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征行赋作于汉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斯年班昭随儿子曹成（字子谷）去陈留赴任。本赋主要是抒写沿途的所见所感，注重四个方面：
一是写离开京城的悲伤之情；当“去故就新”时，想到身寄异地，悲伤不已，彻夜难眠。随着行程的推进，离京城越来越远，而“怀土”念故之情越发沉重，由此表达了身不由已的悲情。
二是写长途跋涉的劳苦之情。班昭历经七邑，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之劳，在所难免。赋文直言其事，既有巩县多艰，又有河洛险阻，更有桑间露宿。由此不能不追怀上古安居乐业的时代生活。
三是写缅怀先贤之情。过匡地而同情孔子受困的厄运，过卫地赞美子路的勇义精神，过蘧乡时追怀伯玉的美德不朽。这些怀古之情，既是表明自己的情感志趣的高尚，也是借古人“衰徴遭患”的命运来宽慰自我，聊以解忧。
四是写体察民难之情。这方面的文字虽然只有四句，而从蒲城丘墟、荆棘丛生的荒凉景象的描写，表明了东汉末年的时乱所带来的灾难。作者有意识的“察农野之居民”，可见班昭对灾难深重的农民是寄予同情的。
时隔十六年后，蔡邕由陈留赴京，正好与班昭的行程逆向而动，但同样呼出“民露处而寝湿”的共同心声，这不能否认此赋所产生的影响。
赋末“乱辞”直抒其情，强化了赋文的抒情主题，将个人富贵难求、俟时难得的命运，与东汉末年愚智不分、吉凶莫测的社会命运相联系在一起，其深刻性就在于，在交待自身遭受厄运的同时，透露了对社会的批判之情。
本赋的语言简明畅达，一气呵成，读来感人至深。
此外，其乱辞称：“ 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这表明班昭的《东征赋》是效法其父班彪的《北征赋》而作。赋中记叙自洛阳至陈留的经历，对于孔子、子路、 蘧伯玉等先哲前贤多有称颂，都是触景生情，发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赋》相比，《东征赋》的感情描写更为细腻，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曲折而真实地反映出来，强自开解而又无可奈何，低徊往复，而又有古淡的文风。
对这首诗主旨的看法分岐很大，比较流行的旧说有：刺齐襄公（《毛序》：“大夫刺襄公也，劳礼义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诸侯，志大心劳，所以求者非其道也。”）、刺齐景公（丰坊《诗说》：“齐景公急于图霸，大夫讽之。”）、刺鲁庄公（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庄公生而蒙非种之讥，及已即位，而有不能防闲其母之诮，且与其母更道入于齐国，……诗人代为之愧……”）、刺奇童劳成（牟庭《诗切》：“诗人有所识童子美质者，已而离远不相见，常思念之，……及长而复见之，则庸人矣，故悔思之也。”）、戒厌小务大（朱熹《诗集传》：“田甫田而力不给，则草盛矣；思远人而人不至，则心劳矣。以戒时人厌小而务大；忽近而图远，将徒劳而劳功也。”）、戒学者及时进修（刘沅《诗经恒解》：“盖当时有少年，志大躐等求功，不知循序渐进者，故诗人戒之。”），今人新说则有：初耕种时的祷神歌、劝慰离人不须徒劳多思的诗、妇人思念征夫之词、少女恋慕少男的诗，等等。各家之说都有其理由，不过比较各家之说，相对而言，写妻子对远方丈夫的思念之说，较为符合诗篇的文本意义。
这首诗头两章是写实，采用重叠形式，只换了四个字，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同：首两句直赋其事，意在引出下两句。因丈夫去了远方，家中没有劳力，耕作粗放，本来长着绿油油庄稼的大田，如今全长着深深的野草，见不着一棵小苗，诗人面对如此荒芜的大田，忧心忡忡，感慨万千，不觉脱口说出“劳田甫田，维莠骄骄（桀桀）”。目有所见，心有所感，自伤自怜，自怨自艾，引出一腔怨气，不禁讲出了气话：“劳思远人，劳心忉忉（怛怛）！”实际这不过是思极的反语、伤心语，说“劳思”，恰是刻骨相思。正因为她劳法摆脱相思的痛苦，第三章出现了幻觉，由实转虚，诗人似乎觉得丈夫突然归来，想像他见到离家时还是扎着丫角的小儿子，忽然间已经长大成人了，他惊喜不已：“婉兮娈兮，总角丱兮。未几见兮，突而弁兮。”这一自我构造的虚幻境界，既是对丈夫早日平安归来的渴望，又是对孩子快快长大的期盼。此诗的含蓄美尽在这一虚境之中。清陈震《读诗识小录》评末章前两句云：“换笔顿挫，与上二章形不接而神接”，评后两句云：“奇文妙义，与上四‘劳’字神回气合。”
此诗第一、第二章是隔句交错押韵，即田、人属上古真部韵，骄、忉属上古宵部韵，桀、怛属上古月部韵。第三章四句连韵，属上古元部韵，并皆有“兮”字收尾。译文尽量保留原诗韵式及叠词的运用。
开得鲜艳的荷花预示着吉祥，笔直的立在水面上。一支孤茎引出一抹绿，两朵花共同分开两抹红。荷花秀丽的颜色仿佛歌女的容貌，馥郁的香气如舞衣下的微风。这两朵莲花必然会互相思念，况且他们的心是在一起的。
首联展现荷花动态之美，颔联为荷花着色，颈联与人作比，极写荷花的色、味，尾联是点睛之笔，揭示主旨，表达两心相悦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