存在。”（闻一多）这种富于柔情的彻悟和动人春色本身，都能撩起无限暇思。
春游意兴已足，公子将归何处；“此日遨游邀美女，此时歌舞入娼家。”诗人将人间的艳遇，安排在自然界的春意中，构思是巧妙的。效果是双重的。那“飞来飞去公子傍”的，可能是“郁金香”，也可能是“歌舞”，语义双关。满堂氛氲，舞姿妙曼，公子必已心醉目迷了。诗人这时用两句分别描绘华堂景物和美人的花容月貌，“的的（明亮）珠帘白日映，娥娥（美好）玉颜红粉妆。”（《古诗》“娥娥红粉妆。”）闲中著色，有助于表现歌筵的欢乐。“花际徘徊双蛱蝶，池边顾步两鸳鸯。”在这精巧的景色穿插中，蕴含着这样的构思：成双作对的昆虫水鸟，促使恋人迅速效仿。“蛱蝶”、“鸳鸯”为性欲蒙上了一层生物学的面纱。“倾国倾城”、“为云为雨”两句，更是直白地暗示着情欲的放纵了。这两个措辞直接出自汉武帝李夫人、楚王神女的故事传说，颇有狂俗的感觉，然而施诸娼家场合，又以其本色而可喜。这种颠狂，乃是都城诗里常有的内容，而闻一多对卢照邻诗的批评：“颠狂中有战栗，堕落中有灵性”，正可移用于此诗。
“古来容光人所羡”以下，诗人将笔墨集中在热恋双方的山盟海誓上，拓出了一番新的境界。前四句是公子声口，“愿作轻罗著细腰，愿为明镜分娇面”，化用张衡《同声歌》。但“思为苑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本是女性口吻，到陶潜《闲情赋》“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等句，转为男性谦卑口吻，便是一个创造。此诗则既沿陶诗作男性口吻，又如张作只写两愿。“愿为明镜分娇面”的构想尤妙不可言。不说“观”娇面，实则已包含化镜观面的献身之意，又兼有“分”享女方对美的自我陶醉之意，充分表达了爱的情愫。“与君相向转相亲”六句是艺妓的答辞，总括起来八个字：永远相爱，同生共死。梁代王僧孺诗云：“妾意在寒松，君心若朝槿。”意在怨恨男方之恋情如木槿，朝花暮落，不像己心如松树耐寒持久。这首诗反用其意作“愿作贞松千岁古，谁论芳槿一朝新”。末二句意思是在生愿结百年之好，死后也愿同化北邙飞尘。“百年——千秋——万古”，既有递进，更增加了夸饰的色彩。沈德潜评此节为“公子惑于声色而娼家以诳语答之。”（《唐诗别裁》）
如果与《长安古意》比较，《公子行》却别有一种倩丽风流，这首诗对仗工丽，上下蝉联。在对叠律的运用上，穷极变化，尤有特色。诗中使用最多的是叠首换尾的排比句式，一般用于段落的起结处及对话中（“愿作轻罗著细腰，愿为明镜分娇面”；“与君相向转相亲，与君双栖共一身”），形成一种特殊的顿挫，又造成重复中求变化和一气贯注的韵调。此外，各种带有复叠的对仗句也逐步可见。此外还有顶针格（如第四、五句衔接）和前分后总格（“美女”、“娼家”分合的三句）的巧妙使用。这些都有助于全诗形成一种明珠走盘的音情，为这首春歌增添了不少风姿。
这篇征行赋作于汉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斯年班昭随儿子曹成（字子谷）去陈留赴任。本赋主要是抒写沿途的所见所感，注重四个方面：
一是写离开京城的悲伤之情；当“去故就新”时，想到身寄异地，悲伤不已，彻夜难眠。随着行程的推进，离京城越来越远，而“怀土”念故之情越发沉重，由此表达了身不由已的悲情。
二是写长途跋涉的劳苦之情。班昭历经七邑，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之劳，在所难免。赋文直言其事，既有巩县多艰，又有河洛险阻，更有桑间露宿。由此不能不追怀上古安居乐业的时代生活。
三是写缅怀先贤之情。过匡地而同情孔子受困的厄运，过卫地赞美子路的勇义精神，过蘧乡时追怀伯玉的美德不朽。这些怀古之情，既是表明自己的情感志趣的高尚，也是借古人“衰徴遭患”的命运来宽慰自我，聊以解忧。
四是写体察民难之情。这方面的文字虽然只有四句，而从蒲城丘墟、荆棘丛生的荒凉景象的描写，表明了东汉末年的时乱所带来的灾难。作者有意识的“察农野之居民”，可见班昭对灾难深重的农民是寄予同情的。
时隔十六年后，蔡邕由陈留赴京，正好与班昭的行程逆向而动，但同样呼出“民露处而寝湿”的共同心声，这不能否认此赋所产生的影响。
赋末“乱辞”直抒其情，强化了赋文的抒情主题，将个人富贵难求、俟时难得的命运，与东汉末年愚智不分、吉凶莫测的社会命运相联系在一起，其深刻性就在于，在交待自身遭受厄运的同时，透露了对社会的批判之情。
本赋的语言简明畅达，一气呵成，读来感人至深。
此外，其乱辞称：“ 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这表明班昭的《东征赋》是效法其父班彪的《北征赋》而作。赋中记叙自洛阳至陈留的经历，对于孔子、子路、 蘧伯玉等先哲前贤多有称颂，都是触景生情，发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赋》相比，《东征赋》的感情描写更为细腻，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曲折而真实地反映出来，强自开解而又无可奈何，低徊往复，而又有古淡的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