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首联写刘评事虽暂时隐居，不久当复起用，而自己则事业无望；颔联写刘有谏草将由门下省采纳，尚待鹤书赴垄，诏请入朝；颈联写刘暂居莲峰之下，不久当入京师；尾联称美刘评事宠辱皆忘，欹枕读书，时惊蠹鱼从书中落下。这是一首应酬之作，用“君”与“我”相对，采用对偶的方式成文，诗中四句都是一些善颂善祷之语，并无深意，表达了诗人对仕途不顺的感叹。
首联即以对比手法写刘评事之居永乐是暂时闲休，但自己的闲居却不同于刘评事。刘评事只是一时退隐暂休，是将升迁的休闲，自己则全无本事和刘评事一样升迁，委婉曲折地写出自己难言之隐。
颔联是为刘评事不久即将升迁表示祝愿，两句实为倒装句。
颈联首句以望莲花峰可见写刘评事晋京之路已不远，以物寄意，显得生动突出，永乐地近潼关，莲花峰西峙，到莲花峰即与长安靠近，因而望莲花峰就可见晋京之路并不远，这也是劝慰祝愿之语；次句则为刘评事将来归京后这闲居之处将变得冷落空虚而惋惜。
尾联说自己已经完全忘却名利，每日惟有倚枕读书自乐，显然是自我排解之词。其心中难言之痛隐然见于言外。诗人在永乐闲居时始终不忘国事，急于用世之心理见于不少诗中，所以此篇诗之所谓忘名利，只能是强自排解之辞。
这首诗旨义甚明，在第二句。李商隐感叹“青云器业”之离已远去，“君”、“我”对举，刘乃“幽闲暂居”，我则“器业全疏”，相比照而寓心中感慨。三、四回应“暂居”。“封谏草”即“上封事”似刘评事暂离大理寺而将调谏职，如补阙拾遗之任，故下云“待鹤书”也。五、六“莲耸碧峰”、“水掖翠扇”，回应“幽闲”。七、八回到自身，照应“青云器业我全疏”：如今我惟日日与典籍图书为伴，枕落蠹鱼矣。七句写“忘名利”，是所谓“全疏”，此义山愤激之辞，而不是真忘其匡国之心、青云之志者。落句“惊”字妙，亦《赠田叟》之云“在野无贤心自惊”也。
这是一首咏史诗，题写于梁元帝萧绎所撰的《金楼子》书页之上，主要内容是抒发对梁元帝萧绎焚书之事的感慨。不过诗中所言焚书的史事是两起，这两起历史事件却不是一回事。
焚书之事，历来最为士人所痛心。书是人类经验认识的结晶，是知识的储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得以沿袭的重要载体是属于人类的财富。焚书之事并不始于秦始皇，焚书之事在秦之后也屡屡有之。不过，秦始皇的焚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焚书事件，以至于遮掩了其他的焚书之事。如果就书籍而言，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损失却未必大于梁元帝萧绎的焚书。秦始皇焚书影响之大，一是由于是统一政权所采取的大规模行动，地域之广，涉及的人群之多，与此前的六国焚书相比，影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二是秦始皇的焚书是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实行，若有违抗，国家就有严厉的惩处，充分表现了专制政权的粗暴与专横。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却并非是“尽焚其书”，而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为了钳制士人的政治批评，确定皇帝“别黑白而定一尊”的绝对权威，李斯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批曰：“可。”这段文字说得很清楚，在这一次禁焚书籍的政治举措中，有实际的生活功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被禁焚之列，有关社会治理的法令之书也不在被禁焚之列，被禁被焚的是那些会启示人的思想、带动人的思考的书籍，一是史书，二是战国以来的以儒学典籍为首的诸子之书。而这两类书籍的被焚也规定了范围：史书中要焚毁的是非秦国的历史之书，也就是说，只许保留秦的记忆，借此以构建秦之统一天下的历史合理性；诸子之书则禁止在民间流传。朝廷中的博士之官要备皇帝的顾问，要参与政治的决策，仍然需要广泛的知识，故皇家图书馆中收藏的“《诗》、《书》、百家语”不在禁焚之列。因此，秦始皇的焚书是为了在民间实行禁学而愚民的政策，行为虽严酷，焚毁的书籍种类与范围都是有限的。
梁元帝萧绎的焚书就不同了。萧绎自幼好学，酷爱读书，手不释卷，甚至在患眼疾时也是如此。他在一眼失明之后，不便执卷而读，就安排了专人为他朗读，以代自读。而且是每晚五人轮流值班，通宵达旦，诵读不歇。萧绎涉猎甚广，颇以学问自许，曾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南史》卷八）又在《金楼子序》中说：“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宏论，足以言人世，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他以管仲、诸葛亮为期许，自信有治国平天下之才，而将书籍视为知识与智慧的宝库。因为爱书，故收藏丰富。萧绎在江陵藏书之多，有十四万卷之巨。这里有他的收藏，还有从金陵运来的历代皇家藏书，不仅是经、史、子、集俱全，儒、道释、仙兼备，而且多是珍本。这十四万卷图书是自秦汉以来数百年的精神财富又历尽战乱之后的珍藏。当西魏攻破江陵之夕，萧绎将这批珍藏一炬焚之，又将自己的佩剑在柱上砍折，自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不将珍藏留于敌人，在萧绎，这是血与泪的共泣，是悲与愤的并发。但看他焚书与折剑，有用则珍藏，无用则焚毁，十四万卷历代珍藏与一把佩剑一样，都不过是他个人的私产。萧绎虽然爱书，却并不尊重文化知识的历史公有性。这样的焚书，对文化传承带来的破坏就要远胜于秦始皇的焚书。
李煜此诗正是着眼于萧绎与秦始皇两件焚书事件的区别而发表感慨。前二句以书卷的华丽装饰与“火烧”对比，说萧绎曾有感于荆州焚书而使王粲作品仅存一篇，但是当他自己焚书之时，却连王粲仅存的一篇也一同焚毁了。这是以沉重的感慨来印证序文中两次出现的“尽焚其书”。后二句说即使酷烈的秦始皇，当年也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民间书籍虽然无存，宫廷典籍尚可流传，因此后人才有可能读到“遗篇”。相比于萧绎行为的绝对与自私，秦始皇的焚书可以说是网开一面，对书籍的文化价值有手下留情之意。这层意思以反问出之，与前二句写萧绎事不仅有对比的效果，也加强了语气，对萧绎之举深感痛心。
古人素来有谶语一说，即本来是偶尔言之的事情，最后却成了事实，仿佛冥冥之中有命运之神在聆听与拨弄，人则“不幸而言中”。李煜就萧绎焚书而作的历史批评，表达了他对书籍价值的认识与珍惜，也见出他有超越一己之私的历史识见。可是当北宋攻破金陵城池之际，他却将南唐三代君主所收藏的典籍字画同样付于火烛，这首诗在某种程度上因此而具有谶语的意味。
隐士多为思想家，从朱放的诗句里读者可以领悟他对人生对社会的感受。《题竹林寺》中有着诗人对时间流逝，世事难料的伤怀。
竹林寺依旧有美丽的烟霞景观，但是岁月消磨人难免会有改变。美丽的依然美丽但欣赏的人已经和以往不一样了。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遗憾，而这遗憾是人力难以抗拒的。所以诗里用到了“促”这个字。因为这岁月的催促，诗人难以预料自己还有多少机会能来欣赏美丽的风景，所以用到了“更”这个字。前后的呼应用在这里很恰当，既加深了感情的表达力度又使全诗有了整体的美感，很紧凑不拖沓。可以说此诗的最长处不是对竹林寺烟霞的描绘，而是这种对感情的描绘方法。所谓的文章前后的一致性，其实就是这种前后呼应的写作方法，这样编辑文字的好处就是主题明确，言简意赅。当然这是一种逻辑应用，要真正做到还需对素材很好的运用。绝对不是前面有几个词在文章最后依然用几个词就行的，《题竹林寺》可以说是一个范例，读者多琢磨一下就会体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