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诗人就痛斥这帮“盗贼”,竟把可怜的百姓弄得如此贫困。他们一味“诛求”,使这小小的山村空无一人。 “盗贼”一词,在杜集中出现近百处,一般都指安史叛军,寇掠中原的外族将士,各地贪官污吏等。这里显然是指蜀中贪官恶吏。正是这批家伙,比形形色色的老虎更凶狠,逼得百姓逃亡。“浮生”,指多灾多难的百姓,他们到处逃亡,就像那些飘浮水面,不能扎根的浮萍。“浮生”本《庄子》里的词,意思是人生世上虚浮无定,故说人之生世日“浮生”。杜甫借指被搜刮得一无所有,到处逃亡的百姓,很形象。“诛求”指盗贼们对百姓的残酷搜掠。 “异俗”,指东屯山民们的特殊生活习俗。由于太穷,他们的贫困生活方式,杜甫从未见过。
颔联、颈联描写北崦荒凉景色:夕阳照着“空”荡荡的“村”舍,“唯见鸟”飞, “未逢人”影。诗人信步走来,观察了很久。北崦一带,确实是个无人村。江峡潮湿多露,野风迎面吹露水滴在身上,使诗人思索得很深很远。
末联,杜甫浮想联翩:远山回首,遥望“战地”,惟见黄尘滚滚。诗人从东屯北崦看到了普天下受战伐之苦的百姓,他们都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
这首五律构思颇奇,首联直抒胸臆,痛责盗贼的诛求,中间四句写景,末句在诗意上是承接首联,却与上四句自然衔接。转折翻腾,极具艺术和魅力。
这首五律诗格也特殊。全诗八句,每联皆对,却使人不觉。“盗贼”与“诛求”对,。“浮生”与异俗”对,“困”与“贫”对,仿佛形成两种对抗力量,使人触目惊心。中间二联把空树无人景状,写得真实极了。末联远山回首,战地黄尘,亦对得工整。
文章的第一段概括交代柳敬亭说书技艺的精湛和在人民群众中的深远影响,第二段介绍柳敬亭走上说书道路的经过,以及演技提高的过程;第三段写柳敬亭为左良玉所赏识,倾动朝野;第四段写明亡后柳敬亭重操旧业,其说书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按理说,说书艺术家的音容笑貌是最生动,也最引人注目的。但文章一开始没有一言一语着眼于刻画柳敬亭的音容笑貌,而是把柳敬亭放在宋明以来演史小说盛行不衰的广阔背景上,作宏观的考察。作者指出,两宋时说历史演义和小说者,见之于《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著录的就有数十人。此后数百年间,却寥寥无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以考信的笔法,确切的事实,突出了柳敬亭在古代说书艺术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地位低微的说书艺人要走向社会已属不易,更何况是得到公众的肯定而名噪一时了。黄宗羲对柳敬亭的坎坷经历和曲折奋斗,只是一笔带过,说他年十五,就犯法当死,因而变姓柳,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倾动其市人”。语调平实,不事渲染。而吴传则说:“久之,渡江,休大柳下,生攀条泫然。已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噫!吾今氏柳矣。’这就把柳敬亭的改姓传奇化了。也许,吴所写的传中有关这类描写,在黄宗羲看来,正是所谓“有失轻重”之处。其实,不过是黄、吴写传的主导思想不同罢了:一则重平实,一则重描写而已。
柳敬亭从家乡泰州流浪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使听众动容,说明他在说书技艺方面有着极好的禀赋。但在柳敬亭的成才道路上,儒生莫后光的指点,似乎有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莫后光关于“说书虽小技”一番话看似平常,含义则极其丰富。“句性情,习方俗”,可以说已经是说书艺术的高标准要求了,而“如优孟摇头而歌”,则更是说书艺术的典范。柳敬亭虚心接受名师教诲,为了追求说书艺术的更高境界,开始了艰苦的探索和攀登。“凝神定气,简练揣摩”八个字,正是他悉心研求说书艺术,刻苦磨练说书技巧的真实写照。接着,黄宗羲又用对话的形式,把柳敬亭这种刻苦钻研精神分作三个阶段,三种境界,加以具体的描述。“期月”,“能使人欢咍嗢噱矣”,这是第一个阶段;“又期月”,“能使人慷慨涕泣矣”,这是第二个阶段;“又期月”,“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这是第三个阶段。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既写出莫后光循循善诱的有方教导,又写出了柳敬亭锐意奋进的精神和艺术上精益求精、不断攀登的态度。连莫后光也不得不赞叹说:“进乎技矣。”自此之后,柳敬亭在扬州、杭州、南京等地献艺,无不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以至于“名达于缙绅间”。市井内外,朝野上下,无不为他说书艺术所达到的神化境界折服倾倒。
关于柳敬亭“参宁南军事”,吴伟业连举六七件事,着重说明柳敬亭“平视卿相”的“侠骨”和他善于排难解纷的高士行为,而黄宗羲则重点记载两件事:一写那些幕府儒生“设意修词,援古证今”,煞费苦心所拟就的文檄,都使左良玉“不悦”;而柳敬亭“耳剽口熟,从委巷活套中来”的言辞,却无不与左良玉“意合”。即使是写柳敬亭的军事才干,也仍然不离开说书艺人的当行本色。二写柳敬亭奉命至金陵,朝廷官吏从上到下,无不“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对于这种异乎寻常的礼遇和令人羡慕的显赫地位,柳敬亭仍然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处之泰然,毫不心动。这里,既反映出一个历经坎坷的说书艺人是怎样的玩世不恭,也透露出他敝屣功名利禄的态度。妙在文章处处要使人忘却柳敬亭是个说书艺人,正面描述如“军中亦不敢以说书目敬亭”,侧面烘托如同行们的道旁私语:“此故吾侪同说书者也,今富贵若此!”而客观效果则处处使人感到他依然是个说书艺人。
正因为柳敬亭有处变而不惊的人生态度,所以,一旦明亡,左良玉病死,他丧失其资略尽”,也能“复上街头理其故业”而安之若素。作者尤其强调的是军中的生活经历,举凡“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一切包括国家兴亡,朝代更迭在内的风云际会,都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如果说这一切是他攀登说书艺术高峰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那么“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则又进一步增强了他的表演艺术手段。而“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则是对柳敬亭说书的思想和艺术所作的高度赞誉,也是柳敬亭能够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最根本原因。而从文章写作来看,这两句正是全篇的点睛之笔,倾注了作者对忠臣义士无限仰慕的思想感情。
本文的叙述既以时间先后为顺序,又照顾到柳敬亭一生的行踪。对于柳敬亭说书技艺的描写,生动具体,绘声绘色。全文结构谨严,条理井然,取材精当,有详有略。语言简洁精炼,文字干净利落。
由于柳敬亭的精湛技艺,明清笔记中为他立传的,还有周容《杂忆七传·柳敬亭》。至于记载他的人品、技艺的那就更多了,较著名的有张岱《陶庵梦忆·柳敬亭说书》、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书柳敬亭册子》、余怀《板桥杂记·轶事》、夏荃《退庵笔记·柳敬亭》等。在所有这些传记材料中,黄宗羲改写的这篇《柳敬亭传》,取材精当,详略得宜,主旨明确,可谓落笔不群,出手不凡,应当说是写得最成功的一篇。
王和卿幽默诙谐,其散曲作品善用夸张手法状物写景。这首曲子即体现了这一特色。
全文深受《列子》影响,想象奇特,充满了奇思壮采。“胜神鳌,夯风涛”写出了大鱼的磅礴气势。作者以巨鳌比,已见鱼之巨大,而作者更云“胜神鳌,夯风涛”,以一“胜”字,夸耀鱼的力量之神,还远在神鳌之上。“脊梁上轻负着蓬莱岛”则说明这鱼不仅身形庞大,还神猛无比。作者以大鱼背负蓬莱之轻松,与神鳌“夯风涛”之沉重作比,形象地写出了大鱼无与伦比的神奇力量。开头三句,作者空中落笔,极力夸耀大鱼之神力而不描绘它的形体具体如何,以悬人心念。第四句方绘其形体:“万里夕阳锦背高。”这鱼是如此不同寻常,万里夕阳都照不全它的脊背,更不见其首尾,则其全身之大,简直令人不敢想象。作者笔墨纸夸张,实已登峰造极,无以复加。下句更异想天开,层楼再上:“翻身犹恨东洋小。”真是奇想妙语。东洋已大不可测,偌大的东洋都嫌小,鱼身之大,几欲支撑天地了。至此,大鱼已神形具备,如何作结,颇难下笔,而作者却出人意料,以“太公怎钓”作豹尾,顿使全曲神采倍增。据说姜太公能用直钩便可把鱼钓到,连姜太公都没有能力将它钓走。在古代,神物神兽皆以神人为主,此大鱼却一反常态,其意味正在此鱼是毫无拘束,一任自由的。这无疑是“神”“大”的最高境界。
这支小令以大鱼比喻志向远大、抱负超群的人。蓬莱岛是神话中的仙境,风调雨顺,丰衣足食,“脊梁上轻负着蓬莱岛”一句,既夸张地写出了大鱼之大,也表现出大鱼胸有治国委邦的雄才大略,同时它还具有不为功名利禄所动的胸襟。作者塑造这样一个力大无穷、形大无比和无拘无束的形象,很可能是有所寄托的。它不妨可看作元初一批文人放浪形骸、恣肆任诞和无拘无束的精神折光。
在艺术手法上,此曲想象新颖奇特、笔调幽默,造语诙谐,传神之法尤为出色。即实处写形,亦化实为虚,采用超限比喻手法,说鱼胜于巨鳌,恨东洋为小,其大究竟如何,则有意模糊不述,鱼之大便没有界限。这样,读者的想象力可得到充分发挥,因而极大地提高了作品欣赏中的可塑性和再造力。这是古代诗歌状情写物中颇具特色的手法。这首小令堪称优秀典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