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以赴宴者的口气写成，不仅描写了宴席的丰盛，也写出了贵族间彼此依附的关系，在表面热闹的气氛中，笼罩着一种悲观失望、及时行乐的情绪。这正是西周末年国家政治和奴隶主贵族走向衰亡的表现。
全诗三章，每章开端都写贵族们一个个戴着华贵的圆顶皮帽赴宴。一、二章中的“实维伊何”、“实维何期”，用了设问句，提人警醒，渲染了宴会前的盛况和气氛，而且表现了赴宴者精心打扮、兴高采烈的心情。第三章改用“实维在首”，写出贵族打扮起来后自我欣赏、顾影陶醉的情态。接下来，写宴会的丰盛：“尔酒既旨，尔肴既嘉”、“尔酒既旨，尔肴既时”、“尔酒既旨，尔肴既阜”，三章中只各变了一个字，反覆陈述美酒佳肴的醇香、丰盛。然后是赴宴者对同主人亲密关系的陈述，对主人的赞扬、奉承、讨好：来的都是兄弟、甥舅，根本没有外人；主人是松柏一样的高树大枝，而自已只是攀附其上的蔓生植物；没有见到主人时心里是如何的忧愁不安，见到主人后心里是如何的欢欣异常。有人说，第二章结末的“庶几有臧”还包含有希望得到厚赐之意，那么贵族们的庸俗厚颜更表露了出来。前文所谓“未见君子，忧心弈弈；既见君子，庶几说怿”，其真实含义，很值得回味。第三章“如彼雨雪，先集维霰”后，不再是前两章内容的重复。他们由今日的欢聚，想到了日后的结局。他们觉得人生如霰似雪，不知何时就会消亡。在暂时的欢乐中，不自禁地流露出一种黯淡低落的情绪。表现出一种及时行乐、消极颓废的心态，充满悲观丧气的音调。从这首诗来看，由于社会的动乱，他们虽然饮酒作乐，但仍感到自己命运的岌岌可危、朝不保夕，正表露出所谓末世之音。
有学者认为这首诗与《雅》诗中的某些揭露贵族腐朽和社会弊端的讽谕诗并不是一回事。所谓讽谕诗，乃是有政治远见和正义感的贵族文人，对社会问题所作的有意揭露，是感时抒愤之作。而这首诗却是一首沉湎于享乐生活的宴饮作乐之歌。所以，朱熹所谓“燕兄弟亲戚之诗”，是此诗作者之本义；而《诗序》的讽刺之说，则是读者所感受领悟到的诗义。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诗的形象所蕴含的意义，确乎大于作诗者的主观思想。这首诗在艺术技巧上也有一定的特点。如诗的开头，三章皆用问答句来表达。三章中间为了强调与主人关系的密切，采用了反问句式。从而使诗歌在表现上较为灵活，加深了读者的印象。另外，诗中还用了女萝攀缘松柏、人生短暂如雪如霰等比喻，增加了形象性。
上片先写天意留客。“秋风湖上萧萧雨，使君欲去还留住。”西湖上的晴雨变化是常见的现象，离任的太守陈襄将要远行，却被风雨留住。这是天从人意的美事，老天爷仿佛被送别的人们所感动，所以才特意以“萧萧雨”“留住”客人，满足了大家的心愿，这是老天有情。接下来苏轼笔锋陡然一转，“今日漫留君，明朝愁杀人。”为何这样写。接下去苏轼又把笔锋收回来，申述了一个使人信服的理由，“明朝愁杀人”原来是离情再经过一夜的酝酿和蓄积，会变得更深更浓，到明天送别时一下子爆发出来，会把人“愁”死的！可见老天有情，人更有情。经过这一纵一擒，心理上或情感上的回旋跌宕，苏轼将离情推向了纵深。
下片转换角度，写动人的送别场景。“留人千点泪，洒向长河水。”这两句写“留人”泣别，“留人”是指送别陈襄的一群官妓，同“长河水”联系起来，一方面是由于陈襄乘官船，从水程赴任，另一方面暗用了江淹《别赋》中的词语，“怨复怨兮远山曲，去复去兮长河水。” “留人”泣别是情重怨深的表现，这就把离情推向了一个高潮。“不用敛双蛾，路人啼更多。”这两句又峰回路转，别开境界。苏轼像是对“留人”们说，你们还是收住眼泪吧，且看站立在大路两旁的杭州百姓，他们哭得比你们还要伤心呢！广大百姓自愿前来送别一位离任的地方官，尽情挥洒泪水，离别场面庄严、感人。可以说，这是百姓对一位官员的最高褒奖。苏轼这样写，非溢美之辞。是苏轼从侧面写出了陈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绩，在把离情推向极顶的同时，也暗含着对陈襄流惠于民的赞颂。
全词无一处直接抒写苏轼自己当前的离愁，苏轼仅仅是一个旁观者而已。但又无处不渗透了苏轼浓重的离情别绪。苏轼在对实际生活观察和体验的基础上，选取了独特的艺术视角，出奇制胜，使人感到耳目一新。
这篇文章以东轩为发轫之契机，以颜渊精神自乐与生活自苦，作者与颜渊，俗士与德者、达者的多重对比为线索，推崇重道、求道与行道精神，立论高远，而推论人情人理，给读者以深刻的启迪。全文先叙事，后就事生论，层次清楚、平实自然，语言简洁朴素，感情淳厚真实，寓忧愤于沉静，顿挫而不失淡泊。
文章既为《东轩记》，当然要先写东轩的建造。为些，文章先写到职后面临的困境。刚到筠州，大雨成灾，“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败刺史府门。盐酒税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这些话语，以及暂借部使者府居住等，生动地写出了作者刚到住所时的狼狈。既而事情一转，写建东轩，且“种杉二本，竹百个，以为宴休之所。”以上写东轩建造的缘起和过程，其中重点反而是初到筠州时的一场水患，实以此曲折写出了贬谪之苦。
时正推行新法，“市易法”即其中之一。作者始来筠州印想借东轩以宴休，可见对推行新法不是积极态度。然而这个工作“旧以三吏共事”，此时别二人又“适皆罢去”，俗务丛集于一身，这段逐日繁忙的景象，描写颇生动，当是切身之体会。文章把这与东轩的辟建和闲置相纠结，以“每旦暮出入其旁，顾之，未尝不哑然自笑也”收束，字里行间带着丝丝缕缕的悲切酸楚。
文章从第二段起转入议论。作者将文思宕开，议论起了古代的颜回。过去自己曾有一种想法，以为颜回即使“抱关击柝”，也不致如此困窘，又不妨碍学问，何至自苦如此。既而言到筠州后吏事冗杂，根本不能做学问，才悟出颜回何以甘心贫窭。接着写到人生追求有层次，未得道前或以“子女玉帛”为乐，既得道后就变成了精神追求之乐。而自己今天却无暇读书，这对一个学者文人来说才是更大的痛苦。最后写今日的愿望。像孔子那样能上能下，对自己的地位一无所顾，自己是无法做到的。今日所希望的不过是放我回乡。然而连这一点恐怕也难以实现，表现了此时精神的痛苦与消沉。
综上可见，《东轩记》虽然是为东轩建造而作，实际是反映被贬后的处境和心情。这篇文章突出的特色是迂余委折、文笔含蓄。园亭记多写宴休之乐，该文却是写被贬后的消沉和愤懑。文章落笔便见高潮，写始来筠州无以为家的窘状。后建起东轩，本以为可得“宴休之所”，不料吏事繁忙，又使自己无暇宴休，文笔曲折，且含蓄地表现了被贬小吏的酸辛和对推行新法的厌倦，议论部分也是如此。先由不理解颜回何以箪食瓢饮的清苦写起，再写今日始知幻想俗事缠身而不害于学的天真。最后由赞孔子无论高下“无所不可”转而写到自己唯愿还乡。文章就是这样曲折而又含蓄地写出了自己此时的处境和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