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四章，其中第三章最重要也最精采，其他各章如众星之拱月，绿叶之衬花。第三章实写丰收，前二章起铺垫作用，末章是祭祀套话式的余波。
农业丰收不是从天而降神赐的。诗首章追叙了对春耕的高度重视与精心准备。起句“大田多稼”虽是平淡的直赋其事，然而画面雄阔，涵盖了下文春耕夏耘秋收种种繁复场景，为之提供了纵情挥写的大舞台，气势不凡。由此可窥见当时绝非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而是井田制下的原始大生产耕作。第二句“既种既戒”，实是抓住了农业生产的“牛鼻子”，即选择良种与修缮农具。有了良种，播种的“百谷”才能“既庭且硕”；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农奴以“覃耜”去犁田，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覃耜”只是“既戒”工作的举隅，其它可以想见。除了选种与修具外，还需有其他一系列次要的准备工作，诗用“既备乃事”一笔带过，笔墨精简，疏而不漏。用三个“既”字表示准备工作完成，干脆利落，要言不烦。末句冒出“曾孙是若”，好像很突兀，其实有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曾孙”是当时政治、经济舞台的主角，也是此篇的核心人物，农奴一切卖力的活动都是为了顺应“曾孙”的欢心。春耕开局不错，最愉悦的人，当然是主角“曾孙”。这句客观上明确无误地展示了当时社会的主奴关系。从全篇看，第四章曾孙将出场巡视和主祭，这里先提一句作伏笔，也起到了贯通全篇血脉的作用，所谓着一子而满盘皆活。
次章追叙夏耘，即田间管理，主要写除杂草与去虫害。播种后倘让作物自生自灭，那秋收就很渺茫，因此必须加强管理，而且要贯穿百谷成长的全过程。“既方既皁，既坚既好。”四个“既”像电影中的慢镜头特写，将作物阶段性生长的典型画面作了逐步推进的忠实记录，很有农业科学性，不谙农事的人是很难如此简练精确表述的。而“不稂不莠”却是关键句，即除尽了稂莠，才使粮食长势旺盛，这是略去了种种艰辛劳动过程而提炼出来的重要经验。另一条经验是灭虫。百谷有螟螣蟊贼以及蝗虫等许多天敌，如果不加清除，“田稚”难保，也许会导致粮食颗粒无收。除虫的办法，主要用火攻。让害虫在“炎火”中葬生。由于虫害在一定程度上不像除草那样可以完全由人工加以控制，所以先民又搬出了被称作“田祖”的农神，祈求田祖的神灵将虫害去尽。虽然带有迷信色彩，反映了当时生产力的低下，但也表现了农夫们的迫切愿望。《诗经》中此处提到的除虫方法，后世继续奉行沿用，典型例子是唐代姚崇驱蝗。开元四年（716年），山东蝗虫大起，姚崇奏道：“《毛诗》云：‘秉彼蟊贼，以付炎火。’……蝗既解飞，夜必赴火。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旧唐书·姚崇传》）于是遣使分道杀蝗，终于扑灭虫害，保住庄稼。这明显是受了《小雅·大田》诗的启发。
如果说上二章写的是尽人事，那么天时对于农业也至关重要，所以第三章前四句就写了风调雨顺情况。阴云弥漫，细雨绵绵，真是好雨知时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公田、私田都有充沛雨水。外界景观与内心感受打成一片，农夫的喜悦在这四句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公田”、“私田”的先后关系中，展现了社会矛盾缓和时期农夫们的忠悃厚道心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那是非常真率自然的。
三章其余五句写丰产丰收。若从正面写，谷穗金黄一片，农夫挥汗如雨干得热火朝天，肩挑车载沉甸甸，大囤小囤满满装，也可以写得沸沸扬扬，动人心目，但那毕竟是寻常蹊径，易于雷同俗套。此诗之妙在于侧写，在于烘托，在于细节描写，不写收，而写不收，从不收中反映丰收，构思之妙，令人拍案叫绝。你看，有长得欠壮实故意不割的，有割了来不及捆束的，有已捆束而来不及装载的，还有许多飘洒散落在各处的谷穗。这些镜头读者闭目想像一下，是丰收还是歉收，不言而喻。至于怎么个丰收法，那就由读者各自去驰骋想像。该实的地方却留下一片空白，让人自行补充，这才是炉火纯青的艺术妙谛。对于此点，历代论者均赞赏不已。
三章的末句“伊寡妇之利”，又使诗的意境得到升华。如果没有这末句，人们或会有疑问：大田里散落漏收那么多粮食，是不是农夫们偷懒和不珍惜呢？也或会作如是想。有了脱颖而出的此句，人们才恍然意识到农夫们故意不收割殆尽是有良苦用心的。为了让鳏寡孤独无依无靠者糊口活命，又免于他们沿街挨户乞讨的窘辱，农人有意留下一小部分丰收果实让他们自行去采拾，那种细腻熨贴，那种宅心仁厚，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有拯溺帮困的恻隐之心，那是一种宽广胸怀和崇高美德，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不已。此诗中的“寡妇”，比之唐代杜荀鹤诗中写到兵荒马乱时世的“山中寡妇”那“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的境况来，真是幸运多多。关于此句，还引发过一场怎样理解此诗主旨的论辩。《毛诗序》谓此诗“剌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而朱熹《诗序辨说》则驳道：“此序专以‘寡妇之利’一句生说。”至于两者优劣，应当说，寡妇之拾穗，也确实反映了贫民生活的无保障，从侧面反映了社会的黑暗不公，说诗有“刺”的含意也并不太离谱。但从诗的整体意向而言，是“美”的成分居多，即赞美农夫通过辛勤劳动而喜得丰收。《毛序》以偏概全，朱子所驳也属平允。
田间劳动大军正在收割捆载，忙得不亦乐乎，田头有农官“田畯”在第一线指挥督察，后方有妇女孩子提筐来送饭食，整个画面一片繁忙热闹景象。这时最高统治者“曾孙”来了，其热气腾腾场面顿时达于沸点，至少从田畯的“至喜”表情上能让人领悟到这一点。第四章实写曾孙省敛，与首章春耕时“曾孙是若”相呼应。更与上篇《甫田》描写“省耕”时情景密合无间，是一模一样的四句。这大约是当时颂扬王权的套话吧。接着是曾孙祭祀田祖，祭祀四方神，牺牲粢盛恭敬祗奉，肃穆虔诚，为黎民为国祚祈福求佑。王权与神权互相依傍而彼此更为尊崇显赫，这大约也是曾孙省敛时所能做的最正儿八经的事吧。其实这都是歌功颂德的冠冕堂皇话，无甚精义，后世捧场诗文的层出不穷，其源头也可追溯到《诗经》上，正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
此诗在艺术上造诣颇深。诗主要运用白描手法，为后世勾勒了一幅上古时代农业生产方面的民情风俗画卷。其中的人物，如农人、妇子、寡妇、田畯、曾孙，虽着墨无多，但各有各的身份动作，给人以真实感受。凡此均体现出诗作的艺术魅力，给人无穷回味。
这首诗写出了风的力量。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前两句就“风”的季节功能而言：秋风能令万木凋零，春风却又能教百花绽放；后两句则就“风”所到之处，呈不同景象来描写：风过江上时，则水面波浪滔滔；入竹林时，只见竹竿一齐倾斜。风，为自然界之物象，本是看不见摸不着，只能经由生命个体用心去感受或通过外物的变化知晓。因此，全诗无出现一个“风”字，也没有直接描写风之外部形态与外显特点，而是通过外物在风的作用下原质或原态的改变去表现风之柔情与强悍。可见诗人对物态常识的熟知与了然。在这种生活常识的支撑下，诗人熟练地通过外物的形变来显发风之特点，以间接描写来表现风的种种情态，让人真切感受风的温存与魅力。
“赋、比、兴”为古典诗歌表现的基本手法。所谓的“兴”意指“兴发”“感兴”，由物及心，即因为外物的作用而产生内心“情变”。“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叶落”与“花开”，乃事物发展到极态而自然产生的质变，外力的作用只能是加速或减缓其变化的速度。在此处，诗人把叶落花开归因于风的作用，表现出作者观察的细微与内心的细腻，把自然万物的变化同风——外力的作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隐性地昭示着风之生命力及其给外物的温情关怀。
“解落”，“解”字用得好。常言道“秋风扫落叶”，秋风之蛮横可见一斑。不用“扫”“吹”，也不用“刮”“剥”，就用一个“解”。“解”，是细心，是用心，是专心地去化解，不急不慢，不狂不躁，让叶儿怡然清爽地离开了母体，找到了很好的归宿。风之柔情让人感动。“能开”，“开”，是唤醒，是催生，是召唤，在寒冬中沉睡的花儿，在风儿的轻轻抚摸下，睁开惺忪的睡眼，伸伸懒腰，又将迎来一个美丽、美好、美妙的春意。风之温情让人舒坦。“解落”与“能开”，把风的温存柔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深深地触动了读者那或许早有些漠然的心绪，重新唤醒人们对美好生命的感念。
“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风，“过江”卷起“千尺浪”，风急浪高，直冲云宵，风之气力是何等威风；风，“入竹”引来“万竿斜”，风狂竹伏，万般无奈，风之外力是何等潇洒。此处，风之强悍，风之强劲，风之强势，同之前风之温情，风之柔情，风之痴情形成强烈的反差。任何一种生命都有其“喜怒哀乐”之表现，“风”也不例外。风的变幻莫测便是很好的例证。
讲究对仗或对偶，《风》一诗亦如此。例，“解落”对“能开”，“三秋叶”对“二月花”工整有序。“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如果说，诗的前两句在“兴发”方面更为出色的话，则后两行在“对仗”则更显特色，“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一过”“一入”，“一高”“一低”，“一直”“一斜”，把风对自然界物象在风的作用下所产生的变幻鲜活而传神地表现出来。
这首诗的妙处在于写风，全诗除诗名外，却不见风字。每一句都表达了风的作用，如果将四句诗连续起来，反映了世间的欢乐和悲伤，表达了“世风”和“人风”，风是善变的，有柔弱，又有彪悍，风是多情的，姿态丰盈，万竹起舞，短短的四句诗，以动态的描述诠释了风的性格。
这首诗没有直接写卢岵，也没有直接写作者的心情，而是只写卢岵处士山居的景色，以景衬人。
首联两句是说先向砍柴的人打听卢岵山居的所在地，然后远远地认准方向走去。通过“问樵客”、“遥识”的写法，暗示出卢岵山居的幽僻。作者不称砍柴的人为樵子、樵夫，而称之为“樵客”，意味着这个砍柴者并不是俗人，这对于诗的气氛也起着一定的渲染作用。
颔联两句写一路所见，是近景。古树老根缠石，仿佛它天生是连着石头长起来的。湍急清澈的泉水，把面上的浮土、树叶冲走了，露出泉底的沙子来，更显得水明沙净。这两句形象地描绘了幽僻山径中特有的景物和色彩。而与此相应，作者用的是律诗中的拗句，“老”字和“清”字的平仄对拗，在音节上也加强了高古、清幽的气氛。
颈联两句写入望的远景。“千峰”言山峰之多，因在雨中显得幽暗，看不清楚。“一径入云斜”和“千峰随雨暗”相对照，见得那通往卢岵山居小路的高峻、幽深，曲曲弯弯一直通向烟云深处。这两句改用协调的音节，一方面是为了增加变化，一方面也是和写远景的阔大相适应的。
尾联两句又改用拗句的音节，仍是和通篇突出山居景物的特殊色彩相适应的。而写景物的特殊色彩又是为了写人，为了衬托古朴高洁的“处士”形象。
“荞麦”是瘠薄山地常种的作物，春间开小白花。在日照强烈的白天里，小白花不显眼，等到日暮鸟散，才显出满山的荞麦花一片洁白。荞麦花既和描写处士的山居风光相适应，同时，也说明处士的生活虽然孤高，也并非和人世完全隔绝；借此又点明了作者造访的季节是春天。
全诗的层次非常清楚，景物写得虽多而错落有致。更重要的是通过景物的特殊色彩，使读者对卢岵处士生活的古朴和人品的孤高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作者的这种比较特殊的表现手法，应该说是很成功的。
这篇赋首先描绘了实现人生追求机遇的难得，然后探讨了"士"在两难境地。最终，表现出作者内心激烈矛盾斗争的结果是将道德自我完善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整篇赋着重于理论阐述，少用夸张铺叙的辞藻，即使抒情部分也比较含蓄深沉，显示出浓郁的儒家色彩，展现了作者的人格与志趣，同时也呈现了作者对世事的关怀和政治理想的陈述。
“呜呼嗟乎，遐哉邈矣。时来曷迟，去之速矣。”开篇便以沉重笔触感叹建功立业、实现人生追求机遇的难得，充溢着一种对生命的焦虑。接下来谈到“士”的两难处境：“士”追求独立不迁的人生操守，与“屈意从人”正相悖；而保持自我的耿介，“正身俟时”，无奈人生不永。这种生命的大悲哀直搅得人心乱如麻。静以待时将永无出头之日；刻意追求又有探求禄位之嫌，还可能事与愿违，自取羞辱。自已的努力，就像抵触篱笆的羝羊，徒然自我损伤，要足不出户又做不到心如死灰。之后谈到决定“士”的“遇”与“不遇”的关键是时代的好与坏。在作者生存的那个时代，世风崇尚以辩诈期通，而贞士追求耿介自律。这就形成社会环境与生命个体价值追求的矛盾冲突。士越是注重自我修养，“日三省吾身”，就越背时。世俗人情既指黑为白又人多势众，连鬼神都无可奈何，圣贤也难能为力，士就只有痛苦煎熬自我了：出门与之同流合污心有不甘，自藏其器又增不合时宜之病。而历史与现实有惊人的一致性：历史时空中的清廉之士同样没有出路。像商代的卞随与务光，周代的伯夷与叔齐这些上古贤人，他们也只能以甘守贫贱作为生命的归宿；刚烈些的，如伍员、屈原，则采取了极端的方式。但对于具有理性精神的“士”来说，极端方式未必可取。与天下时尚相违，有可能找不到真正的归宿，这令作者忧虑彷徨。内心激烈矛盾斗争的结果是向“返身于素业”作自觉认同——默足与幽昧，不求显达。而以道德自我完善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因为“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同时申明此举措是理性的明智选择而非禀性褊狭之举。毕竟，追求道德完人不失为儒家提倡的一种理想人生境界。道德完人的追求能使人身心肝胆如一，不用顾虑琐屑的胡须与头发的区别。
这篇赋描写了西汉时期知识分子在特定条件下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矛盾痛苦。即使放在现在看，仍能感受到那时文人面临的无奈与悲哀。其中，“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以辨诈而期通兮，贞士耿介而自束，虽日三省于吾身，繇怀进退之惟谷”这段文字豁达而令人折服，其中的阴郁和悲剧色彩也让人为之动容。
此词上片写吴王阖闾姑苏台，下片写唐代名妓真娘墓。前者象征王者霸业，后者象征红颜朝露。何谓“犹自教歌舞”，这是出自《吴越春秋》。阖闾“欲兴兵戈以诛暴楚”，“霸天下而威诸侯”，乃将“善为兵法，辟隐深居”的孙武请入宫中，操练兵法，并听从伍子胥“兵者凶事，不可空试”的诤言，忍痛让孙武将操练中不听将令的二名宠姬处斩。夫差则相反，“昼假官于姑胥之台”，醒来请太宰喜解梦，竟听信其“乐府鼓声”、“宫女悦乐琴瑟和”之类谗言，愈益纵欲荒淫。如用今天的话来说，阖闾不爱红妆爱武将，以姑苏台为练兵场的不肖子夫差却只爱红妆弃开装，姑苏台成了纵情声色的歌舞场。
然而，王国维主张“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君王枉把平陈业，换得雷塘数亩田”。如同隋炀帝最后只换得数亩葬身之地，吴王阖闾的霸业也仅留下一座荒废的姑苏台。故词云“醉后不堪仍吊古”。反之，真娘虽沦落风尘，其墓上却开遍野花，赢得了多少骚人墨客为之吟诗，洒下同情之泪。“千秋诗料，一抷黄土”，这就是“通古今而观之”的诗人之眼里的又一个“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