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无题四首》包括两首七律、一首五律和一首七古。体裁既杂，各篇之间在内容上也看不出有明显的联系，似乎不一定的同时所作的有统一主题的组诗。

　　第一首是一首艳情诗。诗中写女主人思念远别的情郎，有好景不常在之恨。“梦为远别”为一篇眼目。全诗就是围绕“梦”来写离别之恨。但它并没有按远别——思念——入梦——梦醒的顺序来写。而是先从梦醒时情景写起，然后将梦中与梦后、实境与幻觉来柔合在一起，创造出疑梦疑真、亦梦亦真的艺术境界，最后才点明蓬山万重的阻隔之恨，与首句遥相呼应。这样的艺术构思，曲折宕荡，有力地突出爱情阻隔的主题和梦幻式的心理氛围，使全诗充满迷离恍惚的情怀。

　　首句凌空而起，次句宕开写景，两句若即若离。这要和“梦为远别啼难唤”联系起来，方能领略它的神情韵味。远别经年，会合无缘，夜来入梦，两人忽得相见，一觉醒来，却踪迹杳然。但见朦胧斜月空照楼阁，远处传来悠长而凄清的晓钟声。梦醒后的空寂更证实了梦境的虚幻。如果说第二句是梦醒后一片空寂孤清的氛围，那么第一句便是主人公的叹息感慨。

　　颔联出句追忆梦中情景。远别的双方，梦中虽得以越过重重阻隔而相会；但即使是在梦中，也免不了离别之苦。梦中相会而来的梦中分别，带来的是难以抑止的梦啼。这样的梦，正反映了长期远别造成的深刻伤痛，强化了刻骨的相思。因此对句写梦醒后立刻修书寄远。在强烈思念之情驱使下奋笔疾书的当时，是不会注意到墨的浓淡的，只有在“书被催成”之后，才意外地发现原来连墨也成磨浓。

　　梦醒书成之际，残烛的余光半照着用金钱绣成翡翠鸟图案的帷帐，芙蓉褥上似乎还依稀浮动着麝熏的幽香。六、七句对室内环境气氛的描绘渲染，很富有象征暗示色彩。刚刚消逝的梦境和眼前所见的室内景象在朦胧光影中浑为一片，分不清究是梦境还是实境。烛光半笼，室内若明若暗，恍然犹在梦中；麝香微淡，使人疑心爱人真的来过这里，还留下依稀的余香，上句是以实境为梦境，下句是疑梦境为实境，写恍惚迷离中一时的错觉与幻觉极为生动传神。

　　幻觉一经消失，随之而来的便是室空人杳的空虚怅惘，和对方远隔天涯、无缘会合的感慨。尾联借刘晨重寻仙侣不遇的故事，点醒爱情阻隔，“已恨”“更隔”，层递而进，突出了阻隔之无从度越。

　　第二首写一位深锁幽闺的女子追求爱情而失望的痛苦，是一篇“刻意伤春”之作。

　　首联描绘环境气氛：飒飒东风，飘来蒙蒙细雨；芙蓉塘外，传来阵阵轻雷。既隐隐传达了生命萌动的春天气息，又带有一些凄迷黯淡的色调，烘托出女主人公春心萌动和难以名状的迷惘苦闷。东风细雨，容易令人联想起“梦雨”的典故；芙蓉塘即莲塘，在南朝乐府和唐人诗作中，常常代指男女相悦传情之地；“轻雷”则又暗用司马相如《长门赋》：“雷殷殷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这一系列与爱情密切相关的词语，所给予读者的暗示和联想是很丰富的。纪昀说：“起二句妙有远神，可以意会。”所谓“远神，是指这种富于暗示性的诗歌语言所构筑的渺远的艺术意境，一种难以言传的朦胧美。

　　颔联写女子居处的幽寂。金蟾是一种蟾状香炉；“锁”指香炉的鼻钮，可以开启放入香料；玉虎，是用玉石装饰的虎状辘轳，“丝”指井索。室内户外，所见者惟闭锁的香炉，汲井的辘轳，它们衬托出女子幽处孤寂的情景和长日无聊、深锁春光的惆怅。香炉和辘轳，在诗词中也常和男女欢爱联系在一起，它们同时又是牵动女主人公相思之情的东西，这从两句分别用“香”、“丝”谐音“相”、“思”可以见出。总之，这一联兼用赋、比，既表现女主人公深闭幽闺的孤寞，又暗示她内心时时被牵动的情丝。

　　颈联出句使用贾充女与韩寿的爱情故事。见《世说新语》载：晋韩寿貌美，大臣贾充辟他为掾（僚属）。一次充女在帘后窥见韩寿，私相慕悦，遂私通。女以皇帝赐充之西域异香赠寿。被充所发觉，遂以女妻寿。对句使用甄后与曹植的爱情故事。见《文选·洛神赋》李善注说：魏东阿王曹植曾求娶甄氏为妃，曹操却将她许给曹丕。甄后被谗死后，曹丕将她的遗物玉带金镂枕送给曹植。曹植离京归国途经洛水，梦见甄后对他说：“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曹丕），今与君王。”曹植感其事作《感甄赋》，后明帝改名《洛神赋》（句中“宓妃”即洛神，代指甄后）。由上联的“烧香”引出贾氏窥帘，赠香韩掾；由“牵丝（思）”引出甄后留枕，情思不断，藕断丝连。这两个爱情故事，尽管结局有幸有不幸，但在女主人公的意念中，无论是贾氏窥帘，爱韩寿之少俊，还是甄后情深，慕曹植之才华，都反映出青年女子追求爱情的愿望之强烈，奔放。

　　末联突然转折，向往美好爱情的心愿切莫和春花争荣竞发，因为寸寸相思都化成了灰烬。这是深锁幽闺、渴望爱情的女主人公相思无望的痛苦呼喊。热情转化成幻灭的悲哀和强烈的激愤。以“春心”喻爱情的向往，是平常的比喻；但把“春心”与“花争发”联系起来，不仅赋予“春心”以美好的形象，而且显示了它的自然合理性。“相思”本是抽象的概念，诗人由香销成灰联想出“一寸相思一寸灰”的奇句，化抽象为具象，用强烈对照的方式显示了美好事物之毁灭，使这首诗具有一种动人心弦的悲剧美。

　　第三首也是写失意的爱情。而这种失意的爱情中又常常融入自己的某些身世之感。在相思成灰的爱情感慨中也可窥见他仕途失意的不幸遭际。

　　第四首开头两句只是描写环境，人物并未出场，但景物描写中隐含着人物的感情活动。“哀筝随急管”，不只表现出急管繁弦竞逐的欢快、热烈和喧闹，也暗示出听者对音乐的那种撩拨心弦的力量的特殊感受。照一般的写法，这两句似乎应该写成“樱花永巷垂杨岸，哀筝急管相驰逐”，现在却以“何处”发问领起，先写闻乐，再写乐声从樱花盛开的深巷、垂杨飘拂的河边传出，传神地表现了听者闻乐神驰、寻声循踪的好奇心。

　　三、四句写“东家老女”婚嫁失时，自伤迟暮。宋玉《登徒子好色赋》说：“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指女儿）。”可见东家老女之所以不嫁，并非貌不美，只是家境贫寒。这两句先推出人物，再展开一幅丽日当天，春光将暮的图景。不用任何说明，读者自能想见容华绝世而婚嫁失时的东家老女面对春光将暮之哀伤。
五、六句写另一女子。溧阳公主是梁简文帝的女儿，嫁侯景，为景所宠。这里借用此名代称贵家女子。同样是阳春三月，丽日当天，一边是年长难嫁，形单影只；一边却是少年得志，夫妇同游。用对比鲜明的图景，表现了两种不同社会地位的女子完全不同的境遇。

　　结尾写东家老女归来后的情景。暮春三月、芳华将逝的景色，丝管竞逐、赏心乐事的场面，贵家女子得意美满的生活，触动了她身世孤孑之感，增添内心的苦闷与哀怨。在漫长难挨的深夜展转难眠。末句以不解人意的梁燕犹“闻长叹”，反衬东家老女的痛苦心情却无人理解与同情，侧面虚点，倍觉隽永而有余味。

　　历代诗家都有以美女的无媒难嫁，朱颜的见薄于时，寓才士不遇的诗歌传统。这首无题从内容到写法，都很容易使读者联想起曹植的《美女篇》、《杂诗·南国有佳人》以及其他一些比兴寓言体作品。

　　李商隐的无题，以七律为主要形式。这类无题，以抒情的深细婉曲，意境的含蓄朦胧为主要特色，多取抒情主人公内心独白的表达方式，很少叙写事件、人物和客观生活场景。这首七古无题却不主抒情，不作心理刻画，以第三人称的表达方式，描写出一幕有人物、有事件的生活场景，诗的旨意通过生活场景表现出来。语言朴素无华，与七律无题那种华美而富于象征暗示色彩的语言有所区别，别具一格。

　　这篇寓言讲述养猴子的人残酷剥削猴子，猴子觉醒后群起反抗的故事，揭示了靠权术奴役百姓而不讲法度的人迟早要遭到反抗并必然灭亡的道理。全文语言简练古朴，与主题相映生辉，耐人寻味。作为寓言，《楚人养狙》包括寓言故事和教训两个部分。

　　这篇寓言故事分三个层面。

　　第一层写狙公对猴子的剥削和压迫：“赋什一以自奉。”这是不劳而获，亦即剥削行为。“鞭箠”则是压迫。在这种情况下，猴子们都害怕狙公，虽以摘取果实为苦事，但不敢不依从。这是压迫的表面效果。

　　第二层交代故事的发展。这一层逻辑十分谨严，小猴子提出的第一、二两个问题可谓前提，第三个问题属于结论。前提和结论之间，有着合理而又深刻的同一性和必然性。作者故意让小猴子提出问题，一方面寄寓着老猴子麻木不仁、因循保守，小猴子思维敏捷、无所顾忌的用意；另一方面，又暗含着对于残剥削和压迫，连入世不深的小猴子也认识得一清二楚的内涵。这两个方面，相反相成，互为补充。作者在这一层中，着重从揭露剥削的角度进行思辨和启迪，从而增加了故事内涵的深刻性。

　　第三层叙述故事的结果：众狙相携入山不返，狙公卒饿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刘基的笔下众狙不再盲从，并非愚昧，它们有了自己的思索与追求。作品的第一层交代的“弗敢违也”，实际上并不是压迫和剥削的必然后果，而是暂时现象。被剥削、被压迫者一旦觉醒，就必然会产生像第三层所叙述的反抗行动。

　　这则寓言给予统治者的教训是深刻的，它不是一般的哲学道理和道德理念，而是带有锋芒的政治主张。寓言的实质是刘基赋予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地位与价值，体现了刘基对人的尊重，对自我的尊重。作为元王朝残酷统治的目击者，刘基的这则寓言，带有极大的现实针对性。它实际上变成了元王朝覆灭的预言。

　　就形式而言，《楚人养狙》中的寓言故事有三个特点。

　　其一是通俗生动，新鲜活泼。寓言实际上是一种比喻，而寓言故事则是比喻中的喻体。因为蛮横无理地奴役百姓，势必激起反抗的道理比较抽象，直接陈说又很可能遭到封建统治者的镇压，所以作者引譬设喻，用拟人化的修辞手法，虚构了猴子造反的故事，给抽象的道理描绘了一幅形象的图画。

　　其二是故事简短紧凑，纯用作者的叙述和议论，不作细致的描绘，也没有直接的抒情。俄国寓言作家陀罗雪维支曾经说：“寓言是穿着外衣的真理。”真理犹如人体，作为外衣的故事必须合身。又因它旨在解剖和评判生活，所以并不需要对形象作细致描绘。

　　其三是作品紧紧抓住生活的特征，把它放大，进行艺术的夸张。生活中存在着压迫就有反抗的真理，作者就设计了一群受压迫的猴子，这些猴子有组织，会说话，能思考，甚至还会出谋划策，采取巧妙的报复行动。这是拟人的写法，艺术的夸张。但这样的夸张又完全符合现实人生的情理。

　　此词为醉归遇雨抒怀之作。词人借雨中潇洒徐行之举动，表现了虽处逆境屡遭挫折而不畏惧不颓丧的倔强性格和旷达胸怀。全词即景生情，语言诙谐。

　　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一方面渲染出雨骤风狂，另一方面又以“莫听”二字点明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前一句的延伸。在雨中照常舒徐行步，呼应小序“同行皆狼狈，余独不具”，又引出下文“谁怕”即不怕来。徐行而又吟啸，是加倍写；“何妨”二字透出一点俏皮，更增加挑战色彩。首两句是全篇枢纽，以下词情都是由此生发。

　　在雨中行走，按照生活常态，当然是骑马胜过竹杖芒鞋，但是苏轼却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这里当然不是写实，而是继续写自己当时的心态。当自己拥有平静悠闲的心态时，即使是竹杖芒鞋行走在泥泞之中，也胜过骑马扬鞭疾驰而去。这里还隐含了两种生活的对比，一种是竹杖芒鞋的平民生活，一种是肥马轻裘的贵族生活。在历经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后，苏轼越来越认同这种真真切切、平平淡淡的平民生活。“竹杖”、“芒鞋”是苏轼用来表达平民生活的重要意象，在其诗词中经常使用，如《初入庐山》：“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东坡》：“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寓居定惠院》：“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尽管苏轼是一位士人和官员，但却是一个平民艺术家，常常深入民间，并过着平民般的生活。“竹杖芒鞋”就是苏东坡典型的平民形象，也是其平民人格的真实写照。 

　　竹杖芒鞋行走在风雨中，本是一种艰辛的生活，而苏轼却走得那么潇洒、悠闲。对于这种生活，他进一步激励自己：“谁怕？”意思是说，我不怕这种艰辛和磨难。这是一句反问句，意在强调这种生活态度。为什么要强调这种生活态度呢？因为对于苏轼，这就是他一生的生活态度，所以他说：“一蓑烟雨任平生”。“一蓑烟雨”，是说整个蓑衣都在烟雨中，实际上是说他的全身都在风吹雨打之中。这“一蓑烟雨”也象征人生的风雨、政治的风雨。而“任平生”，是说一生任凭风吹雨打，而始终那样的从容、镇定、达观。这一句简直就是苏轼一生生活的写照。他在政治上不断地受到打击，一贬再贬，晚年最后流放到了蛮荒之地海南岛。但是在精神上，他始终没有被打败，始终保持一颗鲜活灵动的心。当他被贬到海南岛，仍能够写出“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这样心灵纯净的句子。对于“一蓑烟雨”这样的意象，苏轼是非常喜爱的。他对唐代词人张志和的词《渔歌子》中“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样的句子极为赞赏，恨其曲调不传，并将其改为《浣溪沙》中句子（“自庇一身轻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入歌。

　　我们再看词的下阕，下阕转到写雨后的情景和感受。“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这里描绘了一个有趣而又充满哲理的画面：一边是料峭春风，作者感到丝丝的冷意；一边是山头斜照，作者感到些些的暖意。这既是写景，也是表达人生的哲理。人生不就是这样充满辩证法吗？在寒冷中有温暖，在逆境中有希望，在忧患中有喜悦。当你对人生的这种辩证法有了了悟之后，就不会永远沉陷在悲苦和挫折之中，就会在微冷的醒具中升起一股暖意、一线希望。“山头斜照却相迎”，是对生活的一种积极观照，是一种通观，是苏轼经历磨难和打击之后，在灵魂上的升华。苏轼在他的另两句诗中，也表达这种思想：“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意谓凄风苦雨之后也终会放晴的。 

　　其实以上三句表达的还只是一种儒家的境界，这是一种入世的人生态度。在此基础上，苏轼进一步彻悟人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归去之后，看刚才刮风下雨的地方，哪里有什么雨，哪里有什么晴。所谓风雨，所谓晴，不过是人心中的幻象而已。这里苏轼进入到了佛教所说的“无差别境界”。在佛教看来，“万法惟心所现”，世界的一切物象皆是心所幻化而出的。如果心静，世界自然清静。其实世界万物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我们有了分别心才有了世界万象。如果我们内心进入到了无差别的境界，世界万物哪有什么分别呢？因此佛教劝人“无执”，一切都不要执着，不要被外物所系缚。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不要太在乎，所谓“宠辱不惊”。苏轼在这里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哲理，归去之后（可理解心灵的皈依），心灵进入了宁静的境界，再看生活中的风雨或阳光，哪有什么区别呢？都微不足道。他在此劝人既不要因风雨而担惊受怕，也不要因阳光而欣喜若狂，一切都泰然处之。这看来似乎有些唯心的色彩了，其实这是一种人生的大境界，是一种了悟宇宙、人生之后的大超越。这也反映出了苏轼的人格境界，应该说苏轼的一生基本上达到了这一境界。晚年他流放到海南岛后，又把这三句稍一改，写入了另一首诗《独具》：“潇然独具午窗明，欲具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可见，苏轼是以此来磨砺自己的人格境界，并贯穿在他一生的生命历程之中。全词以这样充满哲理的句子收尾，韵味无穷，令人深思。

　　诗分三章。第一章悼惜奄息，分为三层来写。首二句用“交交黄鸟，止于棘”起兴，以黄鸟的悲鸣兴起子车奄息被殉之事。据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的解释，“棘”之言“急”，是语音相谐的双关语，给此诗渲染出一种紧迫、悲哀、凄苦的氛围，为全诗的主旨定下了哀伤的基调。中间四句，点明要以子车奄息殉葬穆公之事，并指出当权者所殉的是一位才智超群的“百夫之特”，从而表现秦人对奄息遭殉的无比悼惜。

　　诗的后六句为第三层，写秦人为奄息临穴送殉的悲惨惶恐的情状。“惴惴其栗”一语，就充分描写了秦人目睹活埋惨象的惶恐情景。这惨绝人寰的景象，灭绝人性的行为，使目睹者发出愤怒的呼号，质问苍天为什么要“歼我良人”。这是对当权者的谴责，也是对时代的质询。“如果可以赎回奄息的性命，即使用百人相代也是甘心情愿的啊！”由此可见，秦人对“百夫之特”的奄息的悼惜之情了。第二章悼惜仲行，第三章悼惜针虎，重章叠句，结构与首章一样，只是更改数字而已。

　　秦穆公用殉177人，而作者只痛悼“三良”，那174个奴隶之死却只字未提，则此诗作者的身分地位不言而喻。殉葬的恶习，春秋时代各国都有，相沿成习，不以为非。《墨子·节葬》篇即云：“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不过到了秦穆公的时代，人们已清醒地认识到人殉制度是一种极不人道的残暴行为，《黄鸟》一诗，就是一个证据。尽管此诗作者仅为“三良”遭遇大鸣不平，但仍然是历史的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