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不是用情与景的和谐，而是用它们之间的矛盾，即“路近城南”反而是“已怕行”；走进沈园中却“更伤情”。这种“近”与“怕”，“进”与“更伤”之情的矛盾对立，动人地表现了一种经久未衰的爱情悲痛一触即发的心理，达到了符合人情事理的和谐。
以上两句还通过一路上情感的渐进，逼真地描绘了人物心理的变化。从“路近城南”到“沈家园里”，路程由远至近，面人物心理由“已怕行”到“更伤情"。路近城南毕竟离唐琬的墓地还有相当距离，可是作者就“已怕行”，可见唐琬的墓地对他触动之大早在预料之中，因此早早地就有畏怯之感。到了沈园，唐琬之墓就在眼前，这种伤感之情分量如何就可想而知了。这种人物心理的变化符合一般规律，但放在八十一岁的陆游身上，更显出他对唐琬特殊的深情厚谊。
“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写梅花依然芬芳清香，常常有香气透进游客的衣袖，别致的小桥还是静静地泡在绿水之中，以反写正，以乐景写哀情。五十多年过去了，美景依旧，然而人却不在了，由此形成对照，加倍显出诗人当时心情的凄楚、伤感。
这是作者送给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汉阳使君的一篇词章，汉阳使君姓名无法知晓，从词中知道他二人阔别十年，重会于大别山，感触颇深，因而赋词相赠。
上片起首二句，一语双关，既写人又写山，把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大别山，我的朋友，高高地耸立在西州，十年后重新相会，山色依旧秀丽，映照着友人那清亮的眼睛，多么令人欢愉！下面转入对往事的回忆，“常记”三句，“鲒狂客”，指汉阳使君是一个豪爽狂放之人，拄着杖披着羊裘，在大雪初停时邀请自己登楼赏景，那时的大别山一派迷人的夜景，使人心醉，在千仞群山中，月亮从山头腾然升起，如被山吐出一样，明月照水，水光又映照楼台，使楼台通明，景色是那样清秀明澈，挚友们在一起畅游，逸兴豪情，何等尽兴！
下片从回忆到现实。“黄粱梦”三句，写经过十年的岁月，国家由盛转衰，空有爱国之心，但仕途蹭蹬，壮志难酬，这一切都如黄粱一梦，眨眼之间，匆匆十年。“与君邂逅”五句，又从感叹转入眼前，现在友人邂逅相逢，两人豪兴不减，重游大别山，举杯痛饮，畅论古今，但两人都坎坷不平，胸怀愤懑，现在只能是“英雄骨冷、清泪难收”了。“骨冷”就是“心冷”，他们满腹爱国热情，徒遭打击，渐至冷却，只能为国洒泪，痛心疾首。最后以“鹦鹉”二句收束全篇，现在没有谁还能像祢衡一样作《鹦鹉赋》。在长满萋萋芳草的鹦鹉洲上，只留下满腔遗恨，是祢衡的遗恨，也是作者及其友人的遗恨。
词作情景结合，境界宏大，写景状物，雄伟开阔，豪情逸兴与身世之志并寓其中、慷慨激昂，旷达豪放。
全篇词感情豪迈粗犷之中见真情，作者再现了大别山纵横辽阔、莽莽苍苍的雄浑境界，体现了一种浓郁的感情色彩。起句“大别我知友”，用拟人手法，赋予大自然以情感意识。大别山成了词人的“知友”，“突兀起西州”句，笔势突然跃动，呈现大别山的挺拔耸立；这里“西州”指汉阳军。在突兀雄壮的大别山前，激起心灵深处的感情波涛：“十年重见，依旧秀色照清眸。”阔别了十年的山色，景色依然清秀如故亲切自然。十年前作者曾游此山，连及当年邀陪游山之人：“常记鲒碕狂客，邀我登楼雪霁，杖策拥羊裘。”寥寥几笔，朋友的豪放性格又鲜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鲒碕，又称鲒碕，山名，在今浙江奉化县东南。此“鲒碕狂客”指“汉阳使君”，点出其籍贯。
“狂客”二字，从唐朝贺知章自号的“四明狂客”而来。四明宋时称明州，治所在今浙江宁波，鲒碕山在其境内，故称“鲒碕狂客”，显然以贺知章为比拟，写出这位汉阳使君的豪逸狂放：“杖策拥羊裘”，通过拄杖披裘的艺术形象，表达十年前朋友相逢时一块儿雪后汉山的快乐的情致。衬托了大别山雪后的迷人的凌晨景色：“山吐月千仞，残夜水明楼。”千仞群山，配以一轮残月，同时月光照着清澈的湖水，水光又反映入楼台，真是一派景色优美，感情飘逸的山光月色。“残夜水明楼”出自杜甫的《月》诗：“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王以宁袭用诗语，再现了与故友同游的美好回忆：雪天月夜的大别山，景色清秀明澈，两位挚友登山，逸兴与山月水色一起充满宇宙。
词的下片，作者以飞动的笔调，把久别相逢的激荡豪情又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十年的漫长岁月，个人的宦海浮沉，犹如黄粱一梦。“黄粱梦，未觉枕，几经秋”，过片承上启下，与上阕的“常记鲒碕狂客”相衔接，这次重游大别山，是作者在经历了打击、折磨之后，但没有使词人颓丧消极，反而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发展比十年前更加成熟深沉。这里的“与君邂逅，相逐飞步碧山头”句，与上片“邀我登楼雪霁”遥相呼应，过去是雪后“杖策拥羊裘”登上山头，这次老友之间因偶然的机会相逢，“相逐飞步碧山头”但是彼此豪兴仍不减当年。“碧山头”指大别山巅。巍峨的大别山，又一次迎接这两位老朋友，他们在“碧山头”举杯痛饮，畅谈今古，两人都壮志未遂，悲愤填膺。真是一对志同道合的生死之友“举杯一觞今古，叹息英雄骨冷，清泪不能收”，这一句写重游大别山的种种感慨，叹息过去“英雄骨冷”，现在想来清泪难收。古代如此，现在又怎么能改变得紧接着从汉阳鹦鹉洲的眼前景致联想到祢衡作《鹦鹉赋》的故事，因此作者以“鹦鹉更谁赋，遗恨满芳洲”结束全词。表现了作者的事不随愿，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在这芳草萋萋的鹦鹉洲上，只有满腔遗恨！他借《鹦鹉赋》为喻，道出了胸中的郁积：“飞步碧山头”的激烈情怀，在面对鹦鹉洲的怀古幽思中，又逐渐地趋于低潮，陷入沉思之中。
词意是“呈汉阳使君”，记叙作者与老朋友汉阳使君的深厚情谊。王以宁对两次游览大别山的描写，文笔飞动：第一次逸兴遄飞，壮志满怀，但还没有经受过压抑的痛苦；第二次“飞步碧山头”，是在仕途险阻、人世变迁之后，感情转入苍凉深邃但词人的心理却更加成熟。词篇所展现的，是豪迈而细腻的感情体验，是壮阔宏大的突兀山峰，是千仞丛山中的月色和令人深思的“残夜水明楼”，是芳草萋萋析鹦鹉洲的怀古幽怨。词人在强烈动荡的思想情绪中，动用动静相结合的艺术手段，将大自然的环境与作者的感情波澜和谐地统一起来，“相逐飞步碧山头”，这句是写朋友邂逅相逢的万千感慨，极其激动，在翠碧的山峰上飞步相逐，情趣达到了忘情忘我的境界；本来是静悄悄的大别山的黑夜秀色，大别山头的月夜群峰，亦为词家一阵阵飘动的情绪狂澜所掀动所感动。动静相互映衬，相得益彰。词篇音调飞扬，顿挫有力，笔飞墨动，纵横豪石，独具异彩。
此诗首章写开疆拓土，开篇言：“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人是在描述周代的京畿地区。在诗人看来，这畿内的大片土地就是当年大禹治水时开辟出来的。毛传训“甸”为治，而郑笺则落实为：“禹治而丘甸之。”“丘甸”即指田地划分中的两个等级。《周礼·地官·小司徒》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因而郑笺等于坐实井田制起源于夏代。孔疏承郑笺之说，谓“是则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是则丘甸之法，禹之所为”。尽管有的学者认为大禹治水“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调法，虞夏之制未有闻焉”（孔疏引孙毓说），但郑、孔之说也不无参考意义。
首章末二句云：“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也值得注意。疆理田土也是古代井田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子·滕文公上》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可见古人对经理田界是非常重视的。毛传释此诗云：“疆，画经界也。理，分地理也。”有的学者解释得更为具体，如王安石说：“疆者，为之大界；理者，衡从（横纵）其沟涂。”（《吕氏家塾读诗记》引）吕氏又引长乐刘氏说云：“疆谓有夫、有畛、有涂、有道、有路，以经界之也。理谓有遂、有沟、有洫、有浍、有川，以疏导之也。”刘氏之说当是依据《周礼·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里所谓“南东其亩”也与井田制有关。此句指顺应地形、水势而治田，南指其田陇为南北向者，东则为东西向者，此即《齐风·南山》所云“衡从其亩”。郑笺释曰：“‘衡’即训为横。韩诗云：东西耕曰‘横’。‘从’……韩诗作‘由’，云：南北耕曰‘由’。”《左传·成公二年》载：晋郤克伐齐，齐顷公使上卿国佐求和于晋营，晋人要求“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也就是使齐国的陇亩全部改为东西向，这样晋国一旦向齐国进兵，就可长驱直入。国佐回答晋人说：“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国佐引此篇为据，说明先王当初定田土之疆界是根据不同的地势因地制宜的，既有南北向，也有东西向的田陇，如今晋国为了军事上的便利而强令齐国改变田陇的走向，是违反了先王之道。此事又见诸其他典籍，但情节上有些出入。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晋文公伐卫，东其亩。”《吕氏春秋·简选）云：“晋文公东卫之亩。”郭沫若引成公二年事云：“这也正好是井田的一种证明。因为亩道系以国都为中心，故有南北纵走与东西横贯的两种大道。南北纵走的是南亩，东西横贯的就是东亩。《诗》上所说的‘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就是这个事实。……这些资料好像与井田制并无直接关系，而其实它们正是绝好的证明。”（《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
第二章写风调雨顺。天上彤云密布，瑞雪纷纷，加之小雨如酥，润泽大地，五谷丰登。
第三章写酒食祭祖。地界整齐，庄稼茂盛，曾孙收获，酿造美酒，敬祭神主，厚待宾客，静享清福，万寿无疆。
第四章写瓜菹献祭。田中有庐，地畔种瓜，剥削干净，腌渍上供，敬献先祖。曾孙长命百岁，都是受上天佑护。
第四章中的“中田有庐”，说者也以为与井田有关。《吕氏家塾读诗记》引邱氏说云：“公田百亩内，除二十亩为八家治田之庐。”又引董氏曰：“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每家庐舍二亩半。”按《孟子·公孙丑上》述井田云：“方里而井，井凡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榖梁传·宣公十五年》称：“古者三百步为一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范宁注：“此除公田八十亩，余八百二十亩。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亩。除二十亩，家合二亩半为庐舍”，“八家共居”。《韩诗外传》载：“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招，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足以其民和亲而相好。《诗》曰：‘中田有庐，疆埸有瓜。’”以上诸说大同小异，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公田中有八家共居的庐舍二十亩。说诗者多从其说，但笺疏别有所解。郑笺云：“中田，田中也。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孔疏云：“古者宅在都邑，田于外野，农时则出而就田，须有庐舍，于田中种谷，于畔上种瓜，所以便地也。”按笺疏之说，田中的庐舍成了农民在地里干活时的临时住所了。到了郭沫若，干脆推翻旧说，以为庐与瓜为对文，庐也当为植物，故庐为芦之假借，正如“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台、莱、瓜、壶均为植物一样。郭氏别出心裁，也可聊备一说（参见《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
第五章写清酒牺牲。先以清酒祭献，继之以红色雄牛作牲，一并敬献先祖享受。曾孙作为主祭之人，手执带鸾铃之刀，剥开皮毛，取出血脂，干干净净敬献先祖。
第六章写祭典礼成。冬祭进享，祭品芬芳。祭祀隆重，先祖光彩。回报子孙大福大贵，万寿无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