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上片写对友人别墅的赞美，其向往之情毫无掩饰。下片写世间的功名利禄之事不过过眼云烟，表达出对官场斗争、人海沉浮的厌倦。全词借景抒情，看似套语，却露真情。
上片写词人平日身在繁华都市之中，见惯了车水马龙，如今来到友人幽屑的山间，实在心生羡慕。对友人的别墅毫无掩饰地赞美，到处都是车马如龙，羡慕友人能寻到一个如此清幽的住处。在这里，眼见的是满山柿叶殷红，听闻的是四面萧萧清风，多么美丽。但是，容若出身钟鸣鼎食之家，享尽荣华，什么优美的住所他未曾见过，何需对友人的别墅艳羡不已。
下片说世间的功名利禄之事，只不过是镜中之月、河中之影而已。看镜中自己的容颜渐老，越发感慨功业无成。结尾两句“安得此山间，与君高卧闲”则直接地表达了纳兰也渴望归隐山林的愿望：真想和友人一道隐居在此，以明月和银河为伴，何等逍遥自在。至此，终于明白容若的真意，对见阳山庄的向往是假，对官场斗争、人海沉浮的厌倦才是真。容若真正想对友人说的，乃是结伴从红尘喧嚣中逃走吧，躲开这肮脏的一切。
小词有景有情，借景抒情，看似套语，却露真情。纳兰性德虽身在高门广厦，内心深处“其于世味也甚淡，直视勋名如糟粕，势利如尘埃”。一位承平时代的贵公子，能够作如此之想，古今难得。
浑将军祖先即汉代匈奴浑邪王。因此开始二句：“将军族贵兵且强，汉家已是浑邪王。”就从浑将军的祖先写起：远在汉代，他们就是归顺中原政权的部落首领，族贵兵强，屡建战功，高居王位。起调高远雄浑，豪气笼罩全篇。“子孙相承”以下四句，由“族贵兵强”生发开来，依次展示出浑将军家族传统的发扬光大：“子孙相承”，遍布朝野；“部曲”精锐，驰骋“燕支”。率擅长骑射的“阴山儿”箭无虚发；骑一日千里的“大宛马”所向披靡。开篇六句概括、勾勒浑氏家族显贵、英勇的雄壮气势，为下文造声势、作铺垫。
“银鞍玉勒绣蝥弧”以下四句，将焦点聚集到了浑将军身上。但，诗人并不正面直接刻画，而是以烘云托月的手法，渲染出浑将军的忠勇义烈和赫赫战功。“银鞍”一句，先以物写人。马具精良，军旗猎猎，显示出浑将军高昂的志气。后面三句，每句以一历史上的名将形象来烘托浑将军。“嫖姚”指汉代名将霍去病，曾任嫖姚校尉大破匈奴（此喻哥舒翰）。“骨都”指匈奴左右骨都使。句首用一“每”字，表明浑将军经常随哥舒翰出征，战功累累。此外，又以李广的体恤将士，身先士卒，卫青的不泥于古人兵法，以方略为贵，托出浑将军的优秀品质和用兵的灵活。以上十句可作为第一层，诗人从“族贵兵强”、战功卓著等方面，把浑将军的形象勾勒得高大雄武。
“传有沙场千万骑”以下为第二层，形势急转。当敌人又气势汹汹地向边境发动了侵略战争，“羽书”飞至，形势危急时，浑将军又毅然奔赴疆场，奋战不息。塞外的生活艰苦清寂，时而传来几声哀厉高亢的画角声，更增添了几分凄严肃穆的气氛。而诗人却以“宝刀”切望为国杀敌而昼夜鸣叫这一兀傲奇警的夸张想象，再一次形象揭示出浑将军忠勇义烈的英雄本色。“意气”二句，诗笔又从正面直探心曲，传达出浑将军豪迈的“意气”：只要能为国杀敌，确保边疆，就是转战“万里”，“辛勤”经年，也算不了什么。继而诗人再以“黄云”连绵、衰草遍地的广漠边塞；“旌旗”朝飞、“刁斗”夜鸣的军旅生活；春风不度，杨柳绝迹的“关西”艰苦环境，反衬出众多“侠少年”藐视一切艰难困苦、勇赴国难的牺牲精神。这众多的英雄形象，如众星捧月一般，使浑将军叱咤风云、驰骋万里的风貌更加光彩照人。
最后四句为第三层，回应题目的“送”字，寄寓自己的殷切希望。“从军借问”二句用王粲《从军诗》之意，颂扬浑将军所从之主帅哥舒翰的“神武”。正因为如此，才不致久劳师于外，故麾下当“击剑酣歌”，以示庆幸。据《左传·文公十三年》，有晋人士会返晋，绕朝赠之以策的记载。“策”字这里语含双关，也有“策谋”之意，意思是希望浑将军不要忘记自己临行时所献的破敌之策。“仲宣诗”即王粲所作之《从军诗》，本颂扬曹操西征张鲁的胜利，此喻报捷之诗，期望浑将军早奏凯歌，建立功业。诗人连用两典，结语悠远。杜甫说高适“篇终接混茫”，这首诗就是一例。
在这首诗中，高适以高远雄浑的起调，整散相间的句式，不停转换的韵律，多角度、多侧面塑造了浑将军这样一个忠勇爱国的名将形象，使其诗歌具有雄壮豪放的鲜明艺术风格。
“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自古创来，以“别”为题的作品，多有悲凄缠绵之作，常囿于个人感情圈子之内，而司马光的这首送别诗，却能俯瞰九州，追溯千古，将历史、现实、希望结合起来，以诗的美启迪友人的沉思，用历史的光辉烛照前进的道路，感情深挚而不浮露，境界高人一着。
富顺在四川南部，与云南近邻。古代，包括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的广大地区，《史记》、《汉书》称为“西南夷”；《三国志》、《华阳国志》称为“南中”。历代王朝很早就注意到这一带地方的开发，秦代李冰、常頞，先后修筑从四川通往云南的路，长约二千余里，宽约五尺，史称“五尺道”（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还在西南地区设置官吏。汉代承秦制，继续派唐蒙等“凿石开阁”，修筑官路，直达建宁（今云南曲靖）；汉武帝时，兵临云南，滇王降汉，汉武帝仍命其为“长帅”，赐“滇王”印，先后置益州、越嶲、牂牁、犍为等郡，西南地区自此有了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汉王朝还实行移民屯田，内地的先进耕作技术渐传边疆。首联以简练的笔墨概括了这些史实。
在注意加强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一些有见识的官员，还注意边疆文化的提高和民族的团结。西汉的文翁在汉景帝末期任蜀郡太守，在成都设立学校，入学得免徭役，一时“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对南中大姓的叛乱，并不单纯以武力征服，而是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其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使其心诚悦服。诸葛亮还吸收一部分民族上层人物为其“属官”，参与蜀国中央政权。结果，南中安定，无复后顾之忧。诸葛亮南征，恩威兼施，然而教化尚未顾及。“欲使”二句即于此着眼。二句一气直下，意谓朝廷欲将文翁的教化施于南中孟获之辈，使之发展成为文明之域。
南中地区，古人多视为蛮荒之地，其实，这里物产丰饶，民风淳朴，蜀锦、桐华布、筇竹杖，远在西汉就已销售国外，风味饮食亦多，蒟酱就是其中之一。蒟酱，一作“枸酱”。一说是，一种胡椒科植物做的酱，味辛辣（《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另一说是鸡棕酱，蒟、鸡同音，为内地人误记（尹艺《鸡棕油》）。鸡棕本是一种香菌，向来被视为“山珍”。明代谢肇淛《滇略·产》说：“鸡棕，……土人盐而脯之，熬液为油，以代酱豉。”南中蒟酱，汉代就已销往邻近地区。南中民间歌舞丰富优美，巴渝间流传的《竹枝词》就是其中的代表，它含思婉转，色彩明丽，唱时以鼓笛伴奏，同时起舞。唐代刘禹锡曾据以改作新词，脍炙人口。“盘馐”二句即选取这两件有代表性的事物，说明了南中风物之美。
尾联二句，诗人劝友人在途中开怀畅饮，切莫频起乡思之情。言外之意是，南中之事大有可为，不可因忧思而自伤心神。司马光毕竟是政治家，颇有眼光。诗中所发的主张是针对唐宋以来的弊端而发的。唐代天宝年间（742—756），杨国忠等贪边功以邀宠，对南诏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结果全军覆没，自此西南兵戈不息（见《新唐书·南诏传》、《旧唐书·南诏传》）；宋太祖赵匡胤则“挥玉斧”，把大渡河以南之地划出疆界（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使继南诏而起的大理国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受到阻碍。司马光对友人的谆谆嘱咐，表现了他对西南地区的深切关注。
此诗虽偏于议论，不铺陈文采，也不刻意求工，然而在质朴的语句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而且感情诚挚，含意深远，在宋人五律中属于佳作。这与诗人“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的敦朴性格也是一致的。
此诗可分为三个部分，前面六句是第一部分。两位驾车的少年（由歌者所扮），在长安的狭窄小路上迎面而遇。路实在太窄了，谁也过不去，于是他俩就干脆停下车，攀起话来了。素不相识，没有太多的共同话题好谈。于是就面对酒宴上的主人夸起他家的声势显赫和无比豪富来。“君家”即“你的主人家”，“你的主人家是那么容易让人知道，知道后又是那么难以忘却”——这两句巧妙的恭维话，自然让坐在那里听歌的主人满心欢喜。这一部分可以算是引子，往下十八句，是第二部分。两位少年一唱一和，争着夸说主人家的种种富贵之状。“您家外部是黄金为门，内里是白玉为堂。”一金一玉，其建筑之富丽堂皇可知。“您家中是樽中酒常满，座上客常有，待客时，还有产于邯郸的美丽歌伎供驱遣献歌献舞。此时庭中桂树正在飘香，堂内华灯煌煌，照得通室明亮。”有酒有客，有美女有华灯，其权势地位、荣乐享受可知。以家僮身份出现的少年则说：“我家乃官宦之家，家中兄弟三人，别人不提，就说老二吧，他在朝中做侍郎，每当休沐日回家，一路上好不气派，马笼头全是黄金为饰，道路生光；路旁观者如云，啧啧赞叹，挤满路旁。”有正面写，有侧面写，其显赫之势可知。再说到家情况：进得家门，左顾右盼，只见庭前池中一大群鸳鸯，双双对对排列成行；又闻家中所养白鹤，于东西厢发出噰噰鸣声。它们都在欢迎主人的归来。有禽则有池，其庭院之广大可知。这一段，分四层对这一豪富之家的富贵、气派、享受极意铺排渲染，以见其不同寻常，从而与上文“君家诚易知，易知复难忘”的话相照应，以见言之不虚。至此，这位豪富在长安城中的权势、地位是如何，便不言而喻了。“大妇织绮罗”六句是第三部分，写家中三妇所为。“我主人家中三子各有一妇，大妇、中妇长于织作，能织绫罗绸缎。小妇另有所长，一到全家团聚之日，便以鼓瑟来为全家助兴。”“丈人且安坐，调丝方未央。”二句有双重含义，一是承小妇挟瑟说，是转述小妇语：“请公公高堂安坐（当然也包括家中其他成员），听我奏一曲。”这层意思显得亲切风趣，气氛活跃。二是借此语兼而表白歌者自己奏曲献歌的心愿。丈人，从前一层意思说，是称公公，从后一层意思说，是尊称主人。这一段写三妇之所为，以见这一豪富之家的家礼家风和家庭之乐，同时也暗示媳妇们能有如此才能，把家事操持得井井有条，则家中其他人员的才干，也就可想而知了。这六句，后代诗人多敷衍其诗意，形成了《三妇艳》等一系列新的乐府诗。
这首诗的重点在于对那位主人家的富贵享乐作铺排渲染，写得气氛热烈、生动夸张，笔法犹如汉代大赋，尽管没有佳句妙语，但其气势也足以打动和感染读者。这种玉堂金马的重叠堆积，正是汉代国力强盛的折光反映；而这种层层铺排、极力渲染的笔法，使诗歌充满着力度和厚度，这也正是汉代民族力量浑厚、民族精神旺健的反映，从中读者可以形象地感受到汉代被称为封建社会之“盛世”是信然不诬的。这，就是此诗所具有的社会认识价值。它和《东门行》、《妇病行》等反映贫苦人民生活的乐府诗一样，都是后人了解汉代社会真貌的不可缺少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