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帝王狩猎场面极其宏伟，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都极尽铺叙描摹之能事，对此作了生动反映。从扬雄《长杨赋》中“今年猎长杨，……罗千乘于林莽，列万骑于山嵎”也可窥见其规模之一斑。而《秦风·驷驖》之妙却全在以简驭繁，以少胜多，仅三章十二句四十八字即已写尽狩猎全过程，却同样使人觉得威武雄壮，韵味无穷。
首章写将猎。取景从四匹高头大马切入，严整肃穆，蓄势待发，充满凝重的力度感。四马端端正正站着，只待一声令下，便拔蹄飞驰。镜头接着由马转移至控制着六根马缰绳的人。“六辔在手”，显得那样胸有成竹，从容不迫，充满自信。这是赶车人，也即下句所谓的“媚子”之一，即秦襄公的宠臣。他还不是主角，只是“从公于狩”的一个陪衬。真正发号施令的是秦襄公。他带领一大批“媚子”，大规模出猎。此章虽只撷取一辆狩猎车的情景，而声势浩大又纪律严明的场面已可联想得之。驭马与驭天下，其理一贯，如后世白居易《授韦贯之工部尚书制》所云：“善御者，齐六辔；善理者，正六官。”所以此章通过层层反衬，暗写秦襄公治军治国有方。
次章写正猎。管山林苑囿的狩猎官，接到开猎的命令后，急忙打开牢圈樊笼，将一群群养得肥肥的专供王家狩猎作靶子用的时令兽驱出，于是乎轰轰烈烈的围猎场面就自然映现在读者脑海。这虽然只是个铺垫，但角度很巧妙，令人从被猎对象想像狩猎盛况，避实就虚，别具一格。至于为什么单单驱出“牡”兽，那是因为当时祭祀用的牺牲以牡为贵，不用牝兽。在纷纭的围场中，诗作的镜头紧紧跟随着秦襄公，只见他吆喝一声：“射左边的那一只！”果然那肥兽应弦而倒。这足见秦襄公武艺不俗。当然，他狩猎的对象只是驯养的野兽，这与《郑风·大叔于田》中“襢裼暴虎”（赤膊空拳打老虎）的公子相比，不免有点虚浮和滑稽。但以王侯之尊，让他真正到深山老林与虎豹猛兽直接较量，那是不现实的。因此，此诗的描写非常切合主人公的身份地位。诗只举秦襄公一隅，可谓抓住了牛鼻子，其余留下一片空白，让读者去自行想像补充。对于秦襄公，也只是摄取了一个刹那间的特写镜头，而略去其他枝节，叙事中有描写，笔法老练简洁。
末章写猎后。猎后情景可写的很多，如猎物的丰盛，猎者的欣悦等，但都未免落入寻常窠臼。此诗的猎后视角独特，大有王者风范。诗写猎后即游于“北园”，按常理推测那北园与猎场应该是相通连同在一区的，并非要绕道另去一处游息。故首句既是场景的转换，突出了王家苑囿之广大，也是氛围的转折，由张而弛。一个“游”字意脉直贯篇末。前“狩”后“游”，互为补充，整个过程相当完整。次句又着眼于“驷驖”，与首章相呼应，而神态则迥异，此处的驷驖不再是筋脉怒张，高度紧张，而是马蹄得得，轻松悠闲。一个“闲”字语意双关，马是如此，人也如此。后两句又对“闲”字着意渲染。輶车是一种轻便车。《周礼·校人》：“田猎则帅驱逆之车。”驱逆之车即是輶车，其作用在于围驱猎物，供猎者缩小包围。猎后的輶车已不用急驶飞赶，因而马嚼上铃儿叮当，声韵悠扬，从听觉上给人悠闲愉悦之感。最妙的是末句的特写，那些猎时奋勇追捕猎物的各种猎狗都乘在輶车上休其足力。这一宠物受宠的镜头很有情趣，也很耐人寻绎，将先前的紧张与现时的休闲形成鲜明对照，使末章的“闲”趣表现得淋漓尽致。
全诗叙事取景高度浓缩，突出典型场景和人物，抓住富于表现力的瞬间和细节，因而虽只窥豹一斑，却能使人想见全豹，其艺术概括力很值得借鉴。《诗经》中写狩猎的名篇有二，即《郑风·大叔于田》与此篇，前者反复铺张，以繁见长，后者精要简约，以简著称，而这恰恰代表了中国文学的两大传统手法。
这是作者初到夔州（治今重庆奉节）时的一首咏怀诸葛亮的诗，写于大历元年（766）。“八阵图”，指由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种阵势所组成的军事操练和作战的阵图，反映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三国鼎立你建立了盖世功绩，创八阵图你成就了永久声名。
这两句赞颂了诸葛亮的丰功伟绩。第一句是从总的方面来写，说诸葛亮在确立魏蜀吴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的局势的过程中，功绩最为卓绝。三国并存局面的形成，固然有许多因素，而诸葛亮辅助刘备从无到有的创建蜀国基业，应该说是重要原因之一。杜甫这一高度概括的赞语，客观地反映了三国时代的历史真实。第二句是从具体的方面来说，诸葛亮创制的八阵图使他声名卓著。对这一点古人曾屡加称颂，而杜甫的这句诗则是更集中、更凝练的赞颂了诸葛亮的军事业绩。
这两句诗在写法上用的是对仗句，“三分国”对“八阵图”，以全局性的业绩对军事上的贡献，显得精巧工整，自然妥帖。在结构上，前句劈头提起，开门见山；后句点出诗题，进一步赞颂功绩，同时又为下面凭吊遗迹做了铺垫。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这两句就“八阵图”的遗址抒发感慨。“八阵图”遗址在夔州西南永安宫前平沙上。据《荆州图副》和刘禹锡《嘉话录》记载，这里的八阵图聚细石成堆，高五尺，六十围，纵横棋布，排列为六十四堆，始终保持原来的样子不变，即使被夏天大水冲击淹没，等到冬季水落平川，万物都失故态，唯独八阵图的石堆却依然如旧，六百年来岿然不动。前一句极精炼地写出了遗迹这一富有神奇色彩的特征。“石不转”，化用了《诗经·国风·邶风·柏舟》中的诗句“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在作者看来，这种神奇色彩和诸葛亮的精神心志有内在的联系：他对蜀汉政权和统一大业忠贞不二，矢志不移，如磐石之不可动摇。同时，这散而复聚、长年不变的八阵图石堆的存在，似乎又是诸葛亮对自己赍志以殁表示惋惜、遗憾的象征，所以杜甫紧接着写的最后一句是“遗恨失吞吴”，说刘备吞吴失计，破坏了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根本策略，以致统一大业中途夭折，而成了千古遗恨。
当然，这首诗与其说是在写诸葛亮的“遗恨”，无宁说是杜甫在为诸葛亮惋惜，并在这种惋惜之中渗透了杜甫“伤己垂暮无成”（黄生语）的抑郁情怀。
这首怀古绝句，具有融议论入诗的特点。但这种议论并不空洞抽象，而是语言生动形象，抒情色彩浓郁。诗人把怀古和述怀融为一体，浑然不分，给人一种此恨绵绵、余意不尽的感觉。
居庸关，唐代亦称军都关、蓟门关。在今北京昌平西北，是长城的一个重要关口，古代北京西北的屏障，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本篇写度居庸关的所见所感，抒发了作者对明亡的悲愤。
“崇墉积翠，望关门一线，似悬檐溜。”墉，城墙，檐溜，檐下滴水处，“崇墉”句横空而起。苍莽雄奇。“崇墉”写关城雄伟，“积翠”写翠障层叠。“望关”二句，以“檐溜”设喻，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居庸关的险要。三句从“望”的角度，总写居庸关形势，与下面所写居庸关的萧条冷落形成对比，为下片的议论抒情作好铺垫。下面从攀登行进的角度写度关之难:“瘦马登登愁径滑，何况新霜溜候?”居庸关两旁高山耸峙，当中是长达二十公里的关沟，词人“瘦马”度关，此一难也;“径滑”易跌，此又一难;“新霜溜候”，更增加了行进的难度。两句层层推进，突出一个“愁”字，不仅为居庸关的险要补写一笔，而且描绘了一幅绝妙的“词人度关图”，透露出作者的羁旅穷愁和萧瑟苍凉的心境。“画鼓无声，朱旗卷尽，惟剩萧萧柳”三句，写居庸关萧条冷落，今非昔比:再也听不到隆隆的战鼓，再也看不见飘卷的红旗，只有几行败柳在寒冷的秋风中，在寂寞的关塞上萧瑟生悲……“薄寒”二句，从天寒入手进一步描写关塞气氛，表现词人萧瑟苍凉的心境和羁旅穷愁的感慨。
以上一片写度关所见，虽只是客观景物的描写，但在两组景物的对比当中，已隐含着作者的感慨。下片由写景转入直接的议论、抒情。作者为什么要写居庸关的雄伟险要?他又为什么要写居庸关的冷落萧条?《明史记事本末》卷七十八:“自成乃更攻攻宁夏，略定三边，东捣居庸，长驱京邑……遂使铜驼榛莽，钟虡(jù巨)灰销。”原来，他是以居庸关为出发点，表现为李自成“东捣居庸，长驱京邑”的历史的反思。
“谁放十万黄巾?丸泥不闭，直入车箱口。”黄巾，黄巾军。东汉末农民起义军。此借指李自成的军队。“泥丸”句谓末能守住关口。《后汉书·隗嚣传》:王元说隗嚣道:“请以一泥丸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溜也。”句用其典。三句意说:是谁没有守住关口，让李自成的军队直入车箱口?在李自成的军队被困于车箱峡之溜，又是谁把起义军放走?《明史记事本末·卷七十八》:“六月，总督陈奇瑜困李自成于汉中车箱峡。会连雨四十日，贼马乏刍，死者过半，弓矢俱脱，贼大窘。自成乃自缚乞降，奇瑜许之，各给免死票回籍。自是复纵横不可制矣。”作者认为，“丸泥不闭”，让李自成军“直入车箱口”已是一错，将被困自缚乞降的李自成放走，又是一错，明将无能，一错再错，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下文二句，是这一历史悲剧的艺术描写。十二园陵，明代自成祖至熹宗十二个皇帝的陵墓。明亡，思宗(崇祯)葬此，称“十三陵”。在北京昌平天寿山南麓。两句描绘“十二园陵”风凄雨暗、鸟兽哀鸣的图景，将明室覆亡的惨剧形象化和高度浓缩，隐含着作者无限的哀思。“旧事”两对句，一承上，一启下。“旧事”，即“十二园陵风雨暗，响遍哀鸿离兽”的惨象，也就是李自成“东捣居庸，长驱京邑”的往事。“惊心”二字，笔重情悲，正好表现词人度居庸关溜回首明亡“旧事”的心态，令读者心灵为之震动。“长途”句引出下句关塞景象的描写:前路漫漫，一片沉寂，路旁是一个接一个的亭子和记里程的土堆，向天边伸延。“长途”二句，写眼前景物，表现词人苍凉孤寂、彷徨无据的心境，与开首呼应。歇拍紧扣词题，以议论作结。锁钥、指关塞，与开首“关门一线”呼应。豢龙，董氏。相传董姓为豢龙氏董父之后，故称，此指董卓。董卓于东汉末年曾为黄巾军所败。词以借指代讨伐李自成的将领。两句意思为:尽管关塞险固可守，但固守者都是董卓一般的“鸡狗”之徒，明室最终还是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两句上承“谁放”三句，表现作者无限的悲愤。
综上所述，全词上片写景，暗露愁怀，下片以议论、抒情为主，既有史家之笔，亦有景物描写。全篇前后呼应，笔笔相联，疏中有密。本篇历来是选家推崇的作品，但词人对待农民起义军的敌视态度，有着严重的阶级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