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以神话之笔,写梦醒后词人在友人家所见之情景。“华胥梦断人何处”写醒景,理想安乐之境的梦做完了,主人不知何处去?“听得莺啼红树”写禽景,“莺啼”于“红树”。“几点蔷薇香雨”写物景,蔷薇露水如香雨点点滴下。“寂寞闲庭户”写院景,寂寞笼罩着空闲的庭院。四幅图景组缀,一“红”一“香”与“梦断”、“寂寞”对印,给读者以寂寞空旷之印象。
下片以象征的笔法,回忆着写春游中所见到的景象,回答上片所提出的问题。“暖风不解留花住,片片着人无数”,这两句截取典型的镜头来突出暖风“不解”无情,花“着人”有情,那人是无情还是有情?“楼上望春归去”为回答之笔,“楼上望春归去。”楼上人是有情的,望春也应该有情,回到青春时期,永葆春意。然而纵观眼前景色,现实是无情的。最后一句“芳草迷归路”为点题之笔,正如词人《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其二所写:“草长江南莺乱飞,年年事事与心违。”尽管满目芳草,却不见归途。
全词运用神话、象征的笔法与写实结合,借景喻意,含蓄深隽。借回忆寒食节出游之笔,巧妙袒露了词人自己对官场、功名的残酷的现实不满。尽管“莺啼红树”,“蔷薇香雨”,到头来却是“寂寞闲庭户”。“望春归去”,却是“芳草迷归路”,确属一场华胥梦。
王安石晚年寓居金陵钟山,“诵诗说佛”(苏轼语),追求心境的宁静。与此相适应,他的创作中出现了大量雅丽工致的绝句,在这种凝炼轻巧的形式中,他表达了自己萧散恬淡的心绪,这首小诗就是这样的例子。
诗写泛舟江上所见的景物。写了秋阴,写了云、雨,写了青山和远处影影绰绰的风帆,都是很开阔、很宏大的物象,然而整首诗造成的艺术境界却不是雄健豪迈,而是空明幽淡,其关键便在一个远字。诗人摄取了各种远景来构成他的画面,“江北秋阴一半开”一句,雨过天晴,阴云半开,一抹蓝天已带上了晚霞的辉光,给人一种悠远的感受。“晚云含雨却低徊”一句,将黄昏时的云霞写活了。“低徊”本来指人的徘徊沉思,这里却用来表现含雨的暮云低垂而缓慢地移动,情趣横主,静中有动。诗人在这两句中勾勒了一幅秋江暮云图。它颇有米家山水的朦胧含蓄之美,画面并不是明快清晰的,而好象是有意追求一种半明半暗,神光离合的境界:阴沉的秋空不是全部开朗而是“半开”,可见光线并不太亮;向晚的云霞也不璀灿明艳,而带着雨意,它不是暴风雨之前翻滚的黑云,却是低徊容与,悠然静穆。所以幽远淡雅便成了这幅画面的基调。
三、四两句从云转到江边的青山,山是纠结盘曲的,像是要挡住诗人前行的去路,然而远处忽隐忽现的点点帆影,正告诉诗人前途遥远,道路无穷。这两句写江行的待殊感受,不仅有景,而且景中有人,景中有意,蕴深邃的哲理于寻常景物之中,启人遐思,耐人寻味。后来陆游的“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是由此生发出来的名句。这里青山的回环曲折,帆影的时隐时现,也都构成了淡远的画面,与上面两句浑然一体,融汇无间。此诗的深层意义不是屈从阴暗,而是反抗阴暗。反抗阴暗,便能开通千帆竞渡的视境,这就是诗人借山光水色的变化所体验到的某种人生哲学、或政治哲学。因此,此诗是以富有辨证法的思理取胜。
苏轼评王维的诗画,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讲法,把诗境与画意结合在一起谈。诗与画的紧密结合,在唐朝的山水诗、画中得到完美的结合。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山水田园诗,都带有画的气质与风韵。唐人的山水诗画重点突出自然的美。宋人的山水画强调质,通过时序节令和布局,表现真实的生活,山水诗也提倡清新蕴藉,要求把真情实感通过客观描写表达出来。王安石的山水诗,就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点。这首写江行的诗,在灰暗的底色上布置了一幕开阔的画图,辅以幽深的笔调,与米芾山水画笔法相吻合,表现一种含蓄朦胧的美。同时,诗人又经过对景物的描写,表示出对路途遥远、风云变幻的惆怅,把主观思想加入了山水诗中,丰富了诗的主题。
此诗描写英姿勃勃的青年形象,抒写了诗人远大的抱负。是作者七绝中以豪放胜者。光芒辐射,眩人心眼。
前两句诗人以一个少年入手,认为男儿应当奋发有为、奔赴战场。“男儿作健向沙场”一开篇诗人便直吐胸臆“男儿作健向沙场”。好男儿应去从军,在沙场上逞英豪,建功立业。这句化用乐府歌辞《企喻歌》,写得激昂慷慨,雄姿英发。接着写男子愿意为国捐躯,义无反顾之决心。“自爱登台不望乡”,要登的是单于台,受降台,而不是望乡台。十分有“出不入兮往不返”的气概。
后两句写男儿登临高台之上,勇武的形象光彩照人。“太白高高天尺五”用古谣《三秦记》以形容山高,另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以形容豪门的势焰高张。这句是活用古谣的这两种意义,表示自己少年意气之盛,如太白高山,离天很近。末句再用宝刀来比喻自己的豪情,“宝刀明月共辉光”宝刀的寒光闪闪,足以令敌人胆寒。一个顶天立地的少年壮士的形象矗立在读者面前。
全诗语言豪壮,刻画的少年男儿的英武形象光彩照人,栩栩如生,读来令人振奋。青少年时期是人生最可宝贵的时光,在这时期“作健向沙场”,让“宝刀明月共辉光”,即拿起武器戍守边防,建立功业,无疑十分光荣。
王逸说:“《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汉代既已不能明,则后世更是聚讼纷纷。洪兴祖认为“《大招》恐非屈原作”,朱熹则斩钉截铁地说:“《大招》决为(景)差作无疑也。”黄文焕、林云铭、蒋骥、牟廷相等皆主屈原作。梁启超以其中有“小腰秀颈,若鲜卑只”一语,定为汉人作,刘永济、游国恩从之,朱季海则更具体地说是淮南王或其门客所作。我们认为,《大招》是屈原所作是可信的,但它不应当是王逸所说屈原放逐九年,精神烦乱,恐命将终,故自招其魂;也不是林云铭、蒋骥所肯定的“原招怀王之词”。这篇作品语言古奥,形式上不及《招魂》有创造性,应当是反映了较早的楚宫招魂词形式。所以,不当产生在《招魂》之后,而只能在它之前。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卒,《大招》应是招威王之魂而作。其时屈25岁(胡念贻)班究认为屈原生于前353年,在诸家推算屈原生年中最为可信)。以“大招”名篇是相对于《招魂》而言,《招魂》是屈原招怀王之魂所作,《大招》是招怀王之父威王之魂所作,故按君王之辈份,名曰“大招”。
本篇开始按招魂词的固定格式陈述四方险恶,呼唤魂不要向东、向南、向西、向北,然后即写楚国宫廷的美味佳肴,音乐舞蹈美女之盛,宫室之富丽堂皇,苑圃禽鸟之珍异,最后夸饰楚国之地域辽阔、人民富庶、政治清明。其中对楚国遵法守道、举贤授能、步武三王一段的描写,实际上是屈原理想化了的美政。《离骚》中回顾年青时的政治理想,正由此而来,且一脉相承。全篇末尾云:“魂乎来归,尚三王只。”这同《离骚》中称述“三后之纯粹”,《抽思》中“望三王(原误作“五”)以为像”的情形一样,都反映出屈原作为楚三王的后代,追念楚国最强盛的时代,既要尊称国君先祖,又要光耀自己始祖的心情。因此,《大招》已不是单一的招魂祝辞,而是于其中蕴含了一定的思想。一方面,通过极言东南西北四方环境的险恶,极力铺陈楚国饮食、乐舞、宫室的丰富多彩、壮伟华丽,来招唤楚威王的亡魂,表达了对楚君的无限忠心和眷恋之情;“自曼泽怡面以下,皆帝王致治之事。永宜厥身,则本身之治也。室家盈庭(廷),则劝亲之经也。正始必自孤寡,文王治岐之所先也。阜民必本田邑,周公《七月》之所咏也。发政而禁苛暴,省刑薄敛之功。举杰而诛讥罢(疲),举直错枉之效也。直赢者使近禹麾,所以承弼厥辟。豪杰者使流泽施,所以阜成兆民也。末章归之射礼,则深厌兵争之祸,而武王散军郊射之遗意也。于此可以见原志意之远,学术之醇,迥非管韩孙吴及苏张庄惠游谈杂霸之士之所能及。”(蒋骥《楚辞余论》)这样,作品的现实意义和战斗性便大大加强了。
本篇在结构上也具有特点。采用开门见山的手法,直接点题,一气而下。环环相扣,所以诸家分章颇分歧。由“青春受献”而时光飞逝,春色盎然而万物竞相展现自己的生命力,点出招魂的具体时节。下文“魂乎归来,无东无西,无南无北”的呼唤,入题自然,干净利索。在对四方险恶环境的夸张描述之后,以“魂魄归徕,闲以静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转入到对楚国故地的环境描写,阐联顺当,一点也不显得突兀。并以“闲以静只”、“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年寿延只”作为主题,给下文的大肆铺叙作纲领。在对楚国饮食、乐舞、美人、宫室等的铺排和炫耀中,以“定空桑只”、“安以舒只”、“静以安只”、“恣所便只”等与它们相呼应,前后照应,相互关联。下一层紧承“居室定只”,由室内而扩展到室外的“接径千里”,由此联想到“出若云只”的楚国人民,以此为出发点,很自然地引出作者对治理国家、造福人民的清明政治的向往,使文章在结构上浑然一体。
《大招》在语言描写上虽然比不上《招魂》的浪漫奇诡,但仍以其华丽多采的语言,给我们展现出一幅幅奇谲诡异、绚丽多姿的画面。尤其是描写美人的一段,不仅描绘她们的容貌、姿态、装饰,而且深入展现其心灵性情,不同气质、不同状貌的美人纷纷登场亮相,具有浓郁的楚民族风范。全诗几乎都用四言句,显得简洁整齐、古朴典雅,反映了屈原早年的创作风格。
竹子挺拔秀立,生命力强,加之有志向高洁,卓然不群的象征之意,历来是文人墨客丹青画手乐以歌咏描绘的对象。白居易这首《画竹歌》,通过对好友萧悦所画竹枝的再现与评价,赞扬了画家的高超技艺,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卓越的艺术思想。
协律郎:官名,正八品上,属太常寺,掌管音律。萧悦:兰陵(今山东苍山县西南兰陵镇)人,善画竹。在杭州住过一段时期,与白居易过从甚密。
诗的开头四句落笔平直,首先告诉读者,竹子是最难以描绘的一种植物,古往今来,多少丹青妙手为此耗尽了自己的毕生心血,却鲜有画得和真竹相似者。而协律郎萧悦却独能下笔逼真,可谓绘竹第一人。以此设置悬念,激发读者阅读下文探求萧悦独得画竹之秘原因的好奇心。
接着,诗人从三个方面表现萧画的非凡不俗之处:一是将萧画与他人所画作对比,从而表现萧氏所画生机勃勃,枝活叶动,秀拔耸立;而他人所画竹身粗壮,臃肿不堪,枝叶萎靡,毫无生气。这是从侧面,以他人之画的拙劣来衬托萧画的不凡。其二是正面描写萧画竹子的环境、神态。野塘水边,埼曲岸侧,森森然有竹两丛,挺拔秀立。所谓“野塘水边埼岸侧”,是极力表现画面的野趣、奇趣。因为野塘曲岸,更容易形成一种远离人间烟火、超越世俗的气氛,与人格化的竹枝更相吻合。下文“婵娟不失筠粉态,萧飒尽得风烟情”是从画面的细处描写,是画中竹枝的特写镜头。婵娟是形容竹子神态的秀美,左思《吴都赋》:“其竹则檀栾婵娟,玉润碧鲜。”不失筠粉态,是指其逼肖真竹,表明图画连青嫩带粉的鲜态及在风惊烟锁的特殊环境中,摇曳多姿、萧洒脱俗的婀娜神态都毕现无遗。由于画得如此逼真,竟使诗人怀疑这不是画,而是真实的生长于泥土之中的竹子了,他回忆起在天竺寺前、湘妃庙里曾经见到过这样的竹子。这是第三层描写。“低耳静听疑有声”堪称是诗人的神来之笔,因为只有现实中的竹子才会在风吹之下发出婆娑之声。萧氏所画竟能使人产生这样的错觉,看来“丹青以来唯一人”之誉诚非虚言。
诗的最后一部分是感叹如此绝妙的绘画,竟然少有人赏识,诗人与画家只有相顾失笑,嘘唏感慨一番。然而岁月难驻,时光易逝,身怀绝技的画家已是手颤眼花,满头华发的老人了。这幅画便是他的绝笔之作。自此以后,再想求得他的画已是难乎其难了。言语之间充满了对画家的珍惜之情,无形中也抬高了这幅画竹的价值。
诗的开头曾评价萧氏画竹能够“下笔独逼真”,诗中通过萧画与别人所画的对比,萧画本身的神态和真实的竹子三个方面对“逼真”二字作了具体描述,可谓层层递进,结构严谨。关于“逼真”的好处,朱自清先生认为,“这个‘真’固然指食物,可是一方面也是《老子》、《庄子》里说的那个‘真’,就是自然,另一方面又包含谢赫的六法的第一项‘气韵生动’的意思,惟其‘气韵生动’,才能自然,才是活的不是死的。‘逼真’等于俗语说的‘活脱’或‘活像’,不但像是真的,并且活像是真的。”(《论逼真与如画》)宋人苏轼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也就是说,只追求形似并不足奇,写活,传神,有幽姿远韵,才是逼真的要求。白居易这首诗在描述萧悦的创作过程时曾说:“不根而生从意生”,也就是说萧氏事先成竹在胸,意在笔先。将个人意趣与大自然融而为一,来源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这也是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