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上邪”犹言“天哪” ，“相知”即相亲相爱。此句说：“天哪！我要和君相爱，让我们的感情永久不破裂，不衰减。”为了证实她的矢志不渝，她接连 举五种自然界的不可能出现的变异，“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意思是：要想背叛我们的誓言，除非出现山平了，江水干了，冬日里雷雨阵阵，夏天里大雪纷纷，天与地合而为一！。女主人公充分发挥她的想象力，一件比一件想得离奇，一桩比一桩令人难以思议。到“天地合”时，她的想象已经失去控制，漫无边际地想到人类赖以生存的一切环境都不复存在了。这种缺乏理智、夸张怪诞的奇想，是这位痴情女子表示爱情的特殊形式。而这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自然现象都被抒情女主人公当作“与君绝”的条件，无异于说“与君绝”是绝对不可能的。结果呢？只有自己和“君”永远地相爱下去。
全诗写情不加点缀铺排。“上邪”三句，笔势突兀，气势不凡，指天发誓，直吐真言，既见情之炽烈，又透出压抑已久的郁愤。“长命无绝衰”五字，铿锵有力，于坚定之中充满忠贞之意。一个“欲” 字，把不堪礼教束缚，追求幸福生活的反抗女性性格表现的淋漓尽致。此三句虽未进行形象刻画，但一个情真志坚，忠贞刚烈的女子形象已清晰地站在读者面前。
清代王先谦说：“五者皆必无之事，则我之不能绝君明矣。”这古今中外无与伦比的表达爱情的方式，可以说是绝唱之作。诗中女主人公以誓言的形式剖白内心，以不可能实现的自然现象反证自己对爱情的忠贞，确实具有一种强烈的主观色彩。诗短情长，撼人心魄。正如胡应麟所说：“上邪言情，短章中神品！”
清代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五评此诗说：“首三，正说，意言已尽，后五，反面竭力申说。如此，然后敢绝，是终不可绝也。迭用五事，两就地维说，两就天时说，直说到天地混合，一气赶落，不见堆垛，局奇笔横。”可谓句句在理。
从艺术上看，《上邪》的抒情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其间的爱情欲火犹如岩浆喷发不可遏制，气势雄放，激情逼人。读《上邪》，仿佛可以透过明快的诗句，倾听到女子急促的呼吸之声。《上邪》是一首用热血乃至生命铸就的爱情篇章，其语言句式短长错杂，随情而布。音节短促缓急，字句跌宕起伏。
《上邪》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敦煌曲子词中的《菩萨蛮》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上明显地受到它的启发：“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不仅对坚贞专一的爱情幸福的追求是如出一辙的，并且连续用多种不可能来说明一种不可能的艺术构思也是完全相同的。
陆游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历史上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北宋亡国，南宋在临安的政权不但不发愤图强，收复失地，反而一意向金人屈膝求和。
然而此诗格调清新。前两句写夏景很传神，也很清澈。没有愤怒也没有呼喊。后两句中，“桑麻行不尽”指作物生长旺盛。“身是太平人”是指天下太平，人人都是太平之人。
时代混乱，陆游为什么如此说呢？可能是看到夏日作物生机勃勃，心中不免生出对太平盛世的期盼之情，也可能是眼前的自然美景暂时让他忘记生在乱世的烦恼忧愁。
东京即汴梁，北宋首都，“梦华”即黄帝梦华胥之国，书名中已见南渡后缅怀北宋盛时的情怀。文中先追忆汴京之繁盛，从人物繁阜和四季佳节着笔，极而扬之；继而转为靖康之后避地江左的情怀，又见抑之。一扬一抑，从“后生往往妄生不然”，则可见对苟安的不满和警示，非独抒发《黍离》之悲而已。此文善于以骈句铺排，又作长短变化，在前后对比中可见感情起伏的节奏。陈述虽多，却言简意赅。
“序”的文体特点，规定了对全书内容的概括性特征；序文作若的写作目的和心态，规定了序文的感伤主义情绪性特征。它不是巨室大户的炫富，而是破落户对往日锦衣玉食酸泪汪然的回忆。上述两种特征也具体规定了全文对衬型的结构框架，以靖康之难划出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境域，在文中以“一旦兵火”为语言标记，前面文词艳丽，后面笔绪沉抑，对衬型的结构框架逼发出作者黯然神颓的感伤主义情怀。对比越强烈、越尖锐，黍离麦秀之思就越鲜明、越深刻。
一开始交代“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卜居于州西梁桥西夹道之南”，“宦游”后“卜居”是一种选择，选择京师是因其地繁华所致。时间和卜居地点交代得如此清楚明白，是为了说明《东京梦华录》及其序文是以作者的亲见亲闻为基础的，增添了描述的可靠性和真实感。“渐次长立”，虽说的是逐渐大了的年龄，但应与“太平日久”的时代相联系起来看，说明北宋经历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稳定繁荣期。从“正当辇毂之下”开始，文章就进入词富竞彩的描述字。“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譬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垂髻”和“斑白”对举，“鼓舞”与“干戈”互文，分别从两类层次的人物上说明，以“斑白之老，不识干戈”，说明承平日久；“垂髻之童，但习鼓舞”又暗含着“不识干戈”，这些都是稳定繁荣的具体表征。前述序文具有概括性特征，作者把全书的具体内容浓缩在序文之中。因此，序文的所有描述文字都经过了高度提炼，而提炼方式表现在语言形式上，不用散化，而用骈体，基本上一个语言单位就表示出一种景象，并不具有一定的外在逻辑联系，如同七宝流苏，驳杂纷呈，统一于对汴梁胜景的描述，是全方位的光束投射，集合在一个光点上。“时节相次，各有观赏”，总述一笔。“灯宵月夕，雪际花时”是泛指；“乞巧登高，教池游苑”是特指。然后，以凝炼而蘸满色彩的文词描述了喧闻而纷纷的景象。用“举目”统领下文，“楼”、“阁”、“户”、“帘”都是实在性物象，但作者却以“青”、“画”、“绣”、“珠”加以修饰，增添了感官印象性和色彩感。作者用“天街”、“御路”、“柳陌”、“花衙”、“茶坊”、“酒肆”，涵括了当时汴梁城的所有领域，繁声竞响，光影满目，既有图景描述，如“竞驻于天街”、“争驰于御路”，又有色彩点缀，如“金翠耀目”，且有声响渲染：“新声巧笑”、“按管调弦”。
然后，作者把笔墨推宕开去：“八荒争凑，万国咸通”，转入美食享用的描述：“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环区之异味，悉在庖厨。”不仅有美食果腹，而且身居京师，眼福匪浅。上而至于亲睹龙颜，下而至于“观妓籍则府曹衙署，内省宴回”，并能“看变化则举子唱名，武人换授”。所有这些描述，颇有点汉代大赋遗风，从九重之尊至勾栏瓦肆，尽行罗织；社会各领域，一齐展现，似为北宋汴京的百科全书，又似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只是一者是语言事实，一者以线条为媒介而已。作者铺张扬厉，河倾海溢，种种物象进跳在笔触之间，奔赴纸面，铺排在一轴硕大的平面画卷上。意象纷纭，又带有焰花发射的特征。衣食住行皆有，声色视听兼备，浓艳斑斓，堂而皇哉，视觉上令人饱餍，听觉上使人浮靡，犹不足以尽感官之满足。这是一种社会占有欲的统治心理反映。所以，作者一笔加以总括：“仆数十年烂赏叠游，莫知厌足。”它虽有汉赋风味，但无汉赋的臃肿和堆垛，物象的概括尚较简洁，语言的结构更见灵巧，以四字结构为主，又间以对衬性长句的调剂。不全用骈俪，首尾均出之一般散句。同时，它不是物象的横堆竖码，现象的滥撷乱取，而是字缝之间潜伏着浓重的情绪失落感。因此，笔锋一转，意象陡变，情绪暴落，“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桑榆”与前文“渐次长立”对应。处于凄寒环境、垂暮老境、牢落心境中，更易萌发思旧之念，便油然“暗想当年”。今昔的巨大反差，越回忆，则越会出现心理的不平衡和压迫感，因此，对衬型的环境、心境结构便汇拢到这里绾合起来：“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遂成为全书最有感伤意味的笔墨。
序文对全书内容作了提纲絮领的概括，所有描述各自在书中有具体体现；它不是纯然罗列现象，而是满含着沉痛情感的回顾，布满了愁云惨雾，奏出半是依恋半是挽歌的凄清曲，形成了全文概括性和情感性的结合特征。
这首诗的中心思想是人自叹不如草木快乐。如果只着眼文本，就诗论诗，其内容并不复杂隐微，甚至可以说是较简明直露，诗中反复表达的，无非是羡慕羊桃生机盎然，无思虑、无室家之累，意明语晰，无可争议。至于诗人为何产生这一奇特的心理，则是见仁见智不一：或说是赋税苛重，或说是社会乱离，或说是遭遇悲惨，或说嗟老伤生，但谁也无法坐实其事。不过，从此诗企羡草木无知无室的内容观之，诗人必然有着重大的不幸，受着痛苦折磨，才会有“人不如草木”之感。
全诗三章，每章二、四句各换一字，重复诉述着一个意思，这是其感念之深的反映。第一章从羊桃的枝条说起，羡慕其无知而又无忧之乐。首两句起兴，先从客观外物入笔，“隰有苌楚”即是说宽广的沼泽地带长满了羊桃呈现一片繁盛的景象。然后彼而此起，从羊桃而联系人的思想。人在乱离时期，受尽生活的折磨，感到生无乐趣，而看到羊桃的“猗傩其枝”，总不免产生羡慕之情。而羊桃似乎又有意挑逗，将枝条长得“夭之沃沃”，以炫耀其美丽，因为植物是见其乐美而不见其忧愁，而人在“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乐记》）的时候，就会深感其乐并“乐子之无知”。这是因为植物只有生长之灵魂而人却有理性之灵魂，两者所差异，形成如此的结果。
第二章是从羊桃的花说起，羡慕其无家而无累之乐。花草无知，只是尽情开放，人生有情，不免受到家室之累。困而人见花草而羡其无拘无束，自是顺理成章之事。这章说“乐子之无家”，反而兴起人有家而不乐，与前章句式相同，只是“花”与”家”之别，其意思则更深入一层。面对羊桃花的欣欣向荣，自不殆而生羡意，其厌世思想，尤为深沉。那种“龙种自与常人殊”的特权思想，也随之一扫而净。
第三章是从羊桃的果实说起，羡慕其无室而无忧之乐。“家”与“室”义同，此章是从前章的“家”而来，进一层说明“豺狼在邑龙在野”的时候，那些贵族子弟“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杜甫《哀王孙》），更是感到家室之累为苦。此章乐苌楚之无室，反兴人以有室而不乐，亦显示了亡国之音的沉痛至极。桧国失国，贵族反受家室之景，见羊桃兴盛而生悲愁，自是人之常情。植物没有感情，不为痛苦所困，没有家室之愁，实在是值得羡慕。这是无可奈何的想法，表现了贵族阶级在国破家亡之际的强烈不满与无限怨愤。
此诗作者因为不能从忧患中解脱出来，便觉得草木的无知无觉，无家无室是值得羡慕的。在写法上，此诗是采用衬托对比，用羊桃“夭之沃沃”之乐，来衬人的无室无家之苦。诗人更不必说自家的痛苦，只是羡慕苌楚之乐，苦与乐同时对比，尤显苦者越苦，乐者越乐。诗人让自己的内心感受，用艺术外化寓深情于诗外，不说一句苦，而苦自深。凡苦之不可言者，自是苦已不堪，这是给人从诗外去体会的弦外音、言外旨与诗外味。诗中说的贵族亡国之愁，而受尽奴隶主贵族的压迫与剥削，生活倍受困苦的奴隶，其苦自不堪言，连一棵羊桃也不如。这也是从诗外所得的体会，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揭露得更深刻，更显艺术的感染力量。
词之起句，或先写景后抒情，或先抒情后写景，或情景俱到。盖触景而生情，缘情而后托意，若发端便直叙其事，处理不好往往流于平板呆滞。沈雄在《柳塘词话》中云：“起句言景者多，言情者少，叙事者更少。”这是词家一般应遵循的经验之谈。晏殊这首词却一避熟路，起句叙事，以逞其妙。“资善堂中三十载，旧人多少凋零。”点明地点“资善堂”，时间“三十载”。 “凋零”一词下得切人肺腑，使上句顿增厚意。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旧人多与草木一样化为尘土，加一“多”字修饰，可见幸存者无几了。“洛阳旧友一时散，十年会合无二三”（欧阳修《圣俞会饮》）十年尚且凋此，三十年也肯定是凋此。今日与君相见真属意外，伤情悲伤。这意义丰富，它曲折地告诉读者，“最”字，含平日伤情之事很多，而在众多的伤心事之中以“与君相见”为“最”了。表明词人与旧友的感情之深、相见之难了，为相别作为铺垫。“一尊凋旧”承，’旧人多是凋零”而发，人变而物凋旧，以不变之物突出凋零多变之人生。当然，阔别数十载，一旦相见，当有说不完叙不尽的心酸事，但“聊且话平生”，话未出口即戛然而正，仕途不顺，苦难太多而难以倾吐，还是相见日浅所叙不多，多少难以直陈的隐曲尽在这不言之中。
下片以一“别”字承接上文，又领起下文，乃这首词主眼，它把上下片连锁在一起，点明词人与旧友的相会，既是相见，又是相别。“相见时难别亦难”。历经三十载而相遇，可见相见之难，故而离别之尤觉之不易，相会已属罕逢，而相见即相别，更觉别之难舍难分。此时此刻，欲饮而不能饮，欲醉而不能醉，满腔感慨尽倾于“强饮”之中。“雪残风细长亭”，得力处突入一景语，使旧友重逢的凄黯心理因景物的烘托而愈见突出。残雪寒风，长亭送别，更添离别的凄凉之气，时间、地点、人物、景物巧妙地结合，起到了景语皆情语的妙用。最后三句，从未别写到再相逢于京城，是词人对朋友的宽慰之词。实际上，是“归魏”还是“凋零”完全取决于皇帝，皇帝思旧则可以留京，反之则凋何，其结局是不言而明的。晏殊虽称太平宰相富贵词人，也曾多次被贬职离京，屡见迁徙。因此对旧友的坎坷仕途深表同情，同时，也流礴出对朝廷的不满，这在词人的词作中实是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