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雨总是惹人愁,这样的天气里,也怪不得纳兰写出这样的词句。斜风细雨斜织着,迷蒙一片。 “淅淅”是象声词,形容风声。总觉得象声词也是有感情的,像“淅淅”两字,同样是风,却有种柔弱迷惘的情绪在里面。唐朝李咸用《闻泉》诗中有一句: “淅淅梦初惊,幽窗枕簟清。”似乎是约定俗成,“淅淅”的风总与大喜大悲无关,多是愁绪,即便有些欢乐,也是似有还无的那么一丁点。“纤纤”两字转而描画春雨的形态,这两个字本是用来描画女子双手柔细之态的,《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中就有: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用这里描摹雨丝,倒也有种婉约雅致的风情。细雨如丝,依然朦朦胧胧地笼罩着一方天地,又慢慢地浸入心底。秋雨愁,是不能愁过这连绵的春雨。雨打芭蕉,春雨愁结,于是乎凄凄惨惨切切。春雨的细腻和夏雨的豪情截然不同,只有春天才会有这连绵的细雨。空气中布满浓浓的湿气,阴阴的灰色,映在眼底,隐在心里,胸口被堵得紧紧的,似磐石般压得使人透不出气来,所有的委屈苦恼全部喷涌而出,伤感瞬间在心底最潮湿的角落里发芽。
因此纳兰才说,“难怪春愁细细添。”风雨凄迷中最是容易自怜。尤其是一人独处,怀思之情便难免。而南这浓重的愁情而致似梦非梦的幻觉生起了。词人喃喃自语着,那过去了的事已记不分明了。庄子曾经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梦醒之后发现自己还是庄子,于是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梦到庄子的蝴蝶还是梦到蝴蝶的庄子。此言一出,便成就了千百年文人墨客心中的一个结。真实是什么,是眼睛看到的,还是手指触碰到的,如果梦足够真实,人没有什么能力知道自己是在做梦。如今眼前的这一切,或许一朝梦醒皆成幻影。但纳兰随即苦笑摇头,即使在梦中,也隔着一层厚厚的帘,看不清楚。这种愁绪就像一场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跑步,因为起点便是终点。也像是梦,醒来时分明觉得梦是真的,而再真实的梦也不过只是场梦罢了,与现实永远隔着一重甚至多重的帘。帘里帘外,有的人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是一种朦胧恍惚的境界,也从中流露出一种莫可名状的惆怅。
纳兰的词总是意深而情婉,就如这首小令,语句中有“花间”风韵,却更显得清丽自然。寥寥几笔,景致情感都在其中。
此诗详细叙述了诗人与好友元参军的交往。乍看来,此诗不过写作者青年时代裘马轻狂的生活,至涉及纵酒挟妓、与道士交游等内容,似乎并无多少积极的思想意义。其实不然。须知它是写于作者“曳裾王门不称情”政治遭遇失意,对于社会现实与世态人情均有深入的体验之后。因此,“忆旧游”便不仅有怀旧而且有非今的意味。诗人笔下那恣意行乐的生活,是作为“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污浊官场生活的对立面来写的;其笔下那脱略形迹的人物,又是作为上层社会虚伪与势利的对立面来写的,自有言外之意在。
诗篇的组织,以与元演的离合为经纬,共分四段。前三段依次给读者展现出许多美好的情事。
第一段从“忆昔洛阳董糟丘”到“君留洛北愁梦思”,追忆诗人在洛阳时的放诞生活及与元演的第一番聚散。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诗人鲜明的自我形象。从洛阳一酒家(“董糟丘”)说起,这个引子就是李白个性特征的表现。“为余天津桥(在洛阳西南之洛水上)南造酒楼”,是一个何等主观的夸张!在自称“酒中仙”的诗人面前,简直就没有一个配称能饮酒的人。少年李白生活豪纵,充满进取精神,饮酒是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解放:“黄金白璧买歌桥,一醉累月轻王侯。”“一醉”而至于“累月”,又是一个令人惊讶、令人叫绝的夸张,在这样的人面前真正是“万户侯何足道哉!”至于他的交游,尽是“海内贤豪青云客”,而其中最称“莫逆”之交的又是谁呢?以下自然带出元参军。随即只用简短两句形容其交谊:彼此“倾情倒意”到可以为对方牺牲一切(“无所惜”)的地步,以至“回山转海”也算不得什么(“不为难”)了。既叙得峻洁,又深蕴真情笃意。刚开这样一个头,以下就说分手了,那时李白旋赴淮南(“攀桂枝”指隐居访道事,语出淮南小山《招隐士》,而元“留洛北”。不过这开头已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二段之间有两个过渡句。“不忍别”承上“君留洛北愁梦思”,写二人分手的依依不舍:“还相随”又引起下文第二番相会。有此二句上下衔接极为自然。
第二段从“相随迢迢访仙城”到“君亦归家渡渭桥”,追忆偕元演同游汉东郡即随州(州治在今湖北随县),与汉东太守及道士胡紫阳游乐情事。先写二人访仙城山,泛舟赏景,后换马陆行来到汉东。“相随”六句写风光,写行程,简洁入妙,路“迢迢”、“水回萦”、“初入”、“度尽”,使人应接不暇。然后,与远道出迎的汉东太守见面了。汉东太守的形象在此段中最生动可爱,他没有半点专城而居的官架子。他与紫阳真人固然是老朋友,对李白也是倾盖如故。这几位忘形之交在随州苦竹院──“餐霞楼”饮酒作乐,道士与诗人一同伴奏,汉东太守则起舞弄影。没有尊卑,毫无拘束,本来就洒脱的诗人举措更随便了,不但喝得烂醉,甚而忘形到“我醉横眠枕其股”了。然而太守对此则不以为忤,还脱下锦袍给他盖上。这一幕“解衣衣我”的场面写来感人肺腑。此段环境氛围描写亦妙,与道院相称。“餐霞”的楼名,如“凤鸣”的仙乐,都造成一种飘飘然非人世间的感觉。欢会如此高兴(“当筵意气凌九霄”),而分手又显得多么容易啊(“星离雨散不终朝”)。诗人与元演又作劳燕分飞,“余既还山寻故巢,君亦归家渡渭桥”,真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至此,诗情出现一个跳跃,直接进入第三段从“君家严君勇貔虎”到“歌曲自绕行云飞”,追忆诗人在并州受元演及其父亲热情款待的情况。从“五月相呼”句看,诗人是应元演的盛意邀请,离开安陆,同经太行山到太原府(并州)去的。曹操诗云:“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苦寒行》)然而诗人兴致很高,时令也很好,所以“摧轮不道羊肠苦”。这一段写人,以元参军为主。先从其“严君”(父亲)写起,不仅引进一个陪衬人物,同时也在于显示元演将家子的身份。李白在元演那里真是惬意爽心极了:“行来北京(太原)岁月深,感君贵义轻黄金。琼杯绮食青玉案,使我醉饱无归心。”他们还时常光顾城西的名胜古迹晋祠。晋水从这儿发源,风光极美。浮舟弄水,击鼓吹箫,真是快乐。以下六句专写欣赏女伎的歌舞,“其若杨花似雪何”一句大有“行乐须及春”(《月下独酌》)之慨。玩乐直到傍晚,他们还不想归去。“斜日”的红光与歌女们的红妆醉颜相乱,特别迷人;美人的倩影倒映清清的潭水中,风光绮丽。这时新月初上,美人的面容象月色般皎洁,她们轮番歌唱、起舞;歌声悠扬,随风远去,追逐行云。这里,“黄金白璧买歌桥”已化为生动鲜明的图景,可谓尽态极妍了。
第四段从“此时行乐难再遇”到篇末。一句收束前文,然后写到长安失意时与元又一度相逢。与前三段都不同,这里没有情事的追忆,只用“渭桥南头一遇君,酂台(在谯郡)之北又离群”一笔带过,是说关中一面,元即赴谯郡,似乎是握手已违。大约那时诗人身不自由,心亦不自在吧!关于诗人在长安的境遇,也只有含蓄的两句话:“北阙青云不可期,东山白首还归去。”然而它包含多少人事感慨啊。一向旷达的诗人,竟也发出了“问余别恨今多少”的感喟,而暮春落花景象更增添了这种别恨。这种心境是“言亦不可尽,情亦不可及”,诗人只有通过怀旧(“遥相忆”)的方式来排遣了。当其“呼儿长跪缄此辞”拟以寄远时,心头该是怎样一种滋味!
此诗提到“北阙青云不可期”,是含着牢骚的。但它在写法上与《行路难》、《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等等直抒旨意、嘻桥怒骂的长篇不同。它对现实的愤懑几乎没有正面的叙写,而对往日旧梦重温却写得恣肆快畅、笔酣墨饱。通过对故人往事的理想化、浪漫化,突出了现实的缺恨。因此它既有李白歌行通常所有的纵横奔放的优点,又兼有深沉含蓄的特点。这是此诗艺术上的优长之一。
在结构上,此诗与李白七古通常那种“纵逸”的、无法而法的作风不同,而是按实有的经历如实写出,娓娓道来,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写法却又极富变化,颇多淋漓兴会之笔。通篇以七言句为主,间出三、五、九字句,且偶尔出现奇数句(如“当筵意气”以下三句成一意群),于整饬中见参差,终能“神气自畅”。这是此诗艺术上另一个优长。
作者原意是用它来说明养生之道的,借此揭示了做人做事都要顺应自然规律的道理。全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庖丁解牛的熟练动作和美妙音响;第二段紧接着写文惠君的夸赞,从侧面烘托庖丁技艺的精湛;第三段是庖丁对文惠君的解答,庖丁主要讲述了自己达于“道”境的三个阶段;第四段写文惠君听后领悟了养生的道理。此文在写作上采用多种手法,结构严密,语言生动简练,体现了庄子文章汪洋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惟妙惟肖的“解牛”描写。作者以浓重的笔墨,文采斐然地表现出庖丁解牛时神情之悠闲,动作之和谐。全身手、肩、足、膝并用,触、倚、踩、抵相互配合,一切都显得那么协调潇洒。“砉然响然,奏刀騞然”,声形逼真。牛的骨肉分离的声音,砍牛骨的声音,轻重有致,起伏相间,声声入耳。
第二段紧接着又用文惠君之叹:“善哉!技盖至此乎!”进一步点出庖丁解牛之“神”,这就为下文由叙转入论做好铺垫。
第三段妙在庖丁的回答并不囿于“技”,而是将“技至此”的原因归之于“道”。“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并由此讲述了一番求于“道”而精于“技”的道理。此段论说,为全文精华所在。为了说明“道”如何高于“技”,文章先后用了两种反差鲜明的对比:一为庖丁解牛之初与三年之后的对比,一为庖丁与普通厨工的对比。庖丁解牛之初,所看见的是浑然一牛;三年之后,就未尝见全牛了,而是对牛生理上的天然结构、筋骨相连的间隙、骨节之间的窍穴皆了如指掌。普通厨工不了解牛的内在组织,盲目用刀砍骨头;好的厨工虽可避开骨头,却免不了用刀去割筋肉,而庖丁则不然,他不是靠感官去感觉牛,而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凭内在精神去体验牛体,顺应自然,择隙而进,劈开筋肉间隙,导向骨节空处,按照牛的自然结构进行。
顺应自然,物我合一,本是道家的追求,庖丁以此为解牛之方,才使他由“技”进于“道”,达到炉火纯青、技艺超群的地步。“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这十二字是对庖丁解牛效果的描绘,方法对头,不仅牛解得快,刀子也不受损害。十九年来,解牛数千头,竟未换过一把刀,刀刃还是锋利如初。这当然是每月换一把刀的低级厨工所不可思议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求于“技”,而庖丁志于“道”。
在“技”与“道”的关系上。庄子学派认为“技”与“道”通。“道”高于“技”,“技”从属于“道”;只有“技”合乎“道”,技艺才可以纯精。“道”的本质在于自然无为,“技”的至善亦在于自然无为。只有“以天合天”(《庄子·达生》),以人的内在自然去合外在自然,才可达到“技”的最高境界。庖丁深味个中三昧,所以才能成为解牛中的佼佼者。反过来,“技”中又有“道”,从“技”中可以观“道”。“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天地》)。文惠君正是通过庖丁之“技”,悟得养生之“道”。养生,其根本方法乃是顺应自然。显然,庖丁解牛,乃是庄子对养生之法的形象喻示。
不过庄子所说的“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客观上又揭示了人在实践中如何达于自由的问题。文中所说的“天理”、“固然”,若引申开来看,亦可理解为人们面临的外界客观事物。它虽然会给企望达于自由的人们带来这种那种限制或妨碍,但睿智的人们又不是在它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只要认识它,顺应它,就能够如庖丁那样自由洒脱。对此,庄子曾作过一番极为精妙的分析:“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节”固然不可逾越,但毕竟有间隙,这就为人们“游刃”提供了天地,只要善于在这一天地里施展本领,是同样可以自由自在的。“游刃”二字,活现出解牛者合于自然而又超于自然的神化境界。当然,对于“固然”的认识并非一劳永逸,即使庖丁那样技艺高超者,每逢筋骨盘结处,总是谨慎从事,“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来不得半点麻痹大意,只有孜孜不倦地追求,毫不懈怠才是。
此则寓言立意在于阐明“养生”,实则还阐述了一个深刻的美学命题,即艺术创造是一种自由的创造。庄子认为“技”中有“艺”。庖丁解牛的动作,就颇具艺术的观赏性。他的表演,犹如一场优美绝伦的音乐舞蹈,其舞步合于《桑林》舞曲,其韵律合于辉煌的《咸池》乐章。作为一种具有美的意味的创造活动,是令观赏者心醉神迷的。而庖丁解牛后“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的神情,又使人们看到创造者在作品完成后内心满足的喜悦。
庄子正是通过庖丁其言其艺,揭示美是一种自由的创造。这种美的创造必须实现合规律(“因其固然”)与合目的(“切中肯綮”)的统一,以达到自由自在(“游刃有余”)的境界。“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则是创作必备的心境,强调要排除一切感官纷扰,全神贯注,这与《庄子·达生》篇中梓庆削鐻时所说的“斋以静心”,“忘吾有四枝形体”,是一致的。此种“心斋”、“坐忘”境界,与近现代西方美学注重的“静观”、“观照”殊途而同归,不过却早于叔本华、尼采两千一百多年。
庄子散文善于运用形象化说理的手段。这则寓言采用夸张、对比、映衬、描摹等多种手法,表现庖丁解牛技巧的纯熟,神态的悠然,动作的优美,节奏的和谐,身心的潇洒。具体说来,此文在写作方面的主要特点是:
一、结构严密。全文分两大部分,先讲述故事(第一、二段),再点明寓意(第三段)。就故事说,又分两层,即由写“技”到说“道”。先描述庖丁解牛的高超技艺,再由庖丁阐述他的解牛之道。写庖丁的技,先是直接描写,再通过文惠君的赞叹加以小结,并转入庖丁的谈道。对道的阐述又分为三个方面:首先,从纵的方面介绍掌握道的三个阶段,突出掌握道以后的特点;其次,从横的方面将庖丁与良庖、族庖进行比较,以说明得道与否的异同;第三,说明成功地解决了难以处理的“族”的问题。这是从一般写到特殊。这三个方面都紧紧扣住“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之“道”进行阐述。庖丁答文惠君的第一句话,将写技与谈道两方面自然地联系起来。文惠君所说由庖丁之言获得养生之道的话,又起到统摄全文、揭示主题的作用。全文围绕解牛的事件,阐述一个“道”字,由具体到抽象,条分缕析,环环相扣,将道理说得晓畅透彻。
二、语言生动简练。如写庖丁解牛时手、肩、足、膝的动作,只用触、倚、履、踌四字,便反映出各自的特色。用“嘻!善哉!技盖至此乎?”这么八个字(实词、虚词各半)三句话,就将文惠君看到庖丁高超的解牛技术而产生的惊异、赞叹与疑惑不解的思想感情真实地反映出来。“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几句,将庖丁解决特殊困难时那种专心致志、小心谨慎而又充满信心的内心活动、目光和动作特点,刻画得淋漓尽致,又与后面写庖丁因困难获得解决而悠然自得的动作、神态形成鲜明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