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此词诉离别之苦，但基调是积极、健康、明朗的，上片全以景物写人，下片全以虚拟语气达意，写得快捷豪爽，洋溢着若干乐观色彩，塑造了一个深沉执着、热情爽朗而又绻绵多情的女性形象。

　　上片单刀直入，直陈其事后情景合写，亦物亦人，极缠绵吞吐之能事，通过落花成阵、雨外春山、水边杨柳三景勾勒出别离场景，渲染、烘托、反衬主人公的惜别心理，缠绵感人。暮春季节，细雨漾漾，落红阵阵，江畔青山低眉，主人公伫立在依依的柳枝旁，满怀愁绪，一往深情地凝视着渐行渐去的船帆。开篇即揭明本旨：“销魂时候，正落花成阵，可人分手。” 花的鲜艳和娇嫩，象征着青春的美好；花的殒落与枯萎，则意味着时光的流逝与生命的消歇。花落而成阵，纷纷扬扬，不可遏止，则更意味着一个诗一般的芳菲世界的覆灭，更有一种悲剧感。通过写落花成阵的萧瑟时节主人公与自己所爱的人匆匆分襟把“销魂”的意蕴写足。其中，“销魂时候”一句不仅鲜明集中地点出了主题，且暗含着一股伤感黯然的感情，使此词一开篇就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再加上“可人”登舟，送者黯然销魂之状跃然纸上。接着的“落花成阵”既交代了送别的时间，又以暮春花落的客观环境为陪衬，渲染了“销魂”时节落寞感伤的气氛。紧接着，词人以“纵临别重订佳期，恐软语无凭，盛欢难又”点明了主人公感伤恨别的原由，这种坦率真实的表露，显露了主人公对“可人”的深重的感情，使离情显得更真切动人。其中，“重订佳期”表明佳期的拟定已经不是第一次，临别之前，盛欢之际，二人便把下一次的幽欢佳会订下了，而临别之时又重订期，则表明心迹之一如既往，态度之弥加坚定；“临别”之前冠以“纵”字则透出一种无法把握命运的忧虑。“纵”字和“恐”字，一纵一收，笔势天矫，真切而生动地描绘了有情人心理上的一次大的波动。至此，离别的苦痛已基本写尽，下文笔锋再转，由直陈其事变为景物摹写，且使满腹别情具象化。为了更强烈地表达这种感情，词人在继而融情于景，给主人公周围的景物都染上了丰富的感情色彩。“雨外春山，会人意、与眉交皱。”蒙蒙细雨后面的春山，仿佛深谙离人的愁苦，也如眉峰颦蹙。分明是自己愁怀难遣，却以为青山也充满着离愁别剐恨；分明是自己愁眉紧锁，却以为青山也眉结不开。这种移情手段的娴熟运用，把主人公的愁绪写得更形象而丰满。这里，词人翻用“眉如春山”而成“雨外春山，会人意、与眉交皱”，让原本无感的青山与主人公共怀愁绪；因杨柳挡住视线，而对当年手栽之柳产生怨恨之情，更突出了送别时情感的热烈与真切。这样，客观环境与人的主观情绪高度融合起来，主人公的内心感情得到了充分的表露。无论“销魂”也好，惶恐也好，皱眉也好，都不能改变离别的既成事实，于是主人公的情绪更趋激越，由愁而至于恨：“望行舟渐隐，恨杀当年，手栽杨柳。”主虽无理之极，却情真意切。这是因为虽然柳丝万条，却无法挽住“可人”的行舟，只好任其远去，直至最后消失在视线之外。三句警动异常可谓“无理而妙”。

　　下片承主人公的忧虑而来，紧扣题旨，全写离情，由执着而洒脱，境界顿宽，极变化腾挪之能事，但没有极力铺叙离别的寂寞凄凉和伤感苦楚，反而以别离时主人公安慰对方、劝他来信、望他明年来游三事表达主人公未别先盼再会的急切情怀，描绘出一个痴情专一但积极开朗的女性形象，表达了主人公对爱情的坚贞诚信和积极执着，这是全词的基调。过片似是自我解慰，从爱情的哲理思索中宽慰离别之苦。“别离事，人生常有，底何须为著，成个消瘦？”人生有合即有离，有聚即有散，离合聚散，自古皆然，不必耿耿于怀而把自己折磨得这般消瘦。既然离别是一种普遍的人生体验，那么就该达观一些，洒脱一些。接着的“但若是”三句，承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之意，语极旷达而真挚，于愁山恨海之外另开一境，令人心情为之豁然开朗：在“别”字面前，主人公不再消极伤感，而是积极等待。她坚信双方的感情是深厚坚实的，她忠实于自己的感情，发誓“便海角天涯，等是相守”。真正的爱情并不会为千山万水所隔断，只要彼此之间的感情不被流逝的岁月所冲淡，空间的距离是可以由心灵来弥合的。即便是身处海角天涯，也如同耳鬓厮磨、长相厮守。接下来，词人又以率直明快的句子表达了主人公的希望，用“潮水西流，肯寄我，鲤鱼双否”表现了主人公殷切的期望。最后以主人公对重逢的企望作结，突出了她对炽热爱情、对往日欢乐的珍惜与回味，衬托出了如今惨别的凄苦与愁怨，也减少了许多临别的凄惶，增加许多亮色，使人精神也为之振作，从悲苦的离愁中暂时脱身而出，沉缅于绚丽的憧憬之中，。

　　全词曲曲折折，婉转尽意，虚虚实实，巧妙传情，语言自然而妥溜，明白而家常，朴素而无华，内涵却颇丰厚，表现手法亦多变化，句句有深味，字字带真情。

　　这首词题作“桃花”，借写桃花而诉说了一段香艳哀婉的爱情故事，将咏花与怀人结合起来。

　　“东风著意，先上小桃枝。红粉腻，娇如醉，倚朱扉。”开篇便是桃花的动人形象。春光明媚，暖风骀荡，小桃初绽，俊俏芬芳。“红粉腻，娇如醉，倚朱扉。”三句作者以人比花，展现桃花的鲜丽可爱。朵朵桃花，娇嫩鲜美，红香翠意，争艳窗扉，这不恰似浓施粉黛、娇痴似醉、斜倚朱扉的佳人？“腻”字突出了红色之艳，“醉”写出来小桃的妩媚，作者比喻巧妙，别出心裁，却又妥帖自然，精当到位。这样着笔，不仅赋予静物人的丽质和生气，也为下文由花捕写人作了铺垫，再带出“记年时”自然水到渠成。

　　“记年时”到“脸薄拂燕支”都是对佳人的追忆，作者以细腻的手笔铺叙开来。那时，春光旖旎，暖意融融。芳草萋萋，垂柳袅袅，词人正策马而驰，不经意间瞥见了佳人清隽的脸庞，在临水的岸边，隐隐与桃花相腻，娇颜新妆，风情万种，他遂“玉勒争嘶”，驻足痴望。“认蛾眉凝笑”两句是佳人的优雅形象，她婉转蛾眉，笑靥如花，略施粉黛，风姿绰约，令作者钟情倾心。但是，作者忽而插入一句“绣户曾窥。恨依依”，值得细细品味欣赏。这暗含了他与佳人曲折的爱情经历，“绣户曾窥”是他寻访、追求佳人的画面；“恨依依”则写他寻人不遇或未能如愿的落寞心绪，作者用语隐约含蓄，正暗合他当时的幽微心绪。

　　下阕由回忆转入现实。“共携手处”三句凄凉幽曲，透露出今昔迥异。当初桃花娇艳馥丽，而今却已香薄似雾、落红随步，失去了往日的美妙风情，直教人怜惜。作者不南埋怨起春之迟暮，因为它带来了太多的伤感。“销瘦损。凭谁问。只花知。泪空垂”是此时词人的怀抱，佳人不见，恋情已远，他却依旧执著追忆，在离愁别一服中变得憔悴。

　　“旧日堂前燕”一句出自唐刘禹锡《乌衣巷》，但作者转化其意，突出的不是“飞人寻常百姓家”的世事变迁，而是“和烟雨，又双飞”的清冷孤单。燕子还能双宿双飞，形影不离，而人却是形单影只、茕茕孑立，对比强烈，摄人心魄。“人自老”三句，又是萧瑟之笔，春光仍好，人却已老去，仕期也只有求诸梦里。“前度刘郎，儿许风流地，化也应悲”暗用了刘禹锡《再游玄都观》的涛句：“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义来。”其中也暗含刘晨重入天台山的典故，又一次扣住桃花，抒发了物是人北的伤逝。经过一番缠绵往复的咏叹，作者最后结以“但茫茫暮霭，目断武陵溪。往事难追”点明了往事堪哀、旧梦难续的主题。“武陵”的出现并不突兀，还是运用的刘晨上天台山的典故，他曾误入武陵溪，后多称他为“武陵人”，如“晨肇蓖来路已迷，碧桃化谢武陵溪”（唐工涣《惆怅诗》），所以这仍与题目“桃花”天合。词人早构建了心灵的美好桃源，承载着他全部的梦，但住一片茫茫的暮霭中，望穿了武陵溪水，也找不回当时的曼妙温情。

　　本词以桃花始，以桃花终，咏花与写人交织衬腻，借物抒情，借物怀人，情致婉曲缠绵，语言妩媚动人。词中，词人的回忆也随着季节不断更换，这种时空流转的写法，乃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一大特色。

　　第一首诗的前两句，描写作者十年浪迹江南，不受拘束的生活。漫长的生涯中，诗人只突出了一个“自献自为酬”的场面。两个“自”字，把他那种自斟自饮，自得其乐，独往独来，不受拘束，飘然于绳检之外的神态勾画出来了。这神态貌似潇洒自得，实际上隐约地透露出不合时宜的愤世之感。

　　诗的后两句正面写到“念昔游”的“游”字上，但是并没有具体描写江南的景色。“秋山春雨”只是对江南景色一般的概括性的勾勒，然而爽朗的秋山和连绵的春雨也颇富于江南景致的特征。“春”、“秋”二字连用，同前面的“十载”相呼应，暗示出飘泊江南时日之久。诗人寄情山水，徜徉在旖旎风光之中，兴会所致，不免吟诗遣兴。写游踪又突出江南的寺院，正如作者在《江南春绝句》中所说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风光尤胜之故。“倚楼”关切吟诗。“倚遍江南寺寺楼”，并烘托出游历的地域之广，也即是时间之长，又回应开头“十载”。

　　诗人到处游山玩水，看来似乎悠然自在，内心却十分苦闷。这首忆昔诗，重点不在追述游历之地的景致，而是借此抒发内心的情绪。愈是把自己写得无忧无虑，无拘无束，而且是年复一年，无处不去，就愈显示出他的百无聊赖和无可奈何。诗中没有一处正面发泄牢骚，而又处处让读者感到有一股怨气，妙就妙在这“言外之意”或“弦外之音”上面。

　　第二首诗在《会稽掇英总集》中在《宿云门寺》。此诗记叙作者游云门寺的经历。不是云门寺外的猛雨，杜牧待不住，不会宿寺过夜的，大约在近侍郊宫的时候，也逢见过大雨，就联想到羽林军士又直又长又亮的矛枪。

　　第三首诗开门见山，提到李白在水西寺题诗一事。李白《游水西简郑明府》诗中云：“清湍鸣回溪，绿竹绕飞阁；凉风日潇洒，幽客时憩泊”，描写了这一山寺佳境。杜牧将此佳境凝炼为“古木回岩楼阁风”，正抓住了水西寺的特点：横跨两山的建筑，用阁道相连，四周皆是苍翠的古树、绿竹，凌空的楼阁之中，山风习习。多么美妙的风光！

　　李白一生坎坷蹭蹬，长期浪迹江湖，寄情山水。杜牧此时不但与李白的境遇相仿，而且心绪也有些相似。李白身临佳境曰“幽客时憩泊”；杜牧面对胜景曰“半醒半醉游三日”，都是想把政治上失意后的苦闷消释在可以令人忘忧的美景之中。三、四句合起来，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在蒙蒙的雨雾中，山花盛开，红白相间，幽香扑鼻；似醉若醒的诗人，漫步在这一带有浓烈的自然野趣的景色之中，显得多么陶然自得。

　　此诗二、四两句写景既雄峻清爽，又纤丽典雅。诗人是完全沉醉在这如画的山景里了吗？还是借大自然的景致来荡涤自己胸中之块垒呢？也许两者都有，不必强解。

　　《喻巴蜀檄》载《史记》卷一一七，《汉书》卷五七下，《文选》卷四四，《艺文类聚》卷五八。檄是用于声讨的一种文体。这篇文章是斥责巴蜀吏民的“罪”“过”的。文章为稳定人心，先用对外征讨的声威和虽被征招而无隐患来震动和安抚人心，为皇帝本意辩解，并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责任；再树边民为榜样，以当官享乐传名来规范和开导百姓，并在对比中寻过责怪巴蜀吏民；最后说明作意，要求及时传达。总之，维护皇帝，斥责官吏，开导百姓，扬威以慑之，示安以慰之，示范以规之，示利以导之，寻过以责之。纵横辩说，思维产密；策略周祥，全盘平衡；运用权术，有利有节，入情入理，语言晓畅，说服力强。

　　从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喻巴蜀檄》为文其实非常为难，因为作者司马相如的使命比较麻烦。唐蒙略通西南夷乃是奉命，并且是司马相如本人所赞成的，引起巴蜀震动后，皇帝却要谴责唐蒙，并告知巴蜀百姓，唐蒙的做法并非皇帝本意。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必须顾及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面的意图，而又不能违背朝廷通西南夷的大政方针。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此刻并非无谓，指摘巴蜀本地凭“愚民”是唯一解开这个三重连环套的钥匙，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至少可以比“外地人”让巴蜀本地“愚民”具有更多的认同感。刘熙载《艺概》说：“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就《喻巴蜀檄》一文来说，“虚”即不在于“巴蜀民大惊恐”的事实如何，而在于如何认识；“危”即在于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各有道理需要平衡，如何阐述其中的轻重缓急确实非常为难。

　　从《喻巴蜀檄》的内容来看，指责唐蒙并非重点，宣传皇帝的本意也非重点，而指摘“巴、蜀行者”有“不忠死亡之罪”才成为重点，连带指摘这些“行者”的“父兄”以及专管教训百姓的官员有“不教诲之过”。杨升庵云“得告喻体裁，以大义令使者与蜀民两分其责”，“两分”说还未深入其内在逻辑，应当说此文是以指摘“蜀民”为主。

　　文章开头阐述朝廷在“边境”治理上的巨大成就和唐蒙奉使西南的必要性，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朝廷和唐蒙此次行动的正义所在，为后文指责巴蜀“行者”和巴蜀“愚民”建立一个坚实的道义基础。接着说明这次行动本“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略叙事实：“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摧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其中“惊惧、忧患”，即将抚慰巴蜀人士之意带出，却又明白将唐蒙加以指责，但仅此一笔带过，就转到总结此次出使的原意：申明“皆非陛下之意也”。行文至此，似乎出使的任务就完成了，但仅如此，“略通夜郎西僰”的任务就难于继续进行了，既然“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所以，唐蒙又无可厚非，指责”巴蜀民大惊恐“就势所必然，并称扬“夫边郡之士”与之相对：“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夫边郡之士”“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他们是“贤人君子”，而这些“自贼杀，或亡逃抵诛”的“行者”及其“父兄”乃“寡廉鲜耻”，“为天下笑”，有“不忠死亡之罪”“教诲之过”，措辞极为严厉。然后再次重申“陛下”之德为“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阐明自己的任务为“遗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最后要求巴蜀各级官员务必传达给“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使咸知陛下之意”。以“通西南夷”为根本、为标准，在这个前提下阐述评论各方意见功过，这应当是司马相如完成使命唯一的途径，也是《喻巴蜀檄》必然的结构方式。

　　全文五百六十余字，严正精悍、周详晓畅，深得文体之要，完全合乎《文心雕龙》对檄文的所下的定义：“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凡檄之大体，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指摘“巴蜀愚民”的语气极为严厉，命令太守传檄，语气也十分果决，都是为了檄文“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的目的。为了达到“曒然明白”的效果，全文未用一个典故，语词和其它几篇比较也不甚考究，如设问对答结构、联边字等皆未使用，应当是考虑”远所溪谷山泽之民””遍闻”的需要，即“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为了达到“气盛而辞断”的效果，司马相如使用了大量的骈偶、铺陈、押韵的辞赋方法。骈偶方面，文中仅完全对偶语句就达二百八十余字，大致占全文一半字数；铺陈方面，在“边境”“边郡之士”两个关节处铺陈共计二百七十余字，约占全文一半篇幅；押韵方面，文中大部分句子押韵，押韵密度和《子虚上林赋》等散体赋押韵密度相差不远。骈偶、铺陈、押韵成为这篇文章主要的修辞手段。明代张溥说司马相如“抑其文，皆赋流也”，即主要体现在骈偶、铺陈、押韵这三方面，也是其文章华丽的根源所在。

　　作为古代流传至今的第一篇成篇檄文，《喻巴蜀檄》具有檄文的基本特点，又保持着司马相如文章整饰华丽的一贯风格，在写作技巧上对后世有多方面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