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共十六句，分三部分。前六句开门见山写虎的凶恶。开始四句以赋的笔法说明戈也不能冲击它，弩也不能弹射它，乳孙哺子，相继为非。五、六两句极言其作恶之甚。当时藩镇拥兵自重，不听朝廷调度，不仅自署文武官吏，征收赋税，甚至以土地传之子孙，父死子握其兵权，企图夺取唐王朝的天下。由于各镇时有叛乱，藩镇和朝廷的战争以及藩镇之间的混战，此起彼伏，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给人民带来无限痛苦。诗人以极大的愤慨面对现实，捕捉住事物最突出的本质特征，以此喻象建立起可感的形象，指摘时弊，切中要害。
中间四句紧承上面的意思指出，有法术能制虎的黄公都怕遇见它，而它看见具有虎形却不食生物的仁义之兽驺虞，心里还感到不舒服，嗔怪驺虞的无用。这是诗人以独特的感受与典型客观事物有机融和创造出来的“猛虎”形象。李贺生活在如上所述的社会环境中，藩镇为害之烈，在他的视觉、听觉、触觉以及头脑中都印象极深。这里不直说虎如何伤人，也不去说虎如何凶猛，而是从别人对它的反应上做出鲜明有力的表现，然后再用仁兽驺虞与它两相矛盾着的因素加以申述，既说明了它的残虐，更指出了它“非仁德所能感化。“这种层次分明”，步步递进的高超的艺术表现力，起到了给人以深刻启示的艺术效果。
最后六句，前两句先说人有宝刀，但悬之壁间无以为用，不能以之除害，宝刀愤激不甘而作雷鸣。这两句诗感情色彩极其浓烈，寄托着诗人愤世的激情。王琦注云“刀作雷鸣似愤人不能见用之意”。李贺热切期望扫平藩镇，完成国家统一，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十三首》其五），但却遭到小人的排挤，沉沦下僚，前进无路，报国无门，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他热情的心里进发出愤怒的火花：“忧眠枕剑匣”，“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后四句把矛头直指官家。意思是说泰山之下有妇人一家死于虎口，官家虽然限期捕虎，但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具文，官吏极怕“猛虎”，不敢去冒险。先从“妇人哭声”着墨，陈述人民在官家对虎无能为力，一味退避的形势下受害之深重，然后引到“吏不敢听”，指出他们不敢听官司之期限，创造出对强藩悍将畏之如虎的官家形象。前者写以妇人为代表的广大受难者，后者写以官家为代表的统治者，它们交织在一起显示出诗人正面现实，异常沉痛的心情。
这首诗古朴无华，意境深邃，用最经济浓缩的笔墨畅述胸怀，从各个侧面充分准确地刻画出猛虎可憎、可恶、可怕、可恨的形象，流露出诗人隐藏在内心深处炽热如焚，忧国悯时的极大痛苦。
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是在内容上相互衔接的姊妹篇，两篇赋都是写楚王与巫山神女梦中相会的爱情故事，但两篇赋的神女形象差别很大。
《高唐赋》中的神女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她自由奔放、大胆追求爱情的举动，所谓“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这是一片赤裸裸的原始激情和欲望的自然流露，是未曾受到任何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束缚的人性的直接张扬。这种随意放任的性关系并非宋玉的凭空想像，而是原始初民爱情生活的真实反映，是对于原始时代“自由”婚姻的朦胧回忆。就是说，在原始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上，确实存在着无限制的随意婚姻和自由放任的性关系。并且，原始社会结束后，这种状况还有延续。不要说更远，即使是到了一夫一妻制已经建立起来，配偶关系相对稳定的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制社会初期，受传统习俗的影响，性关系还是相当自由和放任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旧时性交关系的相对自由，绝没有随着对偶婚制或者甚至个体婚制的胜利而消失。”至于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如一些重大的节日，性关系更是随意而放任。古罗马的沙特恩节要举行群众性的盛宴和狂欢，同时“盛行性关系的自由”，沙特恩节因而也就成为纵情欢乐的代名词。中国古代也是如此，《周礼·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郑玄注：“阴讼，争中冓之事以触法者。”从“令会男女”、“奔者不禁”甚至有因婚媾而争讼的情况，说明当时的性关系也是相当自由的。《周礼》所记反映的大约是商周时代的事，是传统习俗的延续和发展，由此不难想像神话产生的原始时代性关系的更大自由和放任。从这个角度来看巫山神女“愿荐枕席”，主动寻求匹偶交欢的举动就很好理解了：既不是反常，也不是“淫惑”，而是她那个时代（即神话时代）的十分正常而普遍的行为。
巫山神女神话特征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她的神奇变化：“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巫山神女没有通过任何中间环节，即直接变为朝云和行雨，是非常神奇的。这种情况根本无法通过经验和理智去解释，而只能通过神话的逻辑——变形法则——去说明。在原始人看来，“在不同的生命领域之间绝没有特别的差异。没有什么东西具有一种限定不变的静止状态：由于一种突如其来的变形，一切事物都可以转化为一切事物。如果神话世界有什么典型特点和突出特征的话，如果它有什么支配它的法则的话，那就是这种变形的法则。”原始初民的想像正是由于轻而易举地越过决定事物性质的界限而显得丰富和大胆。
以上两个方面即追求爱情的方式和神奇变化，充分说明《高唐赋》中的神女是一个具有明显原始神话特征的神话式人物，一个地地道道的女神。
而《神女赋》中的神女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这是一个服饰华美、容貌姣丽、举止端庄、神态娴静的女性。宋玉除了强调她的光彩照人的外貌之外，更强调她的内在的精神和气质，主要突出了两个方面：一是温柔和顺，安闲自得，骨法奇美，适于侍奉君上；一是贞谅清洁，意态高远，以礼自持，凛然难犯。可以看出，以上两个方面无论哪个方面都与原始神话中的女神格格不入，她完全属于另一个时代。《高唐赋》的巫山神女和《神女赋》不是一个形象。
关于《高唐赋》的主题思想，有学者认为高唐神女化为云雨是一种艺术想像，由于这种想像表现了男女交欢时那种像云一样飘忽，像雨一样空灵的感受，符合人们接受的心理基础，因而成为一种文学意象并对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种艺术想像正是宋玉突发奇想的神来之笔，是宋玉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这些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实际上并不符合实际。
事实上，把男女交欢与云雨联系起来并非宋玉的发明。有学者以中外古代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种联系实乃出于一种古老的宗教观念，是交媾致雨宗教观念的反映。原始宗教认为人与自然是交相感应的，人的主观意念和行为可以影响客观事物的发展，巫术“相似律”原理认为，“仅仅通过模仿就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而男女交媾诱发降雨正是这种神秘的交感观念的反映。他们认为，行云降雨是天地阴阳交会的结果，所谓“天地相会，以降甘露”。（《老子》第32章）《周易·系辞下》：“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而云雨则是使万物化生的最重要条件。原始初民的祈雨方式有多种多样，而交媾致雨的方式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便成为他们比较常用和普遍的一种方式，有的民族还因此形成了有关的宗教仪式。
有了雨露滋润，草木得以茂盛，五谷得以丰收，因而由交媾致雨又进一步发展为可以促进丰收、富足乃至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闻一多先生在研究《诗经》婚俗诗时曾指出：“初民根据其感应魔术原理，以为行夫妇之事，可以助五谷之蕃育，故嫁娶必于二月农事作始之时行之。”初民相信“如果没有人的两性的真正结合，树木花草的婚姻是不可能生长繁殖的”。弗雷泽在考察了中美洲、非洲、澳洲以及亚洲的原始民族之后得出结论：“他们仍然有意识地采用两性交媾的手段来确保大地丰产”，并相信与传说中的神灵交媾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类似的观点在其他宗教文化学和人类文化学著作中也时有所见。
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是特定宗教民俗背景下的产物，是多次发生过的“现实”，高唐神女与怀王交欢之后化为云雨的故事不过是它的神话反映而已，是宋玉对传统宗教和神话所做的比较忠实的记录。宋玉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大胆地吸收民间神话，巧妙地运用它为自己的立意构思服务：借助神话所固有的观念内涵和文化意蕴来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这就是说，《高唐赋》正是在这则神话所固有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基础上的再创作。明确了《高唐赋》与高唐神女神话及其文化观念意蕴之间的关系，实际也就找到了认识作品的思想指向。
《高唐赋》由序和正文构成，实际写了三个内容：一、高唐神女神话及其所体现的交媾致雨的宗教观念。之所以在作品的开头先讲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就是以它的文化观念意蕴统摄全文。二、云雨之后山河更加宏伟壮丽，万物充满勃勃生机。这部分篇幅最长，是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形象表现。三、鼓励襄王往会神女，希望通过与神女交欢给国家和个人带来福祉。这部分是全文的结尾，表明往会神女的目的。这个目的与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是完全一致的。
《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可以概括如下：根据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宋玉在赋文中鼓励襄王往会神女，与神女交欢，希望借此达到政治清明、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以及个人身心强健、延年益寿的目的。同时，由衷赞美山河大地的宏伟壮丽和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赞美由神女所化的云雨给世界带来的生机和活力。可以看出，《高唐赋》的立意完全建立在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基础上，是按照古老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展开铺写的，因此，全文都以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为统摄。也正是因为如此，从文中对于山河大地和云雨的由衷赞美，依稀可以看到原始的自然崇拜观念的踪影。这样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使序和正文有机结合起来，从根本上避免了其他各种说法导致的“两回事”的缺欠，并可以从神话故事本身得到进一步的印证：《渚宫旧事》之三引《襄阳耆旧传》写怀王游高唐梦神女与之交欢，神女临别时说：“妾处之，尚莫可言之。今遇君之灵，幸妾之搴。将抚君苗裔，藩乎江汉之间。”原文可能有脱误，大致意思是：“蒙你不弃我的陋质，爱幸于我，我将保佑你的子孙使他们世世代代藩昌于江水和汉水之间。”神话故事本身就说明与神女交欢即可受到神女的保佑，使人口繁衍，民族兴旺。这对于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很有启发。
此诗前四句主要是围绕着“春还”二字细腻生动地描写了早春的气息。先写“闻道”，再写“走”“访”，直至东风荡入之后，方见焕然春景，紧扣“春还”二字娓娓写来。后四句是邀请友人前来醉饮赏春：五六句是全诗的承转机杼之句；七八句不直言说透“邀请”二字，却以超脱的想象把邀请的殷切之情表达出来。此诗之妙，即在于写阳春之气不落俗套，诗词通俗易懂，新鲜活泼，全似从心里流出，饶有情致。全诗结末一股按撩不住的赏春激情全从“连日醉壶觞”数字一涌而出，足以荡人心魄。
诗的前四句主要是围绕着“春还”二字细腻生动地描写了早春的气息，写春天是怎样悄然回归的，表达了诗人终于迎来了春天的那种喜悦之情。“闻道春还未相识”，是说只听到春天回来了，还没有见到她。一开始就流露出急于看到春还的心情。其实当寒凝大地的时候，春天的气息才刚刚萌动，哪里能亲眼见到她呢！所以“闻到”二字表明春归的消息最先是从人们交谈中听到的。如此生活细节，一经诗人捕入诗句便增加了诗的韵味。既然是闻春未见春，就自然要去寻春、问春，于是引起了下面的诗句。
“走傍寒梅访消息”，梅是无生命的，怎么能够拜访、叩问呢？这是运用了拟人化的手法。“走”“访”二字生动地表达了诗人急不可待地走出房舍，到梅树下去探究春天归否的一片诗情。
“昨夜东风入武阳”一句是写春归。人们常说：一夜暖风就染绿了柳梢访。这里“东风”之前冠以“昨夜”二字，意在形容久盼不归的春风，一夜之间就迅速而又静悄悄地来了。然而这还仅仅是表现时节骤然暗换的特点，并没有写出春归的气势来，所以“东风”之后再缀一“入”字，表明春风的到来是排挞而入的。这样就把春归的特点表现得维妙维肖了。可见诗人炼字炼句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陌访杨柳黄金色”一句是写早春的动人景象。全诗至此几经婉转方才暗暗点明诗人终于看到了“春还”这一层意思。“黄金色”是一种嫩嫩的鸭黄之色。春上柳梢，最初并不是绿色，那是因为细嫩的柳尖刚刚钻出，还没有饱受春光的沐浴，因而显得很幼稚，从远处看去便是一种朦胧的悦目的灿然金色。近人刘永济说：“景物之接于人无私也，而慧眼词人独能得其灵妙，……然景物自有精、粗之不同，而感人最深，必其精者。故当其由目入心之际，殆已加以拣择而遗其粗迹；及乎由心出手之时，不过自写吾心之照耳。”（《词论》）可见诗人写早春之色，不用“嫩绿”“新绿”等字，完全是出于细心观察又融进了自己喜悦之情所得。总观如上四句，诗人先写“闻道”，再写“走”“访”，直至东风荡入之后，方才写所见到的焕然春景，这全是紧扣“春还”二字娓娓写来，细如抽丝地再现了早春姗姗来迟的脚步儿声。
诗的后四句是邀请友人前来醉饮赏春。五六两句是全诗的承转机杼之句。“碧水浩浩云茫茫”是比兴用法，没有更多的意思，不过是用景语虚引而已。从而自然贯通到“美人不来空断肠”一句上来。既然春已回归，而美人未至，岂不辜负了一片融融春光！为此诗人才说他有“断肠”之恨。称友人为“美人”，亦不过是言思念之切，用这样戏谑俏皮的诗句寄给友人更见友情的亲密。
“预拂青山一片石，与君连日醉壶觞”，是说自己已经预先将青山中一片石拂拭干净，只等友人来此痛饮一番。这两句写得尤为精采。诗人不直言说透“邀请”二字，而是通过丰富的想象，运用了一个动人的细节，便把邀请的殷切之情表达出来了，同时还含有共赏春光之意，这样便与前四句所婉转写出的盼春、迎春之意暗暗沟通了。古人作诗，结句大体不出景结、情结两法。本诗当属予情结。全诗结末一股按撩不住的赏春激情全从“连日醉壶觞”数字一涌而出，足以荡人心魄。
清代袁枚提倡诗要有“性灵”，他在《随园诗话》中曾说：“牡丹芍药，花之至富丽者也，剪彩为之，不如野蓼山葵矣。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与论诗。”本诗之妙，即在于写阳春之气不落俗套。比如诗中“闻道春还未相识，走傍寒梅访消息”，就完全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话虽然说得通俗，但是新鲜活泼，全似从心里流出，饶有情致。又比如“预拂青山一片石，与君连日醉壶觞”也一是出于一片真情。这就证明：只有情真，才有诗人自己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