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用“记神京”开篇，化实为虚，回忆当年故都“柳绿花红”的繁华景象和自己裘马清狂、“解衣沽酒”的浪漫生活。下片以“到如今”过渡，由虚入实，描绘汴京沦陷以后“满目飞蓬”的衰败现实和词人凄凉悲怆的心情。全词没有一句议论、抒情之语，但字里行间尽显忧伤之情，含蓄蕴藉，感慨深沉，读之令人黯然。
词的上片以“记”字领起，统领始终。“神京”二字点明感怀对象。繁华地，旧游踪“二句，前句概括性也介绍了京都，后句词人便把自己引入作品之中，表明了他与京都的密切关系。这三个短句构成上片的第一段落，为后面描绘和抒情准备好了铺垫。
“正御沟、春水溶溶”以下，作者紧扣“春”字进行描绘。摹写了自然景物。其中，“御沟”标志宫庭之所在，承接前面的“神京”而来。流淌在御词里明净的春水。由此可以想象那生机勃勃的草木，而这一切都引发了京师人士无限的游春意。
从“平康巷陌”到歇拍的“柳绿花红”，是上片的第三段落。“平康巷陌”，本指歌女聚居之地，这里还指秦楼楚馆、酒肆茶坊、勾栏瓦市等游乐场所。
“绣鞍金勒”句说的是那些“章台走马”的男子，“解衣沽酒”句概写他们的游乐。“柳绿花红”应当是指代城市中献伎的女子。她们穿红着绿，正是所谓“柳绿花红”。而“平康巷陌”则是以这些人为主体的。在宴饮场中，文娱之所，她们是免不了的。因此，此词在“醉弦管”之后，立即补上“柳绿花红”一句点明那些女子正在献艺。这一段落重在写京都市人游冶及宴钦等方面的情景，通过这寥寥数笔，读者便可以想见当时国泰民安。
词的下片笔锋一转，情调随之而变。起首的“到如今”三字，与上片中的“记”字相呼应，它把词人的神思再度拉回现实。“嗟往事、梦魂中”六字，引发上面蕴蓄的势态，于是，此时的衰败与昔日的繁华便在这里得以绾合。这是六个沉重的字眼，那些令人沉醉的“前事”只能在“梦魂”之中得以出现，这当然是令人伤痛的事情，所以词人在“前事”上更着一“嗟”字，充分表现了苦楚之情。“馀霜鬓”三字，承接前事已成空而来。虽然，这里作的陈述，极为客观，但它的内中却饱含着词人的万般无奈与无限的悲哀。这几句为下片的第一个段落，在这里，词人运用了实事虚写的方法，使其情感更为浓厚。由此，全词转向深入，全词的中心也因此自然推出，即作者过京师之“感怀”。
“但寒烟”至全词的结束，为下片的第二个段落。重在写词人所见，以景物渲染气氛，为抒情服务。“但”字一直贯穿到底，引出此时所见之景：有映入眼帘的唯有漠漠的寒烟和瑟瑟凉风中飘飞的蓬草；昔日的殿宇徒然伫立，而那当年喧嚣的百官朝拜之所，天子臣子议政之庭，早已渺无人迹；苍茫的暮色中，唯见寒笳悲吟声中惊飞的塞雁；依然是昔日拂面的东风，可是，它们此时送来的却只有那说有出、道不尽的凄寂与酸楚。
这首词在写作上颇具特色，它主要是以多方面的对比来抒发词人的情感。纵观整首词上下片，读者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首先，上片以“记神京”引起，下片以“到如今”发端，它们分别贯穿了上片和下片的始终，从而形成了鲜明地、在跨度地对比。就全词所展示的景象来看，是昔日京师宴乐与此时寒笳凄厉、哀鸿长鸣的边塞形成的鲜明对比。在这种强烈的大起大落中，作者的黍离之悲、伤痛之情得以充分地表现。其次，从用笔上看，全词写得比较徐缓。但由于作者在上下片中摄取不同景物和注入不同的情感，这种徐缓所起的作用也有差异。就上片来看，它用于较为平实的铺写中，从而表现出一种欢乐惬意的情绪。而当它用于下片的以虚写为主、且更加深刻的描写中时，这种徐缓便将词人的痛楚之情增浓变厚了。最后，就全词的着色来看，虽然同是写春天的景象，但词的上片明丽柔和，而下片更偏重于凄迷冷寂。它们与词人所要表现的情感相吻合起到了衬托和渲染的作用。
词是词人在旅途思人时写下的作品，与《踏莎行·燕燕轻盈》作于同时。可以将这两首词看做是姊妹篇，一为在舟中触景生情而作，一为感梦而作，不过所思者同为合肥姊妹。此篇辞藻华丽，所表达的情感非常真挚。
起首三句写当地实有之物，咏当地曾有之事。然所云“绿丝”，却非眼中之柳，而是心中之柳。因为江南虽属春早，但正月初头决不能柳垂绿丝，惟青青柳眼，或已依约可见。故首句因青青柳眼而想到垂垂绿丝，而念及巷陌多种柳的合肥。引起怀人之思此因柳起兴，而非摹写实景，但也不是凭空落笔；金陵自古多柳，南朝乐府《杨叛儿》云：“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是其明证。“鸳鸯浦”，江边船泊之地。以鸳鸯名浦，不仅使词藻华美，亦借以兴起怀人之思。
“想桃叶、当时唤渡”，明点所思之人。桃叶是东晋王献之的妾。献之曾作歌送桃叶渡江云：“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来迎接。”此借指合肥情侣。古桃叶渡在金陵秦淮河畔，也是本地风光。见渡口青青杨柳，想前朝桃叶典故，再“北望淮楚”，益动怀人之思，这是非常符合生活逻辑的。“又将愁眼与春风”一句，又回到柳眼，与起句“绿丝”相呼应。这一句有两重含意：愁人所见的柳眼，自然也成为“愁眼”；春风乍到，柳眼欲绽还闭，恍似含愁。王国维曰：“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人间词话》），这是一种移情作用。词人此处所云之愁，盖寓柳可再见而人难重觅景物犹在，情事已非之恨也，故着一“愁”字，可见含蓄得妙。“待去；倚兰桡，更少驻”，先是一纵，继而一收，波折顿生，感情极其婉曲。白石此番到金陵本是路过，所谓“解鞍少驻初程”（《扬州慢》）；但此行一路所经，以金陵距合肥为最近，一经解缆，即将愈驶愈远，故而情势上是“待去”，而行动上则是“少驻”。其心之痴，其意之苦，其情之深，其思之切，虽未明言，已然“尽在不言中”了。这几句刻画极其之细，心理极其微妙。
过片“金陵路”句又一提顿。自然界的“莺吟燕舞”，于此尚非其时，所指的当然是秦淮佳丽的妙舞清歌。词人北望淮楚，心系伊人，在想象中，“金陵路”遂幻化为合肥杨柳依依的巷陌，眼前的“莺吟燕舞”也幻化为他魂牵梦萦的往日情人（白石于前一日所作《踏莎行》有“燕燕轻盈，莺莺娇软”，似与此有关）。然回首处已是前缘不再，旧俗难逢了。“算潮水、知人最苦”，着力一跌，与上句若不相承，一金陵一波上，空间不同；一欢乐，一悲苦，悲欢异趣，这是白石词中的一种暗线结构。“最苦”二字，用语最明白，最平淡，写其此际心情亦最深刻。“此恨谁知”？有“潮水”知。盖此时词人“小舟挂席，容与波上”，唯与潮水为最近。此“潮”，是刘禹锡《金陵五题·石头城》“潮打空城寂寞回”之潮。它阅历千百年业事沧桑，无所不察，无所不知。词人认为唯潮水能知其“最苦”处，亦兼以潮声呜咽，好像与自己交流心声。一“算”字亦非虚下，其意即“算唯有”，包含了除此以外别无知他心者之意。但“潮水”是词人给予人格化了的自然物，然则当前真无知他心之人矣！托喻微妙，感慨亦深。“满汀”一句推想将来。
此行千里依人，而此时小泊金陵，行将东边，去心心相系之合肥亦将日远，归计难成，故曰“不成归”。“汀”指江中小洲，写舟中所见：“芳草不成归”，用《楚辞》含思凄恻，离散之愁，漂泊之感，一时毕观。结尾三句，衬足“苦”字。“日暮”二字，依律为短句叶韵，连上读；然依文意当属下。天已向晚，暮色四合，然心中惘然，今宵移舟何处？此化用崔颢“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黄鹤楼》）而又有所不同。
“向甚处”，此问非问，乃表现心中惘然若有所失的神态。盖虽小驻，为时亦已无多，势成欲不去而不能，欲去又不忍，徘徊回顾，有不知身寄何处之概。无限痛楚，均注于词意转折之中，神情刻画之内。
张炎称姜白石等数家之词“格调不侔，句法挺异，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删削靡曼之词”（《词源》卷下）。这首词怀念合肥情侣，以健笔写柔情，托意隐微，情深调苦，而又格高语健，空灵清远，读后但觉清空骚雅，无一点尘俗气。此词为小令，然布局与慢词相似，在有限的五十八个字中，笔意纵横，繁音促节，回环往复，曲折多变，令人一唱三叹。
“嫩箨香苞初出林”，诗人起笔便细细描绘了初生之笋的形态。这样壳嫩笋香的初生之笋，洋溢着勃勃的生机，只待春雨浇灌，即能昂扬九霄。“於陵论价贵如金”，很多人认为这句诗是诗人向座主的器重表示感谢。嫩笋要论价，是因为初生之笋鲜嫩可口，所以食者众多，求者亦夥，因而在於陵这里的价格和黄金一样贵重。“於陵”当属泛指，代称各地。诗人在这一句里已经点出一丝悲的意味。嫩笋正出林呢，怎么就要论价了，而且价值甚昂？但语气终还是压抑的，平缓的，冷静的，客观的。
“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诗的三、四两句接着将这种悲哀之情渲染开去，推至顶峰才喷发而出。“凌云一寸心”，谓嫩笋一寸，而有凌云之志。这里是一个双关语，喻人年少而有壮志。这两句回答了对嫩笋“於陵论价”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竹林茂盛，所以可以食笋，忍心“剪”去它凌云之心。卒章而诗人的一片哀怜之情也显露出来。诗人痛惜嫩笋被食，喻人壮志未酬，这是一种悲哀；而联系到诗人于大和六年（832年）赴京应举不第，那么就还有另外一层意味了，就是或许是因为皇都长安里“人才”太多，所以他才下第的。可是“剪”去的是一寸凌云之心。一个“忍”字用得十分出色。忍者，忍心，实际上联系到“凌云一寸心”看，作者表达的却是“何忍”之意。意谓不要夭折嫩笋的凌云之志啊。悲己之不遇，痛上主之不识己，一片哀怨之情弥漫其间。 全诗以嫩笋比喻自己，嫩笋一寸而有凌云之志，诗人同样如此，年少而胸怀大志。可悲哀的现实却是嫩笋被食，凌云之志也夭折在初出林的时候。而诗人也一样壮志未酬，空有“嫩箨香苞”美质，却没有了昂扬九霄的机会。既哀且怨之情充溢全诗。
全诗艺术风格哀怨缠绵，而深情难已，已经初步显示出李商隐诗歌“深情绵邈”（刘熙载《艺概》）的艺术特色。 这样哀怨的诗歌若出自一个中年或暮年人之手，当属平常，可是创作它的却是二十岁左右的李商隐。这正是少年壮志不言愁的黄金时段，可诗人看见鲜嫩的笋时不由而生 “忍剪凌云一寸心”的悲慨，诗也写得哀怨缠绵。这就是很让人诧异的事。事实上，“忍剪凌云一寸心”的悲慨里包蕴着诗人半生的际遇和一种 “先期零落”的忧愁意识。首先，家世孤苦，“沦贱艰虞多” （《安平公诗》），其高祖以来家境已衰落，祖辈几代历官均不过县令。父祖辈又一再年寿不永，不到十岁时，父亲去世。他随母还乡，过着清贫的生活。他在《祭裴氏姊文》就写道：“及衣裳外除，旨甘是急，乃占数东甸，佣书贩舂”。这是他清贫生活的生动写照。此外，他生活的晚唐时代动荡，藩镇割据，宦官擅权，朋党斗争，农民起义不断，而社会又讲究勋阀门第观念，而诗人自己“内无强劲，外乏因依”（《祭徐氏姊文》），也使他对自己的前途缺乏信心。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使得诗人自小便表现出一种悲观的情绪。十六岁时写的《无题·八岁偷照镜》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该诗似写一伤怀的女子，而句句实写自己。“八岁偷照镜”，著一“偷”字，写出了其早熟，“长眉已能画”，写其早识。 “五岁诵经书，七岁弄笔砚”（《上崔华州书》），“十六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樊南）甲集序》），也是如此；接着十岁能做裙，十二岁弹筝，表明这个女子的慧心兰质，可接着却是十四未嫁，“十五泣春风”了，转向一层悲哀的境地。美质未遇良主，唯有相泣春风了。这种忧愁，王蒙先生称之为“先期愁人”、“先期悲叹”的“夭折意识”，可谓切中肯綮。李商隐这种“先期零落”的忧愁意识伴随了他一生的诗歌创作。譬如：“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看见早梅，也生悲慨：“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而当林花开放，正当其盛时，却又发出“重吟细把真无奈，已落犹开未放愁”（《即日》）的感叹；看见“见说风流极,来当婀娜时”的垂柳他又会觉察到“忍放花如雪，青楼扑酒旗”（《赠柳》）的幻灭感。就算是茂盛青翠的高树，他也会感到“一树碧无情”（《蝉》）。总的说来，李商隐一生困顿，郁郁不得志，加之他的多愁善感，在诗歌创作上，总是要表现出那么一丝忧虑，或出之以典故，或结之以意象，来取得“深情绵邈”的审美感受。而把握他这种“先期零落”的忧愁意识，也是欣赏李商隐这首《初食笋呈座中》乃至他全部诗歌的钥匙。
马嵬坡又名马嵬驿，在今陕西省兴平县西北。唐玄宗宠爱杨贵妃，荒淫误国，酿成“安史之乱”。安史叛军攻破潼关，唐明皇仓皇向四川逃难，路过马嵬驿时，扈从的禁卫军哗变，求诛杨氏以谢天下。玄宗为了稳定军心，被迫缢死杨贵妃。这首小令以曲写史，意在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此曲前半叙事，后半议论，借唐玄宗与宠妃杨玉环终日游戏作乐，发出了兴亡之叹。全曲造词清新、畅达自然，后世流传甚广。有人认为作品对杨玉环的责备重于玄宗，表明作者由于历史观的局限，仍有“女人祸水”的消极思想。其实这是此类话题的传统论见，作者不可能不知道祸首是谁，“恨不得”一句已经透尽个中消息，只是囿于忠君之道，不便揭穿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