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内容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开头的六句,为作者对二疏实现“功成者自去”之目标的积极评价;第二部分是继之的八句,是作者根据史实描写二疏辞官回到乡里的场面;第三部分开头八句笔法一转,描写二疏归乡后所过的自由自在的日子,以及他们不屑于“近务”而每日邀请在一起饮宴的情景,接着告诫亲族不要过分关注钱财之事,最后以二疏所奉行的“道”经过时间的洗礼仍闪耀着光辉作结。
此诗在陶渊明的作品中不算很重要,但仍大有意味。诗的写法基本是敷衍史传,这本是咏史诗的老传统,自班固《咏史》以下,作品指不胜屈,陶渊明的高明之处在于“据事直书,而寄托之意自见”。当然,陶渊明也有自己的选择和重点,他固然关注二疏的功成身退,似有自喻之意,而重点并不在此,诗中尤其强调的是疏广“放意乐馀年”,不让子女当“啃老族”——这也曲折地表达了他本人的人生态度。
诗中写得最传神的是“促席延故老,挥觞道平素。问金终寄心,清言晓未悟”这四句。疏广之“问金”是为了“寄心”,不同于一般的查账,他的意思一时未被其族人理解,因此有必要“清言晓未悟”。“问金”,即指《问书·疏广传》所载:“数问其家金馀尚有几所。”查询还剩下多少钱,是为了把它花光。此事最能表现疏广的风流旷达与深谋远虑。金钱在实际生活中大有作用,关键要看怎么弄钱、怎么花钱。疏广的那一大笔钱来自皇家的恩赐,来路是光明正大、完全合法的,不打算留给子女,则是怕他们因此而损志、益过——他为下一代考虑得很深远。陶渊明最重视的正是疏广拿来开导未觉悟者的那十六字“清言”。
陶渊明也是不忌讳谈钱的,据《宋书》本传载,陶渊明很明确地“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归隐也得有一定的本钱。他在《归去来兮辞》的序里说过,到彭泽去当县令,就是想弄点“公田之利”来喝酒,说法比较风雅,而不讳言过日子要花钱。然而他同疏广一样,也不打算给子女留下多少钱——事实上他也没有什么钱,想通这样的道理就显得更为必要。
其实,在陶渊明之前,西晋诗人张协已先写过一首咏二疏的《咏史》诗:“昔在西京时,朝野多欢娱。蔼蔼东门外,群公祖二疏。朱轩曜京城,供帐临长衢。达人知止足,遗荣忽如无。抽簪解朝衣,散发归海隅。行人为陨涕,贤哉此丈夫!挥金乐当年,岁暮不留储。顾谓四座宾,多财为累愚。清风激万代,名与天壤俱。咄此蝉冕客,君绅宜见书。”张协也是根据《问书·疏广传》加以敷衍,他也关注到“多财为累愚”这样的道理,内容与陶诗大同小异;但二者之间尚有细微的差别。一是张诗多有教训别人的气味,与陶渊明的读书得间、与古人共鸣有所不同;二是张诗大抵平均使用力量,完全按史传材料敷衍,看不出独特的心得和立言的重点。当然,张协是很优秀的诗人,其人被钟嵘的《诗品》列入上品,称为“旷代之高手”,他这首诗曾被收入萧统的《文选》,但其水平离陶渊明的《咏二疏》尚有一定的差距。
这首小令最显著的特色,是布局上的天矫流动。题云“野渡新晴”,照常法当是先介绍“野渡”,再描写“新晴”如何。但此作全然不同,从一处小小的“孤村”写起。这孤村孤得可怜,只有两三户人家,住着的则是清一色的种地的农夫,如今则再加上一位外来借居的作者。起首的这两句如果非要对照题目的话,恐怕只能应上一个“野”字。然而这种僻野的环境与朴野的情味,却为曲题的展现拓出了绝大的地步,这在下文自有分解。
作者撇开“野渡”暂不交代,到三、四句先述出“新晴”。妙在它得自于野叟田父的口中,更妙在是从“今朝绿水平桥”的征象中,回点出昨日的雨,也即以雨后的余情来衬出“新晴”。为什么说这种迂回的写法妙呢,原来从前面“终日对野叟田父”的介绍中,已见出作者习惯了孤村隔绝的生活,足不出户,内心处于平静恬和的状态;如今听村民提起昨夜的大雨、今朝的溪涨,便油然产生了出门观赏大自然美景的愿望。这“晴”连作者也是骤然意识,难道还不“新”吗。——这是从“新近”、“新奇”的一面来说“新晴”。
〔幺〕篇的起首两句,便顺势写出了出村所见的春天景色。“岩穴云归”更显出了湛湛碧天,一行白鹭熬过了宿雨的洗礼,至此正好展翅翱翔。这两句充实了“新晴”的内涵,而这里的“新”,就是“新丽”、“新鲜”的意境了。
读下去已经到了结尾,还没有找到“野渡”的字面。但从末两句宕开一笔的诘问中,读者足以明确作者已远远走出了孤村。再掩卷细细领味,方发觉处处是伏笔隐线。原来“孤村三两人家住”,自与外界隔绝。从中间四句的内容可知,隔离物是一道溪水。溪上有桥可渡至“溪南”,过了溪便有“岩穴”,有“白鹭”,则溪流已来到它的出口,即注入一道更为宽阔的水面。作者“芒鞋竹杖行春”,行到处正是这片水域边上的渡口。正因渡口要道自非“三两人家”的孤村可比,所以作者才有“问底是青帘舞处”的欲望。可见这“野渡”,明明白白存在于作者的行云妙笔之中。田父从“野渡”而来,他们的介绍激成了作者的出行;而诗人的悠闲踏春,信意适兴,则充分展现了“野渡新晴”所具有的诗情画意。这种诗情画意最显著的特色是大自然的朴野本真,而这种野兴、野趣,在一开始的起首两句中就已潜伏了。清刘熙载在《艺概》中总结布局方法时说:“局法有从前半篇推出后半篇者,有从后半篇推出前半篇者。推法固顺逆兼用,而顺推往往不如逆推者。”该篇的“局法”,从“新晴”的表现上是前半推出后半,从“野渡”的表现上则是后半推出前半;“推法”则皆为后文补足前文的逆推。笔力劲健,笔势游动,恰恰契合了作者回归大自然的旷达心情。
此词的上片,表明作者对在南郑时期的一段从军生活,是这样的珍视而回味着。他想到在那辽阔的河滩上,峥嵘的古垒边,手缚猛虎,臂挥健鹰,是多么惊人的场景!这些令作者如此振奋而又如此爽快,因此在陆游的诗作里,时常提到,《书事》诗说:“云埋废苑呼鹰处。”《忽忽》诗:“呼鹰汉庙秋。”《怀昔》诗:“昔者戍梁益,寝饭鞍马间,……挺剑剌乳虎,血溅貂裘殷。”《三山杜门作歌》诗:“南沮水边秋射虎。”写的都是在南郑从军时的生活。同时他又想到晚归野帐,悲笳声里,雪花乱舞,兴醋落笔,写下了龙蛇飞动的字幅和气壮河山的诗篇,作者不断涌动的激情令其兴致大发,豪迈之感也就变成了笔下的淋漓沈雄。这当然是值得自豪的啦。可是卷地狂飙,突然吹破了词人壮美的梦境。成都之行,无疑是将作者心中熊熊燃烧的抗金意愿置于“无实现之日”的冷宫之中,遂有了自己的文才武略,何补时艰的深深感慨?“人误许”三字,不是谦词,而是对当时朝廷压抑主战派、埋没人才的愤怒控诉。
下片跟上片形成鲜明的对照。在繁华的成都,药市灯山,百花如锦,有人在那里沉醉。可是,在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里,在词人的心眼里,锦城歌管,只能换来樽前的流涕了。“何事又作南来”一问,蕴藏着多少悲愤在内!可见,词人面对这些所谓的城市文明不禁更是心酪。这里的人们都已忘记了故土还在异族手里,往日的雄壮战场场面已被面前的一切所取代。
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但作者并不只是埋头于悲愤之中,而是作出了坚定的回答:“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陆游大量诗篇里反复强调的人定胜天思想,在这里再一次得到了体现。心中犹存着重上抗金前线,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君记取、封候事在”,心中的爱国之志涌现在了读者面前。这里表明了词人的意志,并没有因为环境的变化而消沉,而是更坚定了。
此词的艺术特色,总体上用对比的手法,以南郑的过去对比成都的现在,以才气超然对比流涕尊前,表面是现在为主过去是宾,精神上却是过去是主现在是宾。中间又善于用反笔钩锁等写法,“人误许”“功名不信由天”两个反笔分别作上下片的收束,显得有千钧之力。“诗情将略”分别钩住前七句的两个内容,“闻歌”钩住“药市、灯山”四句,“感旧”钩住上片。在渲染气氛,运用语言方面,上片选择最惊人的场面,出之以淋漓沉雄的大笔,下片选择成都地方典型的事物,出之以婉约的格调,最后又一笔振起,因此发出了内心的呼喊,以激昂的格调、振奋的言辞,从而使全词的思想感情走向最高潮,深深地感染了读者。词笔刚柔相济,结构波澜起伏,格调高下抑扬,从而使通篇迸发出爱国主义精神的火花,并给读者以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