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封信中作者根据切身体会,畅谈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学大家,深知文学创作的甘苦,因此他认为批评家既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得有创作实践的体验。书信最后谈到他自己的文章,称视辞赋为“小道”,这是因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负,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甘心为文人。曹植本人的诗文做得很好,称“小道”,亦自谦之辞,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学。全文辞意恳切,娓娓道来,一如与好友促膝谈心,给人以亲切感。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
这是一首根据在离别时的所感所受而做的词。《青泥莲花记》载:“李之问仪曹解长安幕,诣京师改秩。都下聂胜琼,名倡也,质性慧黠,公见而喜之。李将行,胜琼送别,饯钦于莲花楼,唱一词,末句曰:‘无计留春住,奈何无计随君去。’李复留经月,为细君督归甚切,遂饮别。不旬日,聂作一词以寄李云云,盖寓调《鹧鸪天》也。之问在中路得之,藏于箧间,抵家为其妻所得。因问之,具以实告。妻喜其语句清健,遂出妆奁资夫取归。琼至,即弃冠栉,损其妆饰,委曲以事主母,终身和悦,无少间焉。”这一段记载,叙述了聂胜琼创作这首词的全过程。聂胜琼虽然是京师名妓,见到人非常多,但感情却非常真诚和专一。
词的上阕写离别,下阕既写临别之情,又写别后思念之情,实与虚写结合,现实与想象融合为一。起句以送别入题,“玉惨花愁出凤城”,“玉”与“花”喻作者自己,“惨”与“愁”表现送别的愁苦,显示她凄凉的内心世界。凤城指京都,她送别李之问时,情意绵绵,愁思满怀,显示了她不忍分别的真挚情感。莲花楼是送别的地方,楼下青青的柳色,正与离别宴会上回荡的《阳关》曲相应:“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眼前的青青柳色与悲哀的离别之曲一起颤动着离人的心弦。何况“一唱《阳关》后”,心中的人儿马上就要起程了。“别个人人”意谓送别那个人,“人人”指李之问,“第五程”极言路程之远。在唱完一曲《阳关》之后,就一程又一程地远远离开了她。离别是痛苦的,但别后更苦;词的下阕,叙写别后思念的心情。
相见时难,别也难,但作者别后希望在梦里依稀可见自己的心上人,更令人悲哀的,是难以成梦。“寻好梦,梦难成”句,写相恋之深,思念之切。词人把客观环境和主观感情相结合,以大自然的夜雨寄托了离人凄苦,“况谁知我此时情”一句,道出了词人在雨夜之中那种强烈的孤独感与痛苦的相思之情。接下去,“枕前泪共帘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两句,画面感人而意境凄静深沉,显示了词人独特的个性,也突现了词的独特的美。“帘前雨”与“枕前泪”相衬,以无情的雨声烘染相思的泪滴,窗内窗外,共同滴到天明。好像大自然也被她的感情所感动,温庭筠《更漏子》一词的下阕,曾这样描写过雨声:“梧桐树,三更下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而万俟咏的《长相思·雨》也写到:“一声声,一更更。窗外芭蕉窗里灯,此时无限情。梦难成,恨难平。不道愁人不喜听,空阶滴到明。”跟温庭筠词相类似,都写雨声对内心情感的触动。然相比之下,聂胜琼这首词对夜雨中情景交融的描绘,更显得深刻细腻。它把人的主体活动与雨夜的客体环境紧密结合在一起,以“枕前泪”与“帘前雨”这两幅画面相联相叠,而“隔个窗儿”更见新颖,突出了词人的独特之处,也更深化了离别之苦,因为这里所刻画的“滴到明”,不仅是“帘前雨”,而且也是“枕前泪”。后来李之问的妻子读到这首词时,“喜其语句清健”。她欣赏作者的艺术才华,被作品中的真挚感情所感染,因而作了毅然的决定,“出妆奁资夫取归”,让聂胜琼能遂所愿。
宋时的歌妓得以从良成为士人的小妾,已是相当美满的归宿了。能得到这样结果的人并不是很多的。聂胜琼这位“名倡”注重自己的前途。这首词和它的故事,与乐婉同施酒监唱和的《卜算子》词所反映的感情来比较,结局的喜剧和悲剧性质虽然不同,但对于理解当时歌妓的命运和她们的心理,具有同样的价值。
关于这首诗中的桂花,颇有些分歧意见。一种解释是桂花有春花、秋花、四季花等不同种类,此处所写的当是春日开花的一种。另一种意见认为文艺创作不一定要照搬生活,传说王维画的《袁安卧雪图》,在雪中还有碧绿的芭蕉,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同时出现的事物,在文艺创作中是允许的。不过,这首诗是王维题友人所居的《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之一。五首诗每一首写一处风景,接近于风景写生,而不同于一般的写意画,因此,以解释为山中此时实有的春桂为妥。
此诗描绘山间春夜中幽静而美丽的景色,侧重于表现夜间春山的宁静幽美。全诗旨在写静,却以动景处理,这种反衬的手法极见诗人的禅心与禅趣。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便以声写景,巧妙地采用了通感的手法,将“花落”这一动态情景与“人闲”结合起来。花开花落,都属于天籁之音,唯有心真正闲下来,放下对世俗杂念的执着迷恋,才能将个人的精神提升到一个“空”的境界。当时的背景是“深夜”,诗人显然无法看到桂花飘落的景致,但因为“夜静”,更因为观风景的人“心静”,所以他还是感受到了盛开的桂花从枝头脱落、飘下、着地的过程。而我们也似乎进入了“香林花雨”的胜景。此处的“春山”还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白,因是“春山”,可以想见白天的喧闹的画面:春和日丽、鸟语花香、欢声笑语。而此时,夜深人静,游人离去,白天的喧闹消失殆尽,山林也空闲了下来,其实“空”的还有诗人作为禅者的心境。唯其心境洒脱,才能捕捉到到别人无法感受的情景。
末句“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便是以动写静,一“惊”一“鸣”,看似打破了夜的静谧,实则用声音的描述衬托山里的幽静与闲适:月亮从云层中钻了出来,静静的月光流泻下来,几只鸟儿从睡梦中醒了过来,不时地呢喃几声,和着春天山涧小溪细细的水流声,更是将这座寂静山林的整体意境烘托在读者眼前,与王籍“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入若耶溪》)有异曲同工之妙。鸟惊,当然是由于它们已习惯于山谷的静默,似乎连月出也带有新的刺激。但月光之明亮,使幽谷前后景象顿时发生变化,亦可想见。所谓“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曹操《短歌行》)是可以供读者联想的。但王维所处的是盛唐时期,不同于建安时代的兵荒马乱,连鸟兽也不免惶惶之感。王维的“月出惊山鸟”,大背景是安定统一的盛唐社会,鸟虽惊,但决不是“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它们并不飞离春涧,甚至根本没有起飞,只是在林木间偶而发出叫声。“时鸣春涧中”,它们与其说是“惊”,不如说是对月出感到新鲜。因而,如果对照曹操的《短歌行》,在王维这首诗中,倒不仅可以看到春山由明月、落花、鸟鸣所点缀的那样一种迷人的环境,而且还能感受到盛唐时代和平安定的社会气氛。
王维在他的山水诗里,喜欢创造静谧的意境,这首诗也是这样。但诗中所写的却是花落、月出、鸟鸣,这些动的景物,既使诗显得富有生机而不枯寂,同时又通过动,更加突出地显示了春涧的幽静。动的景物反而能取得静的效果,这是因为事物矛盾着的双方,总是互相依存的。在一定条件下,动之所以能够发生,或者能够为人们所注意,正是以静为前提的。“鸟鸣山更幽”,这里面是包含着艺术辩证法的。
该诗写女子春末怀人,反复抒写其触景伤怀,忧思难解之情。诗中颔联“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两句,融情入景,写得工丽自然,成为千古名句。
“又是春残也”句点题,不拘一格。一句中,以“又”字开头,“也”字结尾,连用一个副词和一个语气词,这在诗中是少见的。然而作者用得很自然,使起句突兀,增强了语气,加强了诗中女主人公的哀怨之情,并有笼盖全篇的作用,算得上写法的出新。“又”字还与下面的“经年”对应,暗示这女子与情人分别,正是去年此时,故对物候变化特别敏感。
第二句“如何出翠帏”,“如何”一词,体现出不堪的情绪。联系第一句看,这位女子正是在去年此时此地,经受着别离的苦痛。时隔一年,记忆犹新,而且,此时又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她不敢再身临其境,重新经受这样的苦痛,所以说不敢出翠帏。再联系下联看,不敢出来实际上还是出来了,人在极端苦闷的时候,往往就是处在这样的自我矛盾中。这又活画出了这位女子梦花牵惹、如痴似醉的神态,从而烘托出她的思念之情刻骨铭心。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为佳句。已是春残,落花无数,而无数落花又极易引起人们韶华易逝、青春难再之感。此刻,这位女子,正当芳龄,却独立庭院,青春正在消逝,欢娱难再,她的命运和这春残的落花,一模一样。作者将落花与思妇互相映衬,倍觉凄然。暮暮天气,微雨蒙蒙,给人的感觉本是抑郁沉闷的,更不用说是心事重重、愁思郁闷的女子了。偏偏此时,一双不知趣的燕子,在细雨中飞去飞来,显出很自得的样子,这就使她更加难堪了。燕子无知,尚能比翼双飞;人属多情,只能黯然独立,此情此景,不堪忍受。诗人以燕双飞反衬人独立,把女子的内心愁苦之情推到了顶点。花、雨、人、燕,本是纯粹的“景语”,作者通过映衬、反衬,融情入景,把它们连成一幅和谐统一的艺术画面,从而烘托出诗中女子忧思难解的内心世界,使“景语”完全变成了“情语”。这两句写得细腻深刻而含蓄委婉,对偶工丽而无雕琢之嫌。颔联两句融情入景,写得工丽自然,不失为精彩之笔。
之后几联均写其院中所见所感,主要是说她如何触景伤怀,忧思难解,但与颔联相比,反复抒写,意多重复,用语平淡。
北宋词人晏几道名篇《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中,创造性地挪用了翁宏这两句诗,他写道:“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这两句是词中的精华所在,成了谭献誉为“千古不能有二”的“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