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在晚年罢相隐居之后,诗歌创作也发生了变化,政治题材减少了,写湖光山色的小诗多了,壮年时代的豪放雄奇的风格改变了,取而代之的是清空精绝、雅丽低回。这个时期的作品在艺术上则更为成熟了,有一唱三叹之感。
这是一首饶有风味的小诗。诗人坐在家门口,对着涧水、绿竹、花草,兴趣盎然。不知不觉地,白天过去,夕阳下山,山中十分幽静,连鸟都不叫一声。看似脱去世故,其还是人退而心不退,故作此诗,以表达心中的不平。 在诗人王安石的笔下,一切都是鲜活的,都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涧”是鲜活的,在山间竹林里回环往复,奔腾跳跃,唱着歌,带着笑流向远方;“竹”也是鲜活的,仿佛在你的思维深处亭亭玉立,舞动腰身,款款弄姿,将那婀娜的影子倒影于流水之中;再看那“花草”,正在舞弄柔情。
然而,在诗人的笔下,一切又都那么幽深静寂,“涧”是幽静的,“竹”是幽静的,“花草”也是幽静的,无声无息,自生自长,随心所欲,享受春天,自我陶醉。人,“茅檐相对坐终日”,整天整日一声不响地在屋檐下对着大山静静的坐着,幽闲、寂寞至极。末句是改用南朝梁王籍《入若耶溪》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王安石翻过一层,变成“一鸟不鸣山更幽”。对这样的改写,前人多有讥刺,认为一鸟不鸣,山自然更幽,用不着多说,所以王安石这么一改,是点金成铁。王安石的诗与王籍的诗实际上代表了两种修辞手法。王籍是用反衬。山中鸟雀齐鸣,声音扑耳,是因为山里已没有人,成了鸟的世界,鸟才会如此啼鸣,就像欧阳修《醉翁亭记》所说,是“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群鸟乐也”。这样写,寓静于闹,更富有情理韵味,经常被诗家所采用,如杜甫《题张氏隐居》:“春山无伴独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就是用此手法。王安石的诗是直写,从正面渲染静态,显得平淡自然,直截明快。从诗歌的底蕴来说,王籍的诗更耐读一些。
王安石善于融合前人诗句入诗,有很多成功的例子。这首诗从这一点上来说,改得似乎太不高明,与他的学养不称。从这一反常来考虑,古人常以鼠雀喻谗佞的人攻击别人,王安石推行新法,受到很多人反对,在诗中也许即以“一鸟不鸣”表示自己退居后再也听不到这些攻讦声因此而很高兴。
此诗开头两句对宿紫山北村的缘由作了说明,原来他是因“晨游紫阁峰”而“暮宿山下村”的。诗人之所以要“晨游”,是为了欣赏山峰上的美景。早晨欣赏了紫阁的美景,悠闲自得往回走,直到日暮才到山下村投宿,碰上的又是“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的美好场面,作者的心情是很愉快的。但是,“举杯老及饮”,不愉快的事发生了。
开头四句,点明了抢劫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抢劫对象,表现了诗人与村老的亲密关系及其喜悦心情,为下面关于暴卒的描写起了有力的反衬作用,是颇具匠心的。中间的十二句,先用“暴卒”“草草”“紫衣挟刀斧”等贬义词句刻画了抢劫者的形象;接着展现了两个场面:一是抢酒食;二是砍树。
写抢酒食的四句诗,表现出暴卒、作者和主人的三种不同表现。“夺”和“掣”两个词,包含着一方不给,一方硬抢的丰富内容。诗人用这两个词作“诗眼”,表现出他自己毕竟是个官吏,敢于和暴卒争,但还是败下阵来,这就不仅揭露了暴卒的暴,而且暗示了暴卒敢这样“暴”的原因,为结尾的点睛之笔留下了伏线。
写两个抢劫场面,各有特点。抢酒食之时,主人退立敛手;砍树之时,却改变了态度,这表明主人对树有特殊感情。诗人为了揭示其心理根据,先用两句诗写树:一则指明那树长在中庭,二则称赞那是棵“奇树”,三则强调那树是主人亲手种的,已长了三十来年。这说明它在主人心中的地位,远非酒食所能比拟。暴卒要砍它,主人当然会“惜”,“惜不得”,是“惜”而“不得”的意思。于是,发自内心的“惜”就表现为语言、行动上的“护”,虽然迫于暴力,没有达到目的,但由此却引出了暴卒的“自称”和作者的悄声劝告。
结尾的四句诗,在当时很好懂;时过一千多年,就需要作些注解,才能了解其深刻的含义。所谓“神策军”,在唐代天宝(唐玄宗年号,742—756)年间,本来是西部的地方军;后因“扈驾有功”,变成了皇帝的禁卫军。唐德宗时,开始设立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他们以皇帝的家奴身份掌握禁卫军,势焰熏天,把持朝政,打击正直的官吏,纵容部下酷虐百姓,什么坏事都干。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初年,皇帝宠信宦官吐突承璀,让他做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接着又派他兼任“诸军行营招讨处置使”(各路军统帅),白居易曾上书谏阻。这首诗中的“中尉”,就包括了吐突承璀。所谓“采造”,指专管采伐、建筑的官府。唐宪宗的时候,经常调用神策军修筑宫殿;吐突承璀又于唐元和四年(809年)领功德使,修建安国寺,为宪宗树立功德碑。因此,就出现了“身属神策军”而兼充“采造家”的“暴卒”。做一个以吐突承璀为头子的神策军人,已经炙手可热了;又兼充“采造家”,执行为皇帝修建宫殿和树立功德碑的“任务”,自然就更加为所欲为,不可一世。
诗是采取画龙点睛的写法。先写暴卒肆意抢劫,目中无人,连身为左拾遗的官儿都不放在眼里,留下悬念,引导读者思考这些家伙究竟凭什么这样暴戾。但究竟凭什么,作者没有说。直写到主人因中庭的那棵心爱的奇树被砍而忍无可忍的时候,才让暴卒自己亮出他们的黑旗,“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一听见暴卒的自称,作者很吃惊,连忙悄声劝告村老:“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讽刺的矛头透过暴卒,刺向暴卒的后台“中尉”;又透过中尉,刺向中尉的后台皇帝。前面的那条“龙”,已经画得很逼真,再一“点睛”,全“龙”飞腾,把全诗的思想意义提到了惊人的高度。
这是李商隐作幕梓州后期之作,为咏梅而寓意之诗。写在百花争艳的春天,寒梅早已开过,所以题为“忆梅”。
一开始诗人的思绪并不在梅花上面,则是为留滞异乡而苦。梓州(州治在今四川三台)离长安一千八百余里,以唐代疆域之辽阔而竟称“天涯”,与其说是地理上的,不如说是心理上的。李商隐是在仕途抑塞、妻子去世的情况下应柳仲郢之辟,来到梓州的。独居异乡,寄迹幕府,已自感到孤孑苦闷,想不到竟一住数年,意绪之无聊郁闷更可想而知。“定定住天涯”,就是这个痛苦灵魂的心声。定定,犹“死死地”、“牢牢地”,诗人感到自己竟象是永远地被钉死在这异乡的土地上了。这里,有强烈的苦闷,有难以名状的厌烦,也有无可奈何的悲哀。屈复说:“‘定定’字俚语入诗却雅。”这个“雅”,似乎可以理解为富于艺术表现力。
为思乡之情、留滞之悲所苦的诗人,精神上不能不寻找慰藉,于是转出第二句:“依依向物华。”物华,指眼前美好的春天景物。依依,形容面对美好春色时亲切留连的意绪。诗人在百花争艳的春色面前似乎暂时得到了安慰,从内心深处升起一种对美好事物无限依恋的柔情。一、二两句,感情似乎截然相反,实际上“依依向物华”之情即因“定定住天涯”而生,两种相反的感情却是相通的。
“寒梅最堪恨,长作去年花。”三、四两句,诗境又出现更大的转折。面对姹紫嫣红的“物华”,诗人不禁想到了梅花。它先春而开,到百花盛开时,却早花凋香尽,诗人遗憾之余,便不免对它怨恨起来了。由“向物华”而忆梅,这是一层曲折;由忆梅而恨梅,这又是一层曲折。“恨”正是“忆”的发展与深化,正像深切期待的失望会转化为怨恨一样。
但这只是一般人的心理。对于李商隐来说,却有更内在的原因。“寒梅”先春而开、望春而凋的特点,使诗人很自然地联想到自己:少年早慧,文名早著,科第早登;然而紧接着便是一系列不幸和打击,到入川以后,已经是“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樊南乙集序》),意绪颇为颓唐了。这早秀先凋,不能与百花共享春天温暖的“寒梅”,正是诗人自己的写照。诗人在《十一月中旬扶风界风梅花》诗中,也曾发出同样的感叹:“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非时而早秀,“不待作年芳”的早梅,和“长作去年花”的“寒梅”,都是诗人不幸身世的象征。正因为看到或想到它,就会触动早秀先凋的身世之悲,诗人自然不免要发出“寒梅最堪恨”的怨嗟了。诗写到这里,黯然而收,透出一种不言而神伤的情调。
五言绝句,贵天然浑成,一意贯串,忌刻意雕镂,枝蔓曲折。这首《忆梅》,“意极曲折”(纪昀评语),却并不给人以散漫破碎、雕琢伤真之感,关键在于层层转折都离不开诗人沉沦羁泊的身世。这样,才能潜气内转,在曲折中见浑成,在繁多中见统一,达到有神无迹的境界。
这首词用古今对比的方式,写当年繁华的景阳宫殿,而今是衰柳凄迷,月照残红,虫蛀画栋,杳无人迹,一片荒凉的景象,唯有双飞燕子,依旧翩翩飞舞。作品透露出今昔盛衰、人生凄凉的深沉伤感。
陈子龙的词婉丽风流,独具神韵,无论叙私情,还是言国事,都“以浓艳之笔,传凄婉之神”(陈延焯《白雨斋词话》)。这首《山花子》词就是一首凄丽悲婉的佳作。词题为“春恨”,但非关春情,也非关春光,而是以眼前的春色为契机,发抒悲怀故国的一腔遗恨。
上片从残春的景象入笔,自然引发一脉凄婉的伤逝情愫。
“杨柳迷离晓雾中,杏花零落五更钟”,开篇两句,呈现了四种意象——弥漫的晓雾,迷离的杨柳,零落的杏花,凄清的钟声,酿造了一种残败清冷的氛围。这是残春的景象,令人仆恓惶惆怅。五更钟,用语本于李商隐《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这里暗用宋朝灭亡的旧典。《宋史·五行志》载,宋初有“寒在五更头”的民谣,“五更”谐音“五庚”,预兆宋朝的国祚在第五个庚申之后终止。宋太祖立国于公元960年(建降元年庚申),到 公园1259(理宗开庆元年)正好为五个庚申。果然,二十年后,宋朝就宣告灭亡。如今,这五更的钟声响起,不啻如一声声家破国亡的丧音,敲打着词人忧伤的心灵。
下面“寂寂景阳宫外月,照残红”两句,又以冷月、旧宫、残花三种意象,进一步渲染寂寞、凄凉的景况。“景阳宫”,即景阳殿,是南朝陈的宫殿,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公元589年(祯明三年),隋军南下过江,攻占台城(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一带),陈后主闻讯,即与妃子张丽华投景阳宫井藏匿,至夜,被隋军擒获。
明朝和陈朝都建都南京。这里是用象征陈朝段灭的景阳宫旧事影射明朝的亡国。曾经照彻陈朝景阳宫殿、目睹过陈后主投井被擒一幕的明月,如今宛如深邃明睿的见证人,冷峻地观照着明朝灭亡后的惨淡景象——暮春的红花在寂寞中纷纷凋残,意味颇为深长。
下片切入人事沧桑,抒写凭吊故国的感伤。
“蝶化彩衣金缕尽,虫衔画粉玉楼空”,过片两句承袭上片意脉,呈示一派亡国的衰败景象。《罗浮山志》载有葛洪成仙,遗衣化为彩蝶的故事。“蝶化彩衣金缕尽”用其事,意谓明朝的皇族贵胄死后,五彩的遗衣化作了蝴蝶,连金丝缕也销蚀殆尽,早已失去帝王家的气象。昔日的皇官,玉宇琼楼早已朽蚀一空,剥落的画粉飞飞扬扬,只留下萧瑟悲凉之景。这虫蚀楼空的意象,正是奸佞卖国的象征。
“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结拍两句,看似描绘燕舞东风的春景,实则以燕子的无情隐喻降清旧臣的无义,揭示出他们卖身求荣的丑恶嘴脸。他们恍如翩翩起舞的燕子春风得意,毫无亡国的悲恸。这两句含意隐曲,但透过言表,并不难感受到词人的义慨和愤懑。
清陈廷焯评此词说:“凄丽近南唐二主,词意亦哀以思矣!”(《白雨斋词话》),并以“凄丽”二字概括此词特征,指出这首词凄清婉丽的风格与南唐二主李璟、李煜相近;“哀以思,则揭橥这首词的内蕴以哀恸悲思故国为指归,黍离麦秀之悲,家国身世之恨,久久翻腾在胸中,发而为词,便成哀惋清丽的绝唱。”如果说,南唐后主李煜的“哀以思”,主要是哀悼失去的天堂,追思旧日的荣华富贵,那么,陈子龙的“哀以思”则更多地是哀痛故国的覆亡,沉思亡明的教训。一是亡国亡家的君主,一是图谋恢复的志士,显然,后者的作品更富思想的深度。清沈雄谓:“大樽(陈子龙号)文高两汉,诗轶三唐,苍劲之色与节义相符者,乃《湘真》一集,风流婉丽如此!”(《古今词话·词评》)凄丽的外壳包蕴着哀以思的崇高节义,如此解读这首《山花子》词,方不辜负词人的苦心孤诣。
此诗写乡思,题作“春夜洛城闻笛”,明示诗人因闻笛声而感发。题中“洛城”表明是客居,“春夜”点出季节及具体时间。
全诗扣紧一个“闻”字,抒写自己闻笛的感受。诗的第一句是猜测性的问句。那未曾露面的吹笛人只管自吹自听,却不期然而打动了许许多多听众,这就是句中“暗”字所包含的意味。第二句说笛声由春风吹散,传遍了洛阳城。这是诗人的想象,也是艺术的夸张。第三句说明春风传来的笛声,吹奏的是表现离情别绪的《折杨柳》,于是紧接一句说,哪个能不被引发思念故乡家园的情感呢!水到渠成而戛然而止,因而余韵袅袅,久久萦绕于读者心间,令人回味无穷。
“谁家玉笛暗飞声”,谁家的玉笛,在静夜里悄悄地响起?诗人或许正在读书、闲坐,或做着其他的事,一曲笛声不期然响起,夜深人静,笛声清远而动听。他被吸引住了,循声望去,却辨不清笛声来自哪里。“玉笛”,指玉制的笛,或笛子美称,或羌笛的代称。
“散入春风满洛城”,春风徐徐,笛声飘散在风中,风又吹送笛声,飘满了洛阳城,让人想到“此曲只应天上有”。这一句虽带有艺术的夸张,却衬出笛声的动人、夜的安静。惟其如此,才会在诗人的听觉与想象中飘满洛城,似乎其他的声音都不存在了,似乎全城人都在凝神静听。
“此夜曲中闻折柳”,今夜,缥缈的笛乐中,我听到了思乡怀亲的《折杨柳》。笛乐飘飘,如此动人,究竟吹的是什么曲子呢?“折柳”,即《折杨柳》,汉代横吹曲名,内容多写离别之情。如《旧唐书·乐志》载北朝流传的一首《折杨柳枝》:“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行客儿。”历代文人仿作的《折杨柳枝》曲辞,也都是抒发离愁别绪的。在这里,折柳既可理解为听到的是一首折柳曲,还可理解为在乐曲中听到了折柳的意绪。“柳”谐音“留”。古人送别亲友时,折柳相赠,暗示留恋、留念的意思。折柳既是一种习俗,也代表一个场景、一种情绪。古人还有折柳寄远的习惯,是盼远游亲人早归的意思。
“何人不起故园情”,听到这笛声的,谁不会动思乡之情呢?联系第一句看,这种游子怀念故园的感情,最初可能是隐藏的、莫可名状的,因偶然听到的笛声突然明朗、强烈起来了。笛声来自何处,何人在吹,是和自己一般的游子?是乐工?是歌妓?这些都让诗人和读者去猜测。而这些又都无须一一去分别,因为思乡之情对游子来说,都是共有的。它绵绵不绝,弥漫在夜空中,缠绕在游子心头,抹不去化不开。“何人”一词概括性极强,实则是突出诗人思乡之情。
短短的一首七言绝句,颇能显现李白的风格特点,即艺术表现上的主观倾向。热爱故乡是一种崇高的感情,它同爱国主义是相通的。诗人的故乡是他从小生于此,长于此的地方,作为祖国的一部分,那种形象尤其令诗人难以忘怀。李白这首诗写的是闻笛,但它的意义不限于描写音乐,还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这才是它感人的地方。李白的老家在四川,二十多岁就离家东游,后长期居住湖北、山东,春夜闻笛《折杨柳》曲,触发深长的乡思当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此情真意切,扣人心弦,千百年来在旅人游子心中引发强烈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