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评论江西诗派。宋人是推崇学习杜甫的,而李商隐的能得杜甫遗意,学杜要先学李商隐,宋人早具有此说法。在元好问看来,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虽然标榜学杜,但并未抓住杜诗的真髓,而专在文字、对偶、典故、音韵等形式上模拟因袭,结果既未学到杜诗的古朴风雅得真谛,也完全失去了李商隐的精美纯厚的风格。因此他明确表示,不愿与江西诗派为伍,不愿拾江西诗派的牙唾。
但是,这里元好问对于黄庭坚的态度怎样呢,关键是“宁”字的理解。教材P285注释57解释为“岂能”。也有不同理解,下面介绍一下周振甫、冀勤编注钱钟书《谈艺录》的《〈谈艺录〉读本》中“鉴赏论第七”:
《谈艺录》(七)元好问论黄庭坚诗解:遗山诗中“宁”字,乃“宁可”之意,非“岂肯”之意。如作“岂肯”解,则“难将”也,“全失”也,“宁下”也,“未作”也,四句皆反对之词,偏面复出,索然无味。作“宁可”解,适在第三句,起承而转,将合先开,欲收故纵,神采始出。其意若曰:“涪翁虽难亲少陵之古雅,全失玉溪之精纯,然较之其门下江西派作者,则吾宁推涪翁,而未屑为江西派也”:是欲抬山谷高出于其弟子。然则江西派究何如。乃紧接下一绝曰:“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盖举后山以概其余西江诗人,此外比诸郐下,不须品题。遂系以自述一首,而《论诗绝句》终焉。《遗山集》中于东坡颇推崇,《杜诗学引》称述其父言:“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而《论诗绝句》伤严寡恩如彼,倘亦春秋备责贤者之意。遗山所深恶痛绝,则为江西派,合之《中州集自题》绝句,更彰彰可见。(153页)
《〈谈艺录〉读本》注解:这一则讲元好问《论诗》中论黄庭坚的诗:“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钱先生先抓住“宁”字来讲,认为是“宁可”的“宁”,即宁可向黄庭坚拜倒,不作江西诗派中人。即把黄庭坚突出于江言诗派以外,认为黄庭坚还是可取的。虽然黄庭坚的诗不如杜甫诗的古雅,全失李商隐诗的精纯,但还是好的。元好问为什么要向黄庭坚下拜,在《论诗》里没有说。《论诗》说的“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称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为“新”。但黄庭坚论诗并不主张“新”,因此这跟黄庭坚无关。又说:“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这是批评陈师道作诗时,闭门苦思。即把陈师道代表江西诗派,贬低陈师道即贬低江西诗派。钱先生又引元好问《杜诗学引》称“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朱弁《风月堂诗话》:“山谷以昆体工夫,到老杜浑成地步。”元好问“宁下涪翁拜”,可能就为了这点。所以他的诗里就称杜甫的古雅,李商隐的精纯,认为黄庭坚都不及。虽不及,但他“以昆体工夫,到老杜混成地步”,所用的工夫还是好的,所以还推重他吧。
《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
这首曲子真切地描写了一位妻子在青灯下给千里之外的丈夫写信,但苦于书信难以送达,因此忧伤憔悴的情景,写得形象、生动。曲子用典丰富,但并不晦涩,使整篇作品的意蕴更丰富,更有内涵。
起首“一点青灯人千里”,寥寥七字,包含的故事和情感容量却颇大。首先,由“人千里”三字可看出“离别”的主题;其次,离别的双方是一人远离,一人居留;再次,从“一点青灯”可知整首曲子是从居留者的角度来写的,抒发的也是居留者的思念;最后,“千里”极言二人相距之远,而“一点”又暗示独居者的寂寞,离愁别恨尽在其中。
沉浸于愁苦和思念之中,青灯下的人忍不住发问:“锦字凭谁寄?”“锦字”二字,以简省的笔墨交代出离别双方的关系。前秦苏惠曾织成回文锦书,寄给丈夫窦滔,以述真情,后人便以“回文锦”“锦字”等代称思妇寄给远方夫君的信物。可见,此曲描述的是夫妻之间的离别。“凭谁寄”即意味着无人可寄,因为“雁来稀”,寄书的大雁稀少,无从凭寄。
二人相隔遥远,又音信难通,独对青灯的妻子自然越发孤寂痛苦。“花落”一句,同样于简洁的文字中包含着丰富意蕴。“东君也憔悴”,以春光的流逝喻离别的伤感,其中暗含女主人公对年华易逝的慨叹。“花落”既是实景,也喻示女子青春的陨落,更指向离别的时日之久,以及相见之日的遥遥无期。对女主人公而言,等待是痛苦的,这不仅是因为她必须忍耐一个人的孤凄,也不仅是因为归期的不可知,更是因为她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正一点一滴在等待中虚耗。这样一来,作者对于离情的刻画便已相当深入。
“投至望君回。滴尽多少关山泪”,女主人公将眼光投向未来,设想二人相见之日到来之前,她还将流下多少眼泪。“多少”二字,既说明与重见之日相隔的时日之长,也体现出女子思念之深,这份思念不会随着时日的推移而变淡,也不会因为与夫君隔着重重“关山”而消散。“关山”与首句“千里”相呼应,使整首小令首尾相连,结构完整,空间和时间的阻隔也被巧妙地融为一体,读来浑然如一,不落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