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开篇两句没有写“红杏枝头春意闹”的芳菲春景,而是直说“风”、“雨”。东风轻拂着大地,几缕淡淡的云彩在天空飘荡。这两句里的“风”和“雨”,是全词的词眼,大好的春光就是在风雨中消逝的,领起了全篇词意。“水边台榭燕新归,一口香泥、湿带落花飞。”两句化用白居易《钱塘湖春行》中“谁家新燕啄春泥”的诗意。燕子才刚刚归来,还未来得及观赏芳菲春色,满树花朵却已经凋零,如此景象,词人不由产生满腔感慨、满腹愁绪。这里的“泥”承第二句“萧萧雨”,“落花”承第一句“东风荡飏”而来。燕子新归,而落红已经成阵,目睹这种景色,词人的感慨之情油然而生。
词的下片首句承上片“落花”,开始描写凋零的海棠。“海棠糁径铺香绣,依旧成春瘦。”在此词人虽然只取了海棠一种花来进行描写,但是读者从中仿佛还可以看到桃花、杏花、梨花……落红一地。当所有春花凋零并被泥土掩埋,也就没有什么春色可言。用“春瘦”来形容春色渐失十分形象传神,也是全词的主旨所在。人也如春一般,在万花凋零的满腹愁绪中逐渐消瘦,逐渐疲惫不堪。结尾两句“黄昏庭院柳啼鸦,记得那人、和月折梨花。”开始出现人的形象,画面也顿时变得更加丰富。
全词无一字说愁,却处处都透着愁绪。春天本是百花竞放、喧闹芳菲的季节,可是经历一场风雨后,凋零的花朵,衔泥的春燕,对月啼叫的乌鸦却让人顿感凄凉。花开花落虽是自然之理,却引发了敏感词人心中的无限愁绪,凄凉的其实不只是春色,也是词人因年华渐逝、壮志未酬而生的悲哀。词中的抑郁哀婉之气令读者读之不禁为作者坎坷的生平而动容。
清朝诗人作诗尤爱用典,这首也是如此。
首联前一句用“虎头食肉”之典,古人认为虎头这种相貌特征是荣华富贵之相,这里诗人说自己虽有虎头之相,但无富贵之命。“书剑”代指学业事业,海天之秋,则是一幅凄凉之况,三十年依旧一事无成。
颔联又用了两个典故。前一句的黄祖,是三国时期的江夏太守,那时候人们都看重名士,一般不会杀有名气的读书人,但黄祖却把名士祢衡给杀了。所以诗人的意思是说自己没有遇到这样粗暴的武夫,或许其中也有自比名士的意义。
后一句则是很明显自比马周了,马周十分受唐太宗李世民赏识,有“四请马周”的美谈,当然是李世民派人去的。马周入朝之后,节节高升,官至中书令、太子右庶子,代理礼部尚书,不过早年他却非常窘迫,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颈联则是直抒胸臆,感叹自己怀才不遇,生不逢时,命中注定不能封侯拜相。这里也用到了一个典故,汉代李广百战而不能封侯,恨道:岂吾相不当侯邪?难道我这个相貌天生不能封侯吗?言外之意是自己已经有了封侯的功绩,但没有封侯的结果,这是外界因素,而不是自身因素。
尾联则是想起自己少年曾立下的大志,上文已经释义。整首诗就是一首典型怀才不遇的情感,是作者落榜之后的愤懑。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共有两首,这是其中的第二首。这组诗是1074年(熙宁七年)八、九月间,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苏轼三十九岁。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于潜县南二十五里。”(于潜,浙江境内的县,在临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1074年,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苏轼因捕蝗至于潜,作此二诗寄给苏辙,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
这一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苏轼久不登山,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尔喝一杯村酒,仍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艰险,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他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愤懑……这一切,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苏轼用此事,也和此时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他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实不然。在苏轼的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了不利。因此,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这两首诗,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