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初，王国维从苏州的江苏师范学堂去了北京，在晚清学部图书局任职。因一时尚难安定，故与罗振玉之婿刘季英——《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子，同住在罗振玉家。罗家有个男仆叫冯友，喜欢上一个旗人洗衣女子，这女子也常去罗府。刘季英便戏吟出两句：“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可能一时没写成，也可能后来失了兴致，这两句就一直被压在砚台下面。王国维偶然看到这两句，觉得写得很有神韵，当然他也知道这两句背后的故事，据此足成《蝶恋花》一首（参龙峨精灵《观堂别传》）。词云：
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 一树亭亭花乍吐，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当面吴娘夸善舞，可怜总被腰肢误。
大概在这首词创作后不久，王国维就将其编入《人间词甲稿》，发表在他主事的《教育世界》上，这也是少数写于北京却被收入甲稿的词作之一。后来，王国维应吴昌绶之请，将之前发表的《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进行删订整合，并补充甲乙稿发表后所写，手写一本《人间词》，这首《蝶恋花》仍在其中。
龙峨精灵即刘蕙孙，乃刘季英之子。因为有了刘蕙孙的追记，使得这首词的本事变得很明确了。虽然刘蕙孙在后来写的《我所了解的王静安先生》一文中关于本事的描述有一些变化，譬如与冯友的关系便没有再提，旗女的身份虽然没有变，但前者说是洗衣女子，后来说是一家卖水老虎灶打水的女子。关于这首词的创作，也变成刘季英与王国维因为经常同时出门，总是看着这个大脚的旗女，便起了调侃之心，刘季英先作得“窈窕”二句，为静安所赏，但刘季英无力或无心成篇，遂将此二句奉送静安，数日后，静安续成此词。
其实，刘蕙孙后来的文字删去了旗女与冯友的恋爱关系，对于解读这首词倒是更称便捷了。除了“年十五”乃指称此女子已至“及笄”，是待嫁的年龄，可能与婚恋有关以外，此词本身并无爱情方面的直接描写，若因为刘蕙孙早期的文字而强作联想，也许语境就被刻意支离了。
无论是根据刘蕙孙的追记，还是直接勘察语境，此词的核心都是描述这位旗女的“天然”之态。“天然”的具体表现有三：其一，身材长相的天然之美，如“窈窕”“一树亭亭花乍吐”，都是状其身姿有一种自然风韵，而“亭亭”二字，尤可见其身材之修长；其二，举止自然大方，如“惯曳”二句，一方面写出了旗人惯常的装束，更以“不作纤纤步”表现出此女并未如汉族女子一般裹脚，而是一种天足，因为天足之自如，故其步履自然不是纤纤之态了。萧艾说：“‘惯曳长裾’，旗装也。‘不作纤纤步’，天足也。唯卖浆旗下女子，足以当之。”（《王国维诗词笺校》）是契合词境的。“曳”长裾正是为了便于放开步履，再缀一“惯”字，可见其素来天足大步之习惯。特以“不作”二字，状其自然之天性；而且此“不作”二字，实有藐视传统的意味，因为“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自来将纤纤细步视为女性柔婉品性之体现。其三，笑容灿烂之美。“嫣然”是描写其笑靥迷人之状。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有“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之句，《文选》注即以“笑貌”来解释“嫣”字，阳城、下蔡皆为古地名，宋玉极言其笑容之美在当地引起的关注和震动情形。
王国维写这种“天然”的魅力，除了直接描写之外，还非常注重对比的写法。
上阕是将旗女与“人间”的女子群体作对比，此旗女在人群中一出现，就觉得其他女子不堪与比，黯然失色了，因为那种源自天然的窈窕身姿和嫣然之貌，是如此的清新脱俗。这一层对比其实已经将旗女之美拔出在众女之上。“通一顾”即仔细看一遍的意思。陈师道《小放歌行》诗云：“春风永巷闭娉婷，长使青楼误得名。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这首诗素被视为是陈师道以娉婷美女自喻高才，大概要尽力展现自己的才能，所以才“不惜卷帘通一顾”了，目的是让“君”看分明。王国维当然不一定就是这个意思了。陈师道诗之“通一顾”乃自炫之意，王国维词之“通一顾”不过是为了与人间的美女更多地进行比较的意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颜色”本身就是形容有姿色的女子，如白居易《长恨歌》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人间这些平常看来颇有姿色的女子，在此旗女的映照下，也不免相形见绌，可见此旗女的美确实不同凡响。
下阕则将燕姬与吴娘进行地域性的对比。燕姬就是北方美女的意思，《古诗十九首》即有“燕赵多佳人”之句。而吴娘一般指江南尤其是苏州一带的女子。王国维此词虽然作于北京，但也是从苏州离开不久，故吴娘之美自是尚在印象之中。苏州女子以善舞出名，白居易《忆江南》有“吴娃双舞醉芙蓉”之句，极力形容吴地女子的舞姿之美。舞者多细腰，此细腰往往非天然长成，而是因舞蹈之需刻意训练而成，故此细腰多失自然之美。《韩非子》即有“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之说，可见此细腰背后其实饱含着心酸。且吴娃双舞，多因酒宴助兴而起，为取悦客人，自是极力表演。而一旦与“表演”有了关系，“天然”的韵味便不能不受到遏制。王国维《留园玉兰花》也有“窈窕吴娘自矜许，却来花底羞无语”之句，这种“矜许”自然有失天然了。所以客人虽或因一时之兴，曾当吴娘面夸其舞艺精湛，而吴娘遂因之更加卖力，浑然忘却“天然”之美实远在表演之上。
“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乃是对此旗女的点睛之笔。为了突出“天然”二字，王国维真是用尽笔墨，在铺张中强化，在强化中点题，将一个长相出众、身姿绰约修长、笑容嫣嫣、步履大方的北方旗女形象塑造出来。这样健康、自然、大方的女性形象，在诗词中其实是并不多见的。刘季英和王国维固然是因一时之兴而作，或不无雅谑之意，但客观上呈现出来的这一种女性美却也一新耳目。
如果仅从字面上勘察这首《蝶恋花》，上面的分析自是切合本事、圆融自如的。刘季英或许只是欣赏旗女本身之美，故其拈出二句，也只在身姿体态的描写上。而王国维不仅用对比的手法将此旗女之美予以强化，更以“天然”二字涵括这种美之特质，则说此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国维的审美观，当然是合乎情理的。陈永正说：“本词也可以作一篇词论读。”（《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叶嘉莹认为此词通篇都具有象喻的潜能，“很可能是王氏将自己的为人修养与论词之见解的两种抽象情思化为具象之表达的‘造境’之作”（叶嘉莹、安易《王国维词新释辑评》）。而在我看来，这首词未必句句象喻，也不止是一篇词论，而完全可以视为在审美观念上以“天然”为旨归的一篇文学通论。参诸王国维其他论诗词曲之语，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王国维对自然美的推崇之情可见乎词。他在《宋元戏曲考》中曾将元曲视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又说：“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可见，“自然”乃是王国维对文学经典的一种基本认知。元曲“自然”品格的形成正因为那些作者在创作杂剧时，并非要以之求得名誉，也没有如司马迁一样要将作品“藏之名山，传之后人”（《报任安书》），以获后世之共鸣。“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乘兴而作，是他们笔下文字自然真实、活泼有致的原因所在。如《蝶恋花》中之旗女天足大步，即非邀人之赏，而是一种乘兴的姿态，故深得王国维欣赏。
比《宋元戏曲考》完成更早的《人间词话》，虽然以境界说驰名，但境界的核心也仍是落在“自然”二字。如关于造境与写境之分，写境本自然而来，造境也必合乎自然，这是王国维明确要求过的。他评价姜夔的词虽然“格韵高绝”，但毕竟读来如雾里看花，终究相隔一层，他把“不隔”作为词之审美的基本标准，也是心中悬着“自然”的缘故。清代词人纳兰性德被王国维视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原因无非是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如果不论这些具体品评，王国维关于“大家之作”的总结性意见，也不过是“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三句话而已，而每一句都关合着“自然”的要义。明乎上述种种，可见王国维对“自然”的推崇固是一贯的，则其对生活中所遇见的具有自然之美的女性会多一份关注和青睐，也就可以理解了。尤其是因为他反对“矫揉妆束之态”，则其对吴娘善舞却为腰肢所误，自可对应来看。
《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皆撰于此《蝶恋花》之后，我们固然可以将此二书对自然之美的推崇视为是《蝶恋花》对“天然”之美特加赏爱的延续。但若由《蝶恋花》一词追溯其源，则王国维此前所撰《文学小言》一组17则，就特别值得关注了。
作为早期文学观念的集中表述，王国维承西方之思想，提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之说，而所谓“游戏”，就是排除了利禄的诱惑和刻意修饰的艺术。所以在王国维的语境中，“的文学”“文绣的文学”，都不是真文学，因为其背离了“游戏”之心和自然之美。
自然之美的底蕴尤在“真实”二字。真实既是一种人格体现，又是一种艺术传达。王国维把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四人作为中国文学之杰出代表，即是其“高尚伟大之文学”中包含着“高尚伟大之人格”。这种文学与人格的合一，在艺术上的重要体现之一便是根植于真实的自然。如屈原的“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便是最突出之例，而宋玉、景差及以下辞人便不免愈趋而下了。
很显然，《文学小言》的文学观念，在这首《蝶恋花》中有着生动的回响。王国维以一个旗女的“天然”之美，与有着“妆束”“文绣”嫌疑的吴娘之舞对照而言，再度将“自然”之韵致彰显出来，并在此后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中继续拓展深化这一话题。由这一理论的演绎过程，也可见出《蝶恋花》一词在这种审美思想前后绾合中的特别意义。
史达祖工于描摹景物，以咏物词见长。这首咏春雨的《绮罗香》构思巧妙，摹写生动，情致深婉，也是他的咏物佳作之一。
南宋后期，词坛上的咏物词，存在两种不同的写作倾向。一种是：并不对所咏之物进行细致、逼真的描摩，有时甚至根本不对“物”的形貌加以刻画，而是竭力写出所咏之物的“品格”，借物的“品格”来表现作者的人格、精神。比如姜夔的《卜算子》：“月上海云沉，鸥去吴波迥，行过西泠有一枝，竹暗人家静”。此词系咏梅花，但对梅的色香、形貌，词人全然没有着笔，而是以明月、海鸥、竹等高洁之物作为背景，侧面衬托西泠的一棵梅树，暗示此梅之“孤”与“洁”，从而表达出作者的性情人格。这种遗去形貌、专取品格的写作倾向，虽有助于深化作品的意蕴，但由于其艺术表现的中心是物的品格，而非具体的形貌，因此难以给读者具体、鲜明、生动的感受。王国维说读这类作品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人间词话》）道着了这类作品的弱点。
咏物词写作的另一种倾向，重物象形貌的刻画，在力求形似的同时兼求神似。通过对所咏之物细腻、准确的描绘，努力造成一种逼真、生动的画面，并由此传达作者的情感。史达祖此词即是如此。
上片一下笔，词人就创设了一种烟雨迷离昏沉的境界。濛濛春雨，带来寒意，使性喜温暖的花儿受到摧残，凄迷的雾气笼罩柳树，天空昏沉黯淡，一片暮色，仿佛是春雨偷偷促使而成。“做冷欺花”，给人以触觉上的感受；“将烟困柳”，给人以视觉上的感受；“偷催春暮”，更是巧妙地调动了人们的听觉器官，使人如闻春雨那沙沙的步履声。起笔三句，不同凡响，摄住了春雨之魂，使纸面上的绵绵春雨，变成可感可触、可见可闻的对象。
接下来的“尽日”两句，进一步描写春雨的特有面貌。上句是说春雨极细极密，一片迷糊，满布空间，着重刻画的是春雨的静态；下句说春雨忽起忽止，下下停停，总下个没完，重点表现的是雨的动态。动静结合，使春雨形象更为鲜明、具体地呈现读者面前。同时，又用一“愁”字，点染气氛，奠定了全词的感情基调。
以上五句，作者紧扣春雨特征加以摹写已到尽态极妍的地步。进一步刻画，已难措笔，所以作者笔锋一转，写了燕子、蝴蝶的行动。春雨沾湿蝶翅，影响它展翅飞行，故云蝶惊。春雨润湿泥土，便于燕子衔泥筑巢，故云燕喜。迷漾灰黯的春雨图经紫燕素蝶点缀，色彩有所改观，呈现一种凄丽的境界。燕、蝶的作用不仅侧面衬托春雨，扩大了词境，而且，蝶惊燕喜的气氛还反衬出作者寂寞黯然的心境。
“最妨它”两句，写春雨对自己约会的影响。“佳约风流”，指男女约会。钿车，以金为饰的华丽车子。杜陵，在长安附近，汉宣帝陵墓所在地，附近多富贵人家，这里借指与情人约会之地。春雨连绵，道路泥泞，心爱之人所乘之钿车受阻，约会之事也就成为泡影了。
这两句因咏物而融入闺情。“佳约”的一方，或是作者自己。雨妨佳约，钿车难至，怀人不见，愁情可知。这两句，遥应前面“愁”字。作者融一片愁情于雨景之中，借春雨冥迷暗淡之境现作者怀人不见之情，情景两者融洽无间，堪称绝妙。
下片，作者继续把咏雨和抒情结合一起。上片重在描写春雨而兼寓愁绪，下片则主要抒发怀人之情而仍关合雨意。
前三句写天色渐晚，潮随雨涨，江水汹涌，作者站在江边，极目远望，但见烟波迷茫，渺无边际，官方所设之渡口（官渡）隐没于烟雨之中，难以寻觅。“还被春潮晚急，难寻官渡”，化用唐朝韦应物七绝名作《滁州西涧》：“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两句诗而自成意境。韦诗通过雨天潮急，野渡无人，小舟自横的景色描写，表现出一种悠然自得的闲情逸趣。史词则承“最妨他佳约风流，钿车不到杜陵路”两句，更进一步、更深一层表现了他的愁绪：陆路不通，则觅水道，官渡亦不见，则其愁转浓，可以想见。写来曲折细致、笔法多变。官渡既不见，映入眼中的，只是远处隐隐约约的几座山峰。 “和泪谢娘眉妩”一句，妙笔突起。谢娘本是唐时歌妓，这里借指作者所思念的女子。眉妩，指女子眉毛妩媚。此句写物拟人，含蕴极深。其一，生动地写出了烟雨迷漾之中的山峰形态；其二，将远山比作谢娘（自己之情人），可见作者因“雨妨佳约”，心头情丝缭绕，排遣不去。其三，写谢娘含泪，又是作者悬想对方因思念自己而伤心落泪，这种由“对面入笔”的写法，更翻进一层显示出作者相思之深切。这与李商隐“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的诗句及杜甫“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的诗句写法机杼略同而层折更多、更深，的确是极为难得的佳句。
春雨绵绵，怀人不见，伤如之何？“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两句承上进一步写词人之愁。春雨磁润，新绿遍生，花儿却受到摧残，脱离枝叶，带着愁意，随着流水飘向远处。言下之意，春雨隔人，除了相思，别无他法。犹如春雨摧残下的花儿，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带将愁去”。无可奈何之情，溢于言表。其愁思之深长，读来真有“一江春水向东流”之感。
最后两句以回想从前之事作结，依然不离雨景。“记当日门掩梨花”，化用李重元《忆王孙》词：“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剪灯深夜语”，则脱胎李商隐《夜雨寄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对”诗句。两句回忆往事：也是这样的春日，雨打梨花，院门深闭，自己和心爱的女子欢聚一起，剪着灯花促膝夜语。史词两句的意境，却是作者已经经历过的，是回忆的产物。作者化用前人诗词，灵活通脱，不仅不离咏雨及思人的本旨，而且还借此更为真切地反映了自己的心情。李商隐之诗本系悬想，是想象将来欢聚，而史达祖却用以忆昔，伤叹欢聚长叙已成往事，眼前他只是孤身一人，怅对沉沉大江，绵绵春雨。经过如此组合化用，形成新的境界，和全词所要传达的情绪契合无间，浑然一体。这样用事，达到古人所谓“浑化无迹”的地步。
综观全词，构思措辞都很工巧，没有一字说出“雨”字，却句句不离春雨。同时，全词发抒愁情，写得婉转层折，情致深厚。张炎认为此词好在； “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一段意思，全在结句”。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词前小序，交待了写作这首词的缘由。淳熙十五年（1188）冬，陈亮过访辛弃疾，两人同游江西的铅山鹅湖，陈亮东归的次日，稼轩意殊恋恋，追至鹭鸶林，雪深而止，夜半闻笛，赋《乳燕飞》（《贺新郎》别名）寄意。两人词作往返，稼轩自和凡三篇之多，激越顿挫，抒发了抗金的豪情壮志。刘学箕所处的时代，略晚于稼轩。南北分裂，当道都无抗金对策，有的还主张投降，对此，词人悲愤难平，写下这首步稼轩原韵的词，内容也仿效稼轩，继承和发扬了辛词的爱国传统。
起句“往事何堪说”。辛酸的往事那堪说起，靖康之耻，绍兴年间屈辱的和约，朝廷奸佞当道….“往事”，高度概括了北宋灭亡到作者赋词这一段时间的多少历史变故，多少国恨家仇。正因为不堪说，所以一说起来便心境难平。词人虽也游历过江浙等地，但长期过的却是隐居不仕的生活。“念人生，消磨寒暑，漫营裘葛”，人生在世，徒然张罗衣食，追求温饱，不过是虚度年月而已。这里词人下了“消磨”二字，透露了不甘寂寞的消息。词人年轻时也有过报效祖国的理想，“少日功名频看镜，绿鬓鬅鬙未雪”。那时，他十分担心国仇家耻未报，便蹉跎了岁月，于是对镜频繁，满头乌发油黑，他唯恐年华早逝，未老先衰，致使壮志不酬。可是，由于朝廷“诸公”未能“修饬内治以待外攘“等原因，”渐老矣、愁生华发’，虽然才刚刚跨入渐老的年龄，却因为愁而早生了华发。愁什么呢？国耻家仇何年报？痛伤神、遥望关河月。”“何年报”，何时报．什么时候才能报，不是不报，而是难报此仇，难雪此耻！遥望北国关山河月，不觉令人黯然神伤。刘学箕和南宋爱国词人一样，对北宋的沦灭是痛心疾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