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韩愈于元和十五年(820),在袁州任刺史时所作。韩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桴鼓相应的领袖。私交甚深,友情笃厚。柳宗元卒于元和十四年,韩愈写过不少哀悼和纪念文字,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综括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交友、文章,着重论述其治柳政绩和文学风义。韩愈赞扬宗元的政治才能,称颂其勇于为人,急朋友之难的美德和刻苦自励的精神。对他长期迁谪的坎坷遭遇,满掬同情之泪。然而对于宗元早年参加王叔文集团,企图改革政治的行为,却极为之讳,措词隐约,表现了作者的保守思想。文中,韩愈肯定了柳宗元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并揭示出柳文愤世嫉俗之情及其现实意义。全文写得酣姿淋漓,顿挫盘郁,乃韩愈至性至情之所发。
墓志铭,是古代文体的一种,刻石纳入墓内或墓旁,表示对死者的纪念,以便后人稽考。文章通常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叙述死者的姓氏、爵里、世系和生平事迹;后一部分是铭文,缀以韵语,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颂赞。这一篇墓志铭的铭文极短,是一种变格。
从全文中可看出两个比较含蓄之处:其一是暗示做人与做文的关系。其二是做人与做官的关系。合二为一,也就是要以人品为本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文化中的核心问题,韩愈的态度是相当客观的,他特别敬重柳宗元的为人,所以本文也就一直围绕着“人的品质”这个关键问题演进、发展,尽管自然段落较多,但上述中心思想却是脉络清晰,贯彻始终的。
此文之所以脍炙人口,千载流传而不衰,就是因为作者在文章里浸透和倾注了丰沛的情感。由此,愤激之笔频出,不平之鸣屡见,行文之中自然而然地打破了传统碑志文的形式,形成了夹叙夹议、议论横生、深沉蕴藉、诚挚委婉的特殊风格韵味。这一特点即便在最后一段铭文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铭文自古用四言韵文连缀而成,大都用来概括前面所述之事。可是韩愈却有意识地只写了三句有韵角却失体例的奇句单行,便就此搁笔。这难道仅仅是出于改革文体的考虑吗?如果后人能够理解到柳宗元对孱弱幼子的眷恋之心,那么韩愈这三句铭辞,也就是对死者最恰如其分,也最能使死者安息的话了。
作为文体之一的墓志铭自有其体例,例如前需追述墓主先代,后需交代身后安厝及子女情况,这都是为名人写墓志时不可省的笔墨。在写此类文章时,能积极利用体例,又不完全受它的限制方为上策。此文先述子厚先世,重在表现其刚直的节操风骨。后写裴行立、卢遵二人对子厚后事安排和家属抚恤的尽心尽力,表现他们生死不变的友情,这些都可与墓主风概相映照,而使全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沈德潜评语说:“噫郁苍凉,墓志中千秋绝唱!”对此文概括得颇为到位。
纳兰将一首小词写得情谊融融,求而不得的爱情让他感到为难与痛苦时,也令他心中充盈着忽明忽暗的希望。这首《采桑子》,一开篇便是无聊,写过信后,依旧无聊,虽然词中并未提及信的内容,信是写给谁的,但从“依旧无聊”这四个字中,就已经可以猜到一二了。纳兰总是有这样的本事,看似在自说白话,讲着不着边际的胡话,却总能营造出引人人胜的氛同,令读词的人不知不觉地沉沦。
纳兰将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变为一台表演,读者成为了观众,与他一起沉思爱恋。词中的“红笺”二字透露出纳兰所记挂的人定是一名令他着迷的女子。
红笺是美女亲手制作,专门用来让文人雅客们吟诗作对用的。不过,诗词中红笺多是用来指相思之情,只要写出红笺,一切便都在不言之中了。下接一句“玉漏迢迢,梦里寒花隔玉箫”,引自秦少游的词句“玉漏迢迢尽,银河淡淡横”。
诗词中,“漏”一向是寂寥、落寞、时间漫长的意象,在这里也不例外。以“玉漏”表达长夜漫漫、时空横亘的无奈之情,时间是相思最大的敌人,纳兰大概在这首词中是想表达自己爱着一个人,却无法接近。在接下来一句“梦里寒花隔玉箫”中,揭晓了纳兰感慨时光的缘由。
这个故事从此也令“玉箫”这个词成为了情人誓言的典故,纳兰是在思念一位女子,这女子必然是他所钟爱的人,此刻他们距离两地,纳兰在梦中想要与她相见,但梦境毕竟不是现实,所以,就算再怎么思念,二人还是无法牵手相望。所以,纳兰所谓的“寒花”大概也不过是借了一个“寒”字,来表达内心凄冷的感觉。
下片不再写心情,转而写窗外的景色,既然无法入睡,那干脆看着外面的景色,来缓解内心的惆怅。
“几竿修竹三更雨,叶叶萧萧”,雨后的夜景,树木萧萧,好比自己的心情,无奈之中透着几分茫然。最后结尾“分付秋潮,莫误双鱼到谢桥”,呼应了开篇的那一句“拨灯书尽红笺也”,也算是一种心意的表达,希望能够凡事完满结束。
要交代一下的是,“分付秋潮”中的“秋潮”是有来历的,秋潮的意象表示:有信。潮水涨落是有一定时期和规律的。人们便将潮水涨落的时期定为约定之期限,在潮水涨落几番之后,要回来的人便要如约回归。
这是诗词中的一个主要意象,诸如唐诗名句“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秋潮”在这里也是如此意境,上片一开始便是说词人正在写信,在词的结尾,词人写的这句“分付秋潮,莫误双鱼到谢桥”,便是说信要寄出去了。要将信托付给秋潮,告诉那个收信的人,自己的心意是怎样的。
整首词全是词人的比喻和典故,基本上没有真实场景的出现,但通读全词,每一句都是浑然天成,与下一句连接得十分巧妙。一首爱情小词能够写到如此的境界,纳兰的手笔,不愧为才子之法。
乐府诗始于汉武帝。当时有太乐、乐府二署,分别掌管雅乐和俗乐。雅乐是郊庙之乐,主要用于祭祀;俗乐是乐府机关采集的各地的风谣,以及部份文人的创作,主要是用来供奉封建王朝的帝王和贵族们作歌舞娱乐之用。《莲浦谣》属于俗乐,但是如果同《乐府诗集》中他人的《采莲曲》相比,它有深意得多。
这首诗虽只八句,而且只限于粉沫莲女在摇船这一简单的情节上,然而由于诗人巧妙地融情入景,遂使这短短的八句诗,却写出了感时、伤己、怀人、惜志等多层意思,沉郁含蓄,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诗以采莲女在溪水上划着小船出现开始。开头的“鸣桡”二字就规定了这划起桨来轧轧作响的船,只能是渔户用的白木划子,而不是轻柔的画舫。摇船的人,通过下联“莲媚两相向”的“媚”字,可知她是一个美丽动人的姑娘。但通过“鸣桡”的这一典型事物,就约制了读者的想象,使读者认识到温庭筠在这里创造的是一个美丽的渔家姑娘。只是她不是来采莲的,只不过是划着船经过这莲浦而已。整个诗就是她的思绪,诗人是通过她的眼光捕捉到的。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意识流”。
由于水面比城市、山林都为开阔,所以历来划船的人几乎总是双眼望着远方的。因此,岸边那一片荒芜的草原,就很自然地进入了她的眼帘。如果“废绿平烟”不点出那曾是“吴苑”,那读者的想象就会失去规范,诗意也就会显得朦胧起来。待到“吴苑”一出,这就无异于告诉了读者她此时在想些什么。在她,也许只一闪念,然而读者的思绪却被她引导到一个古老的故事中去了。“吴苑”是曾一度称霸的吴王夫差的殿宇。吴王夫差在征服了越王勾践以后,就沉溺于勾践送来的美女西施的绝色之中,遂不问政事而逐渐腐化起来。而越王勾践这时却正在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反而一举灭掉了吴国,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故事。所以从她那感叹于“废绿平烟”的眼色中,顺着逻辑思维,读者就领悟得到她此时对于唐末皇室腐朽堕落的忧虑。
船在继续前进,从开阔的湖面进入了藕荷深处。清清的水里,映出了她那衬着荷花的脸。这使她想起清晨临镜的情景:她既为青春的艳丽而自喜,也更为岁月的流逝、青春易逝而悲伤。这其实是这一类乐府的传统写法。如梁昭明太子的《采莲曲》说:“桂楫兰桡浮碧水,江花玉面两相似。”朱超说:“看妆碍荷影,洗手畏菱滋。”梁元帝说:“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李白说:“日照新妆水底明,风飘香袖空中举。”王昌龄甚至通首都写这一点:“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声始觉有人来。”但是温庭筠在这里手法上是继承的,在写法上却有所创新。她不是纯客观地去写芙蓉和脸面,抱着欣赏的态度,而是夹杂了人物心理的悲伤色彩。水中之莲,实为镜中之面,然而莲媚却是愁红。这就披露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而这内心的流露,他又不是运用内心的独白,而是混合了诗人的直接叙述。把香艳的流传,抹上了时代伤感的颜色;是她那眼神的流露,却又分明是诗人的痛苦呻吟。是她是己,已到了浑然忘形的地步,从而改变了乐府诗的气质。这就是温庭筠高过以前名家的地方。
下一联,那跳跃的思绪,正是她愁的具体体现。“白马金鞭大堤上”,分明是意中人已去;“西江日夕多风浪”,是耽心他的安全。杜甫在《梦李白》里就是这样表现的:“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日夕而多风浪,这正是写出了晚唐的政治。她能因废绿而伤时,则她所钟情的“白马金鞭”的他,也定非纨裤子弟。是以她才会担心,在这样的世道里,像他那样的人,人生的道路上是会多风浪的。这两句看似离题而实未尝离题,若即若离,正是笔法的有明有暗。从精神的深处写出了她的不凡。这就不仅似浮雕,而且活灵活现了。
船仍在港内进行。于是,她看到了荷叶上的露珠,像颗极大的珍珠,在上面滚动。不知她是同情,还是鄙弃,抑或是用来对衬自己。她对此不禁感慨地想道:“荷心有露似骊珠,不是真圆亦摇荡。”乐府诗在表现上惯用谐音的手法,这里的“圆”也就是姻缘的“缘”的谐音。妙语双关,是荷,是自己。这样的句子让人读了会永远记住。它是这样形象贴切,俊语如花,而又寓意深长。露珠儿滴入了“荷心”,荷的心里明知道它不过“似”骊珠而已,绝不是真正的好姻缘。但尽管如此,它毕竟是像骊珠样的而又肯接近荷心的。这正如俗话说的:“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是以渴望真圆的荷心,也不由的要为之而心旌“摇荡”了。用“假”亦摇荡以衬起对于“真”之痴情渴望,十分形象地写出了一个追求有理的美丽的灵魂。这样用巨大的社会压力而扭曲了的、微妙而复杂的心理活动,竟写得这样的美而切,令人爱不忍释。荷心指她的心,但她心中的真“圆”是什么,貌似骊珠的露珠儿又指的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确费人猜测。
通首诗除了第一句作为人物出场的交代外,这四层,可以说都是她的心理活动。即令读者不去追寻白马金鞭指谁,风浪又是什么,甚至也不必去追问作者的身世,然而仅此读来,也感觉到这是一个心地多么善良而又忧思重重,很值得同情的姑娘,不能不为她的思虑而动心。荒野的绿色,粉红的娇荷,水银般的露珠儿,这些都是没有生命的东西,但是作者把它们和人物的心理活动结合了起来,用它们这些可见的实物来写人物不可见的心理,于是这些就都有了特定的内容。而且正是它们,使一个血肉丰满而又思想活跃的她,忧伤地摇着小船,永远地在读者的眼前摇动。而那船桨的轧轧声,竟是这枯燥剌耳,仿佛在为她而呻吟。
黄子云在他的《野鸿诗的》中说:“飞卿古诗与义山近体相埒,题既无谓,诗亦荒谬;若不论义理而只取姿态,则可矣。”像温庭筠这样的古诗,说“题既无谓”是可以的,因为他本来就是借题发挥,本无所谓。但要说“诗亦荒谬”,就未免不懂得使意境诗化,这正是诗的美学价值之所在。也正诗之所以于散文之外,可以卓然独立于文坛的地方。它的优点,恰恰是寓“义理”于“姿态”之中,而不是离姿态而说理。温庭筠这里正是通过这位采莲女一路心思而创造了一位有着高尚情操的姑娘,写得非常委婉温柔,又是十分聪明和多情。她不仅姿态如画,神态也逼真,非常饱满而又富有感染力。读了以后,竟使人牵挂这位明知不是真圆的姑娘,感情摇荡以后的命运。正因为她是这样的逼真感人,不由得使读者要想到:这或许正是当年的温庭筠。温庭筠曾得到过令狐綯和宣宗给予他的美好的待遇,但终因不是“真圆”吧,他还是选择了“窜死”的道路。则读到这末联,不能不为他那样的而惋惜。许多人对于温庭筠的诗只习惯于从字面去求解释,于是说他是什么唯美主义的、形式主义的,甚至是猥亵的;这当然都是徒劳的。一个作家的作品,不能离开作家的本身社会地位、政治倾向、性格、气质、文化修养以及他的审美趣味。如果顺着这个规律去找,则就会发现这位姑娘此时的心理,其寄托着诗人的感情,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