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正是清明节,诗人杜牧在路上行走,遇上了下雨。清明,虽然是柳绿花红、春光明媚的时节,可也是气候容易发生变化的期间,常常赶上“闹天气”。远在梁代,就有人记载过:在清明前两天的寒食节,往往有“疾风甚雨”。若是正赶在清明这天下雨,还有个专名叫作“泼火雨”。诗人遇上的,正是这样一个日子。
诗人用“纷纷”两个字来形容那天的“泼火雨”,真是好极了。“纷纷”,若是形容下雪,那该是大雪。但是用来写雨,却是正相反,那种叫人感到“纷纷”的,绝不是大雨,而是细雨。这种细雨,也正就是春雨的特色。细雨纷纷,是那种“天街小雨润如酥”样的雨,它不同于夏天的倾盆暴雨,也和那种淅淅沥沥的秋雨绝不是一个味道。这“雨纷纷”,正抓住了清明“泼火雨”的精神,传达了那种“做冷欺花,将烟困柳”的凄迷而又美丽的境界。
这“纷纷”在此自然毫无疑问的是形容那春雨的意境;可是它又不止是如此而已,它还有一层特殊的作用,那就是,它实际上还在形容着那位雨中行路者的心情。
且看下面一句:“路上行人欲断魂”。“行人”,是出门在外的行旅之人,不是那些游春逛景的人。那么什么是“断魂”呢?在诗歌里,“魂”指的多半是精神、情绪方面的事情。“断魂”,是极力形容那一种十分强烈、可是又并非明白表现在外面的很深隐的感情,比方相爱相思、惆怅失意、暗愁深恨等等。当诗人有这类情绪的时候,就常常爱用“断魂”这一词语来表达他的心境。
清明这个节日,在古人感觉起来,和我们今天对它的观念不是完全一样的。在当时,清明节是个色彩情调都很浓郁的大节日,本该是家人团聚,或游玩观赏,或上坟扫墓,是主要的礼节风俗。除了那些贪花恋酒的王孙公子等人之外,有些头脑的,特别是感情丰富的诗人,他们心头的滋味是相当复杂的。倘若再赶上孤身行路,触景伤怀,那就更容易惹动了他的心事。偏偏又赶上细雨纷纷,春衫尽湿,这给行人就又增添了一层愁绪。这样来体会,才能理解为什么诗人在这当口儿要写“断魂”两个字;否则,下了一点小雨,就值得“断魂”,那不太没来由了吗?
这样,我们就又可回到“纷纷”二字上来了。本来,佳节行路之人,已经有不少心事,再加上身在雨丝风片之中,纷纷洒洒,冒雨趱行,那心境更是加倍的凄迷纷乱了。所以说,纷纷是形容春雨,可也形容情绪;甚至不妨说,形容春雨,也就是为了形容情绪。这正是我国古典诗歌里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一种绝艺,一种胜境。
前二句交代了情景,问题也发生了。怎么办呢?须得寻求一个解决的途径。行人在这时不禁想到:往哪里找个小酒店才好呢?事情很明白:寻到一个小酒店,一来歇歇脚,避避雨;二来小饮三杯,解解料峭中人的春寒,暖暖被雨淋湿的衣服;最要紧的是,借此也能散散心头的愁绪。于是,向人问路了。
是向谁问的路呢?诗人在第三句里并没有告诉我们,妙莫妙于第四句:“牧童遥指杏花村”。在语法上讲,“牧童”是这一句的主语,可它实在又是上句“借问”的宾词——它补足了上句宾主问答的双方。牧童答话了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以“行动”为答复,比答话还要鲜明有力。
“遥”,字面意义是远。但我们读诗的人,切不可处处拘守字面意义,认为杏花村一定离这里还有十分遥远的路程。这一指,已经使我们如同看到。若真的距离遥远,就难以发生艺术联系,若真的就在眼前,那又失去了含蓄无尽的兴味:妙就妙在不远不近之间。“杏花村”不一定是真村名,也不一定即指酒家。这只需要说明指往这个美丽的杏花深处的村庄就够了,不言而喻,那里是有一家小小的酒店在等候接待雨中行路的客人的。
诗里恰恰只写到“遥指杏花村”就戛然而止,再不多费一句话。剩下的,行人怎样地闻讯而喜,怎样地加把劲儿趱上前去,怎样地兴奋地找着了酒家,怎样地欣慰地获得了避雨、消愁两方面的满足和快意……,这些诗人就“不管”了。他把这些都含蓄在篇幅之外,付与读者的想象,由读者自去寻求领会。他只将读者引入一个诗的境界,他可并不负责导游全景;另一面,他却为读者展开了一处远比诗篇所显示的更为广阔得多的想象余地。这就是艺术的“有余不尽”。
这才是诗人和我们读者的共同享受,这才是艺术,这也是我国古典诗歌所特别擅长的地方。古人曾说过,好的诗,能够“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在于言外”。拿这首《清明》绝句来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当之无愧的。
这首小诗,一个难字也没有,一个典故也不用,整篇是十分通俗的语言,写得自如之极,毫无经营造作之痕。音节十分和谐圆满,景象非常清新、生动,而又境界优美、兴味隐跃。诗由篇法讲也很自然,是顺序的写法。第一句交代情景、环境、气氛,是“起”;第二句是“承”,写出了人物,显示了人物的凄迷纷乱的心境;第三句是一“转”,提出了如何摆脱这种心境的办法;而这就直接逼出了第四句,成为整篇的精彩所在—“合”。在艺术上,这是由低而高、逐步上升、高潮顶点放在最后的手法。所谓高潮顶点,却又不是一览无余,索然兴尽,而是余韵邈然,耐人寻味。这些,都是诗人的高明之处,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继承的地方!
这首词在《草堂诗余别集》中题作《闺情》,写女子追忆与爱人的相别以及别后相思,抒发了闺中少女的相思之情。词句质朴率真,哀惋动人,是历来广为传诵的名篇。
此词上片追忆“去年今日”与爱人临别时的情事,下片写自从别后的相思苦况。
上片忆与爱人离别时的情景。“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这首词开头三句是说,今年是四月十七日,去年这个日子,正是与你离别的时候。连用记载日期的二句开头,是这首词的创格,在整个词史上也属罕见。在一首抒情小令中能大胆运用这种写法,而且在艺术上博得了词论家青睐,这是不能不推韦庄为首屈一指的。二句看似漫不经意,太显太直,其实不然。这个日子,对于这位闺中少女来说是神圣难忘的,他朝思暮想,魂牵梦萦,引为精神寄托。因而在一周年的时候,她会情不自禁的脱口而出惊呼,所以这二句不啻是这位少女心声的结晶。尤其“正是”二字非常传神,令人如闻其声。这个发端不是纯客观的记录,而是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主观抒情,因而赋予日期以生命,爆发出闪亮的艺术光彩。不仅如此,这个日期的出现,除了特指当日事件外,还凝聚着少女一整年的绵绵情思,内涵相当丰富,很耐品味咀嚼。因此辩证地看,这二句既直又曲,既显又深,是极具匠心的精彩之笔,也正体现了韦庄词“似直而纡,似达而郁”的本色。
“别君时”,是过渡句。从时间过渡到事件,点明所写的是离情别绪:词的主人公也由隐而显,身份是与郎君叙别的少女。在此际点出这两层意思,真是恰到好处。它既不妨碍首二句蓦然推出时间所取得的引人注目的艺术效果,又顺理成章的为后两句的精心描述做了铺垫,安排巧妙。
“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这两句是说,忍住泪水假装着低下脸,含羞皱着眉头。两句纯用白描,摹写细节,是刻画少女别情的妙品。“佯”是掩饰,但并非感情上的做作,而是基于感情上的真挚,她虽克制忍泪而仍担心被郎君察觉而伤感,因而低下脸来。此时此刻要一个纯真少女强颜欢笑也难,半隐半现“半敛眉”的情态造型无疑最惟妙惟肖。“含羞”则是有万千知心话要叮嘱,但欲说还颦,难以启齿。举凡少女细腻真切的心理活动,玲珑剔透的面部表情,在这两句中无不写得委曲有致,层次分明。作者能敏感的捕捉到如此幽隐细微的镜头,并予以艺术的再现,除了很高的文学修养外,更重要的是他不是旁观者,而是注入了自己的一片深情,因而使这一联成为词苑奇葩。
下片抒别后眷念。“不知魂已断”,是过片。“魂断”即“魂销”,江淹《别赋》云:“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紧扣上片“别君时”,承上;只好“空有梦相随”,启下,过渡自然,不留痕迹。“不知”故作糊涂,实指知,但比知更深更悲。知是当时,是如今,还是这一年,却又不知。事实上,三者已融于一起,无从分别,也无需分别。君去人不随,也不能随,只好梦相随。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这里的梦是凄苦的,是在无法选择的前提下,不得不选择聊以慰藉的方式,可见相思之深,相思之苦,相思之无奈。
“除却天边月,无人知。”“天边月”与首句“四月十七”在时间上相应。“无人知”即是不知,重复上文,加强凄苦。魂销梦断都无法派遣相思之苦,那就只有对月倾诉了,这是古人常用的寄托方式,没有人知道,但明月知道,不仅知,还理解,更会把这一切记住,作为见证。在少女的心目中,月竟成了她在人间的唯一知己,这是十分无奈的选择,更见其孤独,寂寞。况且明月的“知“,本是子虚乌有。寄托相思,相思却更浓,排遣相思,相思却更深。真是欲哭无泪,欲罢不能。少女受相思折磨,为相思煎熬,楚楚动人,愈发憔悴的形象跃然纸上,让人为之流泪。
这首词也可以看成是男子的回忆。刘永济先生《唐五代两宋词简析》评道:“此二首(包括后一首《女冠子·昨夜夜半》)乃追念其宠姬之词。前首是回忆临别时情事,后首则梦中相见之情事也。明言‘四月十七’者,姬人被夺之日,不能忘也。”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上片直奔主题,劝慰好友不要哭泣,既然命途多舛,在科场上屡试不第,就任凭天意弄人吧,不要被这些琐事消磨了意志。接着,他又说古往今来,凡是有旷世之才的人多失意潦倒,是被过高的才华折损了福分。不如独自闲卧在莱草编成的床上高眠,抬头仰望天上的北斗七星,远离繁华热闹的都市,吹玉笛抒发自己心中的悲愁,劝慰对方莫赞叹“兰摧玉折”,以为才杰受屈。应针对应试落第事。
下片紧承上文,词人继续安慰姜宸英,说大丈夫不要因为仕途不顺就焦躁急切,不要热衷于求取功名。谓大丈夫终不肯趁他人热灶烧火煮饭,不会依赖别人。今番求官不成,暂且也像范蠡一样,泛舟五湖,不也挺逍遥自在的吗?劝慰的话题,由身内的才性,转向身外的虚名。谓泪水就像秋日淫雨一样,挥之不尽,但这伤情之泪,必须洒向野田黄蝶,洒向真正的知己者。千万不要羡慕承明殿旁那长长的朝班的行列。马迹车尘,从来就忙个不停,万户捣衣,任凭西风吹冷长安的一片月色。这时候,清净的萧寺,更加是繁花如雪。劝慰对方“须不羡,承明班列”。不要羡慕在朝居官。说得很恳切,很直白,可能因对方功名心至死不变的缘故。末句即以景结情。“又萧寺,花如雪”,这是个静谧、深沉、幽丽而又带几分凄凉的艺术境界,同时又寓托着词人的生命追求。他以此慰勉两溟,同时也以此自慰。
全词充满纳兰性德独抒性灵的劝慰之语,让人为之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