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赞美西湖美景的诗。此诗不是描写西湖的一处之景、一时之景,而是对西湖美景的全面描写概括品评,尤其是后二句,被认为是对西湖的恰当评语。作者畅游西湖,从早到晚,一边欣赏美丽的湖光山色,一边饮酒构思,意笃八极,神游万仞。于是乎写就了这首传诵一时的佳作。
诗的前两句既写了西湖的水光山色,也写了西湖的晴雨时的不同景色。“水光潋滟晴方好”描写西湖晴天的水光: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西湖水波荡漾,波光闪闪,十分美丽。
“山色空濛雨亦奇”描写雨天的山色:在雨幕笼罩下,西湖周围的群山,迷迷茫茫,若有若无,非常奇妙。从第一首诗可知,这一天诗人陪着客人在西湖游宴终日,早晨阳光明艳,后来转阴,入暮后下起雨来。而在善于领略自然并对西湖有深厚感情的诗人眼中,无论是水是山,或晴或雨,都是美好奇妙的。从“晴方好”“雨亦奇”这一赞评,可以想见在不同天气下的湖山胜景,也可想见诗人即景挥毫时的兴会及其洒脱的性格、开阔的胸怀。上半首写的景是交换、对应之景,情是广泛、豪宕之情,情景交融,句间情景相对,西湖之美概写无余,诗人苏轼之情表现无遗。
诗的后两句进一步运用他的写气图貌之笔来描绘湖山的晴光雨色,而是遗貌取神,只用一个既空灵又贴切的妙喻就传出了湖山的神韵。苏轼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把西湖之美与西施之美相比,当然无可非议。但,我们知道,历史上还有不少女子,其美与西施相比,恐怕也差不了多少。可苏轼为什么偏偏要选西施来比西湖呢?我想是不是有两个原因:一是西施的家乡在浙江,而且离西湖不远;二是西施和西湖,都有个“西”字,这真是个天作之合。至于称西施为西子,恐怕不仅是为了尊重,还与平仄有关系(第三句最后一个字要求仄声字,而“施”是平声字)。现在,西湖也叫西子湖,就是源于苏轼这首诗。对这个比喻,存在有两种相反的解说:一说认为诗人“是以晴天的西湖比淡妆的西子,以雨天的西湖比浓妆的西子”;一说认为诗人是“以晴天比浓妆,雨天比淡妆”。两说都各有所见,各有所据。但就才情横溢的诗人而言,这是妙手偶得的取神之喻,诗思偶到的神来之笔,只是一时心与景会,从西湖的美景联想到作为美的化身的西子,从西湖的“晴方好”“雨亦奇”,想象西子应也是“淡妆浓抹总相宜”,当其设喻之际、下笔之时,恐怕未必拘泥于晴与雨二者,何者指浓妆,何者指淡妆。欣赏这首诗时,如果一定要使浓妆、淡妆分属晴、雨,可能反而有损于比喻的完整性、诗思的空灵美。
顾敻九首《荷叶杯》,很像是写的一个女子的相思全过程。《栩庄漫记》评曰:“顾敻以艳词擅长,有浓有淡,均极形容之妙。其淋漓真率处,前无古人。如《荷叶杯》九首,已为后代曲中一半儿张本。”
这首词写女子的春情。首二句写柳绿花红,正是艳阳好天,女子在赏春。“陌上”二句写她看见了路上有个少年,很逗人爱,她仿佛嗅到了少年身上的香味。后用叠句,表现她的感情在激荡,春情欲狂。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
按传统赠序的写法,开头都要说送行的话。而这篇序文却以“阳山,天下之穷处也”起首,起势突兀,先声夺人,然后紧紧围绕“穷”字,用从高处向下鸟瞰的俯视角度“拍摄”阳山,气势一泻而下,使人驰骋想象;仿佛看到了阳山峰险崖陡,虎豹出没;江流滩高峡险,船翻人亡的惨景;看到城郊荒凉寂寥,县衙破败简陋;人们相貌诡秘,文化落后。在这段中,韩愈到阳山之后的心情并未直接流露出来,但从篇首“天下”这夸大之辞中,从对阳山之“穷”的极力夸张渲染中,从段尾“待罪’这含有不满和讥讽意味的反语中,已使人深深感到韩愈贬到阳山后失意、落寞、孤寂的处境与心情。
第二段写韩愈与区册相处的欣喜之情。同是阳山,这时使人感到,作者笔下的阳山再不是险恶丛生,惊心动魄的了,而是树木葱翠,百鸟和鸣,江水清悠,两岸如画,令人感到亲切愉快和心旷神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