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漏院记》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者,宣其气”、“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
李白的这首《公无渡河》开篇就将巨笔伸向了苍茫辽远的往古——“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诗中以突兀惊呼之语,写它在霎那间冲决力量和气势的象征——横亘天地的昆仑山;随即挟着雷鸣般的“咆哮”,直撞“万里”之外的“龙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诗人只寥寥两笔,就在“昆仑”、“龙门”的震荡声中,展现了“西来”黄河的无限声威。“波滔天,尧咨嗟”!滔天巨浪吞噬了无数生民,茫茫荒古,顿时充斥了帝尧放勋的浩然叹息:因为诗中用的是三言短句,这叹息之音,听来便愈加激切。
于是,“大禹”出现了。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本可以激发诗人的许多奇思。但此节重在描述黄河,故诗中仅以“大禹理百川”四句带过,以表现桀骜狂暴的洪水在这位英雄脚下的驯服。 然而,在“杀湍堙洪水”的近景上,诗人添了几声大禹之子“儿啼”,“儿啼不归家”,寥寥五个字就使一位为公忘私、“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英雄风貌,由此跃然纸上。黄河的荒古之害从此驱除,但它的浪波在汹涌归道之际,却在两岸留下了“茫然风沙”! 以上一节从荒古的河害,写到滔天洪水的平治。 不仅展现了黄河那西“决昆仑”、东“触龙门”的雄奇之境,更让读者从它 “波滔天”的历史危害中,领略了它所独具的狂暴肆虐之性。为下文作足了铺垫。 而今,那白发之叟,竟想“凭河”(涉水渡河)而渡,难道就不怕被它吞没?
诗之后一节,正以极大的困惑,向悲剧主人公发出了呼喊:“被发之叟狂而痴,清晨临流欲奚为?”这呼喊仿佛是“狂夫”之妻的陡然惊呼!因为诗人紧接狂夫“临流”之后,就急速推出了那位“旁人不惜妻止之”的深情妻子。于是,全诗的情景发生了惊人的突变:在轰然震荡的浪涛声中,诗人自身隐去了,眼前只留下了一位悲恸而歌的蓬发妇人:“虎可搏,河难凭。公果溺死流海湄(水边)。有长鲸白齿若雪山,公乎!公乎!挂罥于其间!”诗中以夸张的笔墨,痛歌狂叟的溺死浪波,终于作了巨若“ 雪山”的鲸齿冤魂。这景象是恐怖的。何况又从“援箜篌而歌” 的狂夫之妻的恸哭声中写来,更觉有一种天旋地转、恻怛号泣之悲。那“公乎!公乎”的呼叫,声声震颤在读者耳边,实在令人不忍卒听。结尾诗人陡变双行体为单行,似乎被悲愤笼罩,无以复言,便掷笔而叹:“箜篌所悲竟不还!”全诗就这样结束了。黄河的裂岸涛浪却还在汹涌,“ 狂夫”之妻的恻怛号泣还压过浪波,在长天下回荡!
从诗中对黄河的描述看,它那狂暴肆虐、滔天害民之形,似乎颇有象征意味;至于“白齿若雪山”的“长鲸”,似乎更是另有所指。倘说它是对猖獗“河北”的安史之乱的隐喻(如《北上行》一诗,即以“奔鲸夹黄河”喻安禄山之乱军),那么“临流”“凭河”的“披发之叟”又喻指谁?或者这只是一首抒写《公无渡河》“本事”的悲歌,并无其它寄寓之情? 可以肯定:古歌中“白首狂夫”的渡河故事,经过李白的再创造,带有了更强烈的悲剧色彩。那位“狂而痴”的披发之叟,似乎正苦苦地追求着什么。其中未尝没有诗人执着追求理想的影子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