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通过皎皎明月抒发主人公的愁思。其主题有两种解读：一说塑造了一个久客异乡、愁思辗转、夜不能寐的游子形象；一说刻画了一个独守空闺、愁思难寐、徘徊辗转的闺中女子形象。全诗充分运用动作描写和心理描写，主人公丰富复杂的情感是通过人物的自我意识活动以及由意识而诱发的行动来表现的，具有文学的形象性，而且更把人物的心理和感情揉合在一起，富有抒情诗的特质。
按第一种说法，此诗为游子思乡之作。
游子的乡愁是由皎皎明月引起的。更深人静，那千里与共的明月，最易勾引起羁旅人的思绪。谢庄《月赋》曰：“隔千里兮共明月。”李白《静夜思》曰：“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对于这首无名氏古诗中的主人公来说，同样是这种情绪。“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当他开始看到明月如此皎洁时，也许是兴奋的赞赏的。银色的清辉透过轻薄透光的罗帐，照着这位拥衾而卧的人。可是，夜已深沉，他辗转反侧，尚未入眠。
不是过于耀眼的月光打扰他的睡眠，而是“忧愁不能寐”。他怎么也睡不着，便索性“揽衣”而“起”，在室内“徘徊”起来。游子“看月”“失眠”“揽衣”“起床”“徘徊”这一连串的动作，说明他醒着的时间长，实在无法入睡；同时说明他心中忧愁很深。尤其是那起徘徊”的情态，深刻地揭示了他内心痛苦的剧烈。
诗写到这里，写出了“忧愁不能寐”的种种情状，接着写“忧愁”的原因。“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这是全诗的关键语，画龙点睛，点明主题。这两句虽是直说缘由，但语有余意，耐人寻味。“客行”既有“乐”，为何又说“不如早旋归”呢？实际上他乡作客，何乐而言。正如汉乐府相如歌辞《饮马长城窟行》所说：“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与相为言。”而异乡游子欲归不归的情状和他们所处的客观现实是密切联系着的。即如此诗的作者，大概是东汉时一个无名文人，在他那个时代，往往为营求功名而旅食京师，却又仕途阻滞，进退两难。这两句诗正刻划出他想归而不得归无可奈何的心情，是十分真切的。
作者点出这种欲归不得的处境后，下面四句又像开头四句那样，通过主人公的动作进一步表现他心灵最深层的痛苦。前面写到“揽衣起徘徊”，尚是在室内走走，但感到还是无法排遣心中的烦闷，于是他走出户外了。然而，“出户彷徨”，半夜三更，他像梦游似的，独自在月下彷徨，更有一阵孤独感袭上心头。“愁思当告谁？”正是这种“独”、这种“彷徨”的具体感受了。古乐府《悲歌》云：“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于是诗人情不自禁地向千里之外的故乡云树引领而望，可是又不能获得“可以当归”的效果，反而引起了更大的失望。他实在受不了这种感情上的折磨了，他又回到室内去。从“出户”到“入房”，这一出一入，把游子心中翻腾的愁情推向顶点，以至再也禁不住“泪下沾裳衣”了。全诗共十句，除了“客行”二句外，所描写的都是极其具体的行动，而这些行动是一个紧接着一个，是一层深似一层，细致地刻画了游子欲归不得的心理状态，手法是很高明的。
按第二种说法，此诗抒发女子闺中望夫之慨。
闺中女子的愁思由明月引起。这里的“罗床帏”指闺房。夜深人静，孤寂难耐的时候，月光皎洁照耀着床帐。原本“忧愁不能寐”，月光的照临更勾起若许的情思，只好披衣而起，徘徊于闺室。开头两联，就形象生动地把一个辗转徘徊的孤闺女子亮相于明月清辉之中。“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是女子心头对“客行”在外游子的劝说，有抱怨，也有期许。这一联是对全诗主题的揭示。但说归说，怨归怨，在此时此刻他不能听见，也不能回来。这满腹的愁思无人可以告诉。无可奈何，只好孤独地到院子里去流连彷徨，去对月倾诉。但月亮照我影，却难慰我情，抬头仰望愈久，而“忧愁”愈添，不得不回到房屋里去，止不住的泪水打湿了衣裳。这里诗人以泪写愁，以泪写苦，以泪写思念，“泪下沾裳衣”不但说泪多，而且把情感推向高峰。后两联如泣如诉，感人至深。
从诗题中不难看出这是一首邀请朋友赴约的诗歌，诗人着力刻画他的书斋的清幽雅致，意在表达对杨补阙的盛情，期待他能如期来访，而这些主要是通过对书斋周围景物的准确、细腻的描绘来实现的。
首联中“茅茨”为“茅屋”之意，在这里指的是诗人简朴的书斋。“薜帷”指“薜荔的墙帷”。应理解为墙上长满了薜荔，显示了居所的自然状态。句中用得最妙的是“带”字，应为动词“像带子一样环绕”，与第二句中的“生”相对应，能充分的引发读者的想象：山泉沟壑萦绕着诗人的小屋，浮云彩霞似从小院中升腾而起。此联为全诗的起笔，远观书斋，山环水绕，云蒸霞蔚，如赏人间仙境。
颔联与颈联写书斋周围的景物，“竹怜新雨后，山爱夕阳时。”是此诗是最出彩的句子，二者为倒装句，先突出了竹林山色令人怜爱，而后又以“新雨后”“夕阳时”修饰，指出它们令人怜爱的原因是雨后新绿、夕阳渲染，如此遣词造句，不仅让这些景物融入了人的情感，而且让它们具有了极强的色彩感，使读者很有质感地感受到竹林高山的清秀壮丽。
“闲鹭栖常早，秋花落更迟。”写了这里的鸟与花。白鹭早早的休息，只因一个“闲”字，充分说明了这里的幽静：鸟儿少有人打扰，便可过着悠闲舒适的生活。秋花迟迟不肯落下，只能说明这里的环境适宜它们生长，便可久驻枝头。写鸟、花意在突出书斋环境的清幽雅致、清新宜居。
尾联写诗人早已让家人把那缀满绿萝的小径打扫干净，原因是昨天与杨补阙的约定。一如“花径缘客扫，蓬门为君开”之妙。诗人在上文极力地推崇书斋的环境，意在引出这个约定，希望朋友能如约而至。
此诗用字精准，形式工整，手法独到，写景唯美，表意含蓄，值得后人品读。
此诗共两章，每章首句，毛传以为“兴也”，季本《诗说解颐》以为“赋也”，严虞惇《读诗质疑》又以为“比也”；除此还有“兴而赋”、“比而赋”等不同说法。这两句是含有象征意义的起兴：诗人早晨面对初升的旭日，或晚间仰望刚起的新月，都似乎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那艳丽而热烈的朝阳，皎洁而恬静的月光，多么像他那位艳美而温柔的情人（妻子）啊。她对他的追求是那样大胆热切，又充满着柔情蜜意，竟不顾一切自荐枕席，男欢女悦。两章的二、三两句承接自然。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说得好：“诗起于经过在沉静中回味的情绪。”（转引自朱光潜《诗论》）此篇作者正是有感于朝阳、明月而沉浸在甜蜜的“回味”中，由此激起了难以压抑的爱的狂潮，竟脱口而出透露了他与她洞房中的隐私：不仅说出了情人（妻子）在他的卧室内，还情不自禁地描述了他们亲昵的情景——“履我即兮”、“履我发兮”。从中可以体会到他的叙述是带着颇为得意的幸福感的，读者能触摸到他那颗被爱情撩拨得激烈跳荡的心。正因为如此，所以十句诗中竟有六句有“我”字，自我矜喜之情溢于言表。此诗格调粗犷而不轻薄，俏皮而不油滑，体现了古代情歌质朴的本色。
此诗押韵有其特色，每章皆是一、三、四、五句押韵，并且都与“兮”字组成“富韵”，三句与四句又是重复的，音节舒缓而绵延，有着流连咏叹的情味。全诗八个“兮”字韵脚，《正韵》称为“联章韵”。
这首诗分为两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叙说澶渊之盟以前边民对契丹的抵抗和斗争。后八句为第二部分，写澶渊之盟以后，朝廷软弱无能，使边民的生活更加艰苦。这首诗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开头两句，正是这种形势的真实写照。“家世”句是说家里世世代代都在边地居住，可见时间之久。而在这很长时期中，不仅年年都要防备契丹的侵扰，而且一年之中，时时刻刻都处在战备状态。正是这种长期的战斗生活，培养了边民健壮的体魄和勇武性格，以致孩子还没有长大就已开始练习骑马，妇女们都能弯弓射箭。边民的英武表现在各个方面，作者也会从边民那里听到或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果件件罗列出来，就会拖沓冗长，没有重点，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诗中只写儿童妇女的“习鞍马”、“能弯弧”，取材很精。儿童习马，妇女射箭，这在别处是很难见到的，最能体现边民的尚武特点。这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不仅有着现实的依据，还同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关。河北地方，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经常征战之地，当地人民，历来就有尚武之风，加之宋朝建国以来与辽国长期对峙，使尚武之风更加发展。孩提妇女都能弯弓射箭，青壮年男子更加骁勇善战。
这样英武的人民，绝不会任人侵侮，下面四句，就写边民对契丹的英勇斗争。“朝夕”表明辽军不仅攻扰须繁，而且出没无常，威胁极大。“蔑如”是说边民对契丹毫不畏惧，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表现了边民的英雄气概。因为契丹经常来犯，边民常常同他们不期而遇，一见之后即互相射杀，双方死伤常常相当。“俱”表明辽军异常凶悍，也体现了边民为保卫国土、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而英勇战斗的精神。
上面虽然讲到残酷的战斗，巨大的伤亡，情调却是高昂的，下面转到澶渊之盟以后，情调就不同了。这次议和是宋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宋朝对辽即完全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了。诗中的“结欢娱”，即指这次议和，这本是统治者的语言，边民引述，是对最高统治者和那帮主和派大官僚的辛辣讽刺。据和约，以后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表面上“情同手足”，“欢娱”得很。宋朝廷用大量绢、银买得了“和平”，以为可以笙歌太平了；契丹统治者打了败仗，还得到这样丰厚的贡献，是真正得到了“欢娱”；而受苦的却是宋朝劳动人民，这大量的绢银，全都将从他们身上榨取出来。而对于边民说来，他们更要同时向宋、辽两方交纳赋税，遭遇更加悲惨。朝廷既然对辽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边境上的将吏就害怕同辽发生纠纷，便约束边民，不准他们“生事”，实际上就是要边民服服帖帖听凭契丹骚扰，不得反抗。朝廷为了欺骗民众，便把这种妥协求和以求苟安一时的行径，说成是深谋远虑。“远图”本是统治者欺骗人民的话头，诗中用作反话，加以讽刺。诗的最后两句就是“远图”的具体说明。“界河”本来是中原故土，此时却成了宋辽边界，而且由于朝廷的妥协退让，住在界河上的边民，甚至连去界河打鱼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不敢”，不仅是说要遭到辽军的横蛮干涉，还包括宋朝将吏的制止，因为他们害怕得罪辽军。末两句极为悲愤沉痛，是对朝廷的尖锐谴责。
这首诗写法同杜甫的名篇“三别”相同，都是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这样写可以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诗中把澶渊之盟的前后作为对照，也使得对朝廷主和派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欧阳修前期在政治上站在以范仲淹为代表为改革派一边，对辽和西夏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他在庆历三年（1043年）写的《论西贼议和利害状》，就主张对西夏采取强硬态度。这首诗正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反映。
这首曲揭露了仕途的艰难和官场的险恶，劝诫人不必为虚名卖命，连举五个古人，皆一一予以否定；结尾处直指元代仕途，尤足以惊世骇俗。全曲层层递进，以古鉴今，感情愤激。排比对仗的运用，使愤懑之情表达得淋漓恣肆，使用衬字，一唱三叹的节奏，加强了艺术效果。
此篇用了五则历史人物的典故，五句中作者又以饱含感情色彩的精练语言，表示了自己“感叹”的导向。
第一句与第二句对仗，用了两位历史人物的典故。姜太公见纣王荒淫无道，晚年隐居渭水南岸磻溪垂钓，被周文王访贤而得，后辅佐武王伐纣，建立周国。本是老年得志，风光荣耀，但作者用“贱卖”二字，对此持以嘲讽态度。可见作者认为姜太公放弃了悠闲安乐的垂钓生活而选择卷入一场生死权势的争夺中是不明智的。韩信虽获得了封侯拜将的荣耀，但这身外之名是在战场厮杀中挣得的，“命博”二字可见这功名背后蛰伏着的可怕的性命危机。作者翻空出奇，认为天下文臣武将引以为万世楷模的人费其一生所争的不过蝇头虚利。
第三句、第四句与第五句为鼎足对，例举了傅说、灵辄、豫让三人的典故。对这三人作者分别用了“羡”“叹”“劝”。“羡”傅说，表面是羡慕傅说在傅岩筑城隐逸安稳一生，而实则是正话反说，傅说并未“守定岩命版”而是被武丁访贤所得，举以为相，栖身庙堂，劳碌终生。“叹”灵辄，可见作者对于灵辄为报赵宣子桑间赠饭之恩而临阵倒戈，拼死相救甚至失去生命感到十分惋惜，一顿饭与人的生命相比孰轻孰重，自不待言。“劝”豫让，豫让为报智伯知遇之恩，漆身为癞，吞炭为哑去行刺赵襄子，事败被杀，作者视豫让损伤身体赔上性命的愚忠为不当之举。逝者已矣，生者当珍惜生命而不是作无谓的牺牲。
第六、七句推开一步，由历史回到现实，直指元朝仕途。求取功名的“凌烟阁”与“长安道”的必经之路却是威胁生命的险恶地带“鬼门关”“连云栈”，可见当下的仕途艰难官场险恶，读之触目惊心。这是对热衷功名利禄之人的当头棒喝，劝解世人不必为虚名卖命。
此曲的难得之处在于，作者从传统道德价值评判中脱身而出，他洞察古今名人义士头上的道德光环，感慨受人标榜的功臣名将和民间义士的遭遇，回到生命本质。李调元《雨村曲话》称赞其曲为“他人不能道”，可见一斑。全曲嬉笑怒骂，实则锋利深刻，一往情深，充满人文关怀，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曹雪芹《红楼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