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以江上的遨游起兴,表现了诗人对庸俗、局促的现实的蔑弃和对自由、美好的生活理想的追求。开头四句以夸饰的、理想化的具体描写,展示江上之游的即景画面,有一种超世绝尘的气氛;中间四句两联,两两对比,前联承上,对江上泛舟行乐,加以肯定赞扬,后联启下,揭示出理想生活的历史意义;结尾四句,承前发挥,回应开头的江上泛舟,活画出诗人藐视一切,傲岸不羁的神态,又从反面说明功名富贵不会长在,并带着尖锐的嘲弄的意味。全诗形象鲜明,感情激扬,气势豪放,音调浏亮,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能充分显示出李白诗歌的特色。
这首诗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是很能代表李白特色的篇章之一。诗以江上的遨游起兴,表现了诗人对庸俗、局促的现实的蔑弃,和对自由、美好的生活理想的追求。
开头四句,虽是江上之游的即景,但并非如实的记叙,而是经过夸饰的、理想化的具体描写,展现出华丽的色彩,有一种超世绝尘的气氛。“木兰之枻沙棠舟”,是珍贵而神奇的木料制成的:“玉箫金管坐两头”,乐器的精美可以想象吹奏的不同凡响:“美酒尊中置千斛”,足见酒量之富,酒兴之豪:“载妓随波任去留”,极写游乐的酣畅恣适。总之,这江上之舟是足以尽诗酒之兴,极声色之娱的,是一个超越了纷浊的现实的、自由而美好的世界。
中间四句两联,两两对比。“仙人”一联承上,对江上泛舟行乐,加以肯定赞扬:“屈平”一联启下,揭示出理想生活的历史意义。“仙人有待乘黄鹤”,即使修成神仙,仍然还有所待,黄鹤不来,也上不了天;而己之泛舟江上,“海客无心随白鸥”,乃已忘却机巧之心,物我为一,不知何者为物,何者为我,比那眼巴巴望着黄鹤的神仙还要“神仙”。到了这种境界,人世间的功名富贵,荣辱穷通,就更不在话下了。
因此,俯仰宇宙,纵观古今,便得出了与“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庸夫俗子相反的认识:“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泛舟江汉之间,想到屈原与楚王,原是很自然的,而这一联的警辟,乃在于把屈原和楚王作为两种人生的典型,鲜明地对立起来。屈原尽忠爱国,反被放逐,终于自沉汨罗,他的词赋,可与日月争光,永垂不朽;楚王荒淫无道,穷奢极欲,卒招亡国之祸,当年奴役人民建造的宫观台榭,早已荡然无存,只见满目荒凉的山丘。这一联形象地说明了,历史上属于进步的终归不朽,属于反动的必然灭亡;还有文章者不朽之大业,而势位终不可恃的这一层意思。
结尾四句,紧接“屈平”一联尽情发挥。“兴酣”二句承屈平辞赋说,同时也回应开头的江上泛舟,极其豪壮,活画出诗人自己兴会飚举,摇笔赋诗时藐视一切,傲岸不羁的神态。“摇五岳”,是笔力的雄健无敌:“凌沧洲”是胸襟的高旷不群。最末“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承楚王台榭说,同时也把“笑傲”进一步具体化、形象化了。不正面说功名富贵不会长在,而是从反面说,把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来一个假设,便加强了否定的力量,显出不可抗拒的气势,并带着尖锐的嘲弄的意味。
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基本上是积极的。另一方面,诗人把纵情声色,恣意享乐,作为理想的生活方式而歌颂,则是不可取的。金管玉箫,携酒载妓,也是功名富贵中人所迷恋的。这正是李白思想的矛盾。这个矛盾,在他的许多诗中都有明白的表现,成为很有个性特点的局限性。
全诗十二句,形象鲜明,感情激扬,气势豪放,音调浏亮。读起来只觉得它是一片神行,一气呵成。而从全诗的结构组织来看,它绵密工巧,独具匠心。开头是色彩绚丽的形象描写,把读者立即引入一个不寻常的境界。中间两联,属对精整,而诗意则正反相生,扩大了诗的容量,诗笔跌宕多姿。结尾四句,极意强调夸张,感情更加激昂,酣畅恣肆,显出不尽的力量。这是经过细心体会后的符合创作实际的看法。
这是一篇一篇讽刺小品。题材与内容都很通俗,以七句连用七个子虚乌有的谎言对吹牛撒谎者进行了嘲讽,用归谬的手法,让说谎者自我独白,自我暴露,惟妙惟肖。全曲曲辞朴素,幽默诙谐,使人忍俊不禁,充分体现了元散曲通俗和戏谑的特色。
“东村里鸡生凤。”起唱一句,便令人发笑。鸡与凤虽说皆为禽类,鸡生风却是绝不可能。然而语气却那么肯定,东村里是地点,鸡生下了凤是事实,说得几乎真了。以绝对肯定的语言,说子虚乌有之事情,抓住一点似是而非之处捏造出瞒天过海之谎言,这正是天下一切说谎人的惯伎。此句东村里三字之口吻,已透露出曲中主人公之形象,为一村夫。以下句句亦皆出于同一口吻。“南庄上马变牛。”在说谎人口中,真是无奇不有,南庄上的马也变成了牛。这仍然是以绝对肯定的语气,说绝不可能之事,令人好笑以上二句,是以乡村中常见的家禽与家畜作为说谎的材料。
下面五句,则是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衣食住行作其说谎的材料。“六月里裹皮裘。”六月里天气最热谁也不会穿上皮裘,可是在说谎人口中,不但是穿了,而且是紧紧地裹上了皮裘。“裹”字,真是活灵活现。“瓦垄上宜栽树,阳沟里好驾舟。”瓦垄即房顶上的瓦楞,瓦垄上不可能栽树。然而在他口中,不但能栽,而且宜栽!阳沟是旧时房檐下的浅沟,多用砖砌成,以便雨天排水,不可能放得下船,更不用说什么行舟了。然而他偏说好驾舟。谎言愈说愈玄,愈说愈大。这正是说谎的规律。“瓮来的大肉馒头俺家的茄子大如斗。”“瓮来的”即在瓮中作熟拿出来的意思。大肉指猪肉,今西北方言犹有此语。大肉馒头即猪肉馅包子。大肉馒头只有蒸出来的,没有瓮出来的,只有酒才是瓮(酿)出来的。但他说得煞有介事,令人捧腹。茄子是最常见的一种蔬菜。茄子再大,也不会大如斗。然而他说得更肯定了。“俺家的”三字,尤其有趣,前诸谎言或可为听人所说,“俺家的”却是亲眼所见,亲手所种了,且别家无我家有,无以对证,这又是吹牛说谎的杀手铜,然惟其一来,前面的谎言都出自此公所造,便不待言。说谎人的形象因此而愈加具体生动。
这篇讽刺小品有两个特点。一是用说谎人的口吻构成全曲,而不加丝毫评判或叙述。这样便逼真、生动地凸现出说谎人的声口、性格。二是说谎人的谎言全部取材于农村生活常见现象,说者煞有介事,听者洞若观火。其实,这样的谎言一闻而知是假,根本起不到谎言的作用,作者在此只是以夸张的手法、极其明了的事实,来揭穿谎言的实质罢了。
元散曲中讽刺作品很多。此曲不过是调侃游戏之作,逗人一笑而已:很难说有何深旨大义,然而却体现了元散曲通俗和戏谑的特色。
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
此词为新楼落成而作,前五句就“安远”字面着想,虚构了一番境界,也客观地显示了筑楼的时代背景。“龙沙”语出《后汉书·班超传赞》:“坦步葱岭,咫尺龙沙”,后世用来泛指塞外,这里则指金邦。“虎落”为护城笆篱。宋朝南渡时,武昌是抵抗金人的战略要地,和议达成,形势安定下来,遂出现了“月冷龙沙,尘清虎落”的和平局面,这便是“安远”的意指了。汉制禁民聚饮,有庆典时则例外,称为“赐酺”。“今年汉酺初赐”是借古典以言近事。据《宋史》军共一百六十万缗,军中载歌载舞,一片欢乐景象。故接云:“新翻胡部曲,听毡幕元戎歌吹。”胡部本是唐代西凉地方乐曲。《新唐书·礼乐志》:“开元二十四年,升胡部于堂上。……后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由此边地胡曲进入殿堂。又据《新唐书》“琵琶、笙、横笛、短笛、拍板,皆八;大小箜篥,皆四。工七十二人,分四列,属舞筵之隅,以导歌咏。”它在盛唐时本是“新声”,今又“新翻”之,用此盛大乐队以为帅府中歌舞伴奏,颇具气象。以边地之曲归为中原之用,亦寓“安远”之意。
以下正面写楼的景观。先写楼的整体形势,然后作细部刻画,从局部反映建筑的壮丽:红漆栏干曲折环绕,琉璃檐牙向外伸张。“槛曲萦红,檐牙飞翠”二句,铸词极工,状物准确生动,特别是“萦红飞翠”的造语,能使人产生形色相乱、目迷心醉的感觉。紧接“人姝丽”三句,又照应前文“歌吹”,写楼中宴会的盛况“粉香吹下,夜寒风细。”夜寒点出冬令,风细则粉香可传,歌吹可闻。全是一派温馨承平的气象。“此地”便是黄鹤山,其西北矶头为著名的黄鹤楼所在,传说仙人子安曾乘鹤路过。所以过片就说:这样的形胜之地,应有妙笔生花的“词仙”乘白云黄鹤来题词庆贺,人仙同乐。仙人乘鹤是本地故事,而“词仙”之说则是就楼成盛典而加以创用。“拥”字较“乘”为虚,“君”乃泛指,都能见出作者运思用笔的灵活自如。说“宜有”并非真有,不免有些遗憾。
其实通观词的下片,多化用崔颢《黄鹤楼》诗意,进而写登楼有感。大抵词人感情很复杂,“安远楼”的落成并不能引起一种生逢盛世之欢,反而使他产生了空虚与寂寞的感受。“玉梯凝望久”,他在想什么?“叹芳草萋萋千里”翻用崔诗“芳草萋萋鹦鹉洲”。“天涯情味”,正是崔诗“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况味。这是客愁。“仗酒祓清愁,花销英气。”靠流连杯酒与光景销磨志气,排遣闲愁。这是岁月虚掷之恨。这和“安远”有什么关系呢?关系似乎若有若无。或许“安远”的字面能使人产生返还家乡、施展抱负等等想法,而实际情况却相去很远吧。于是词人干脆来个不了了之,以景结情:“西山外,晚来还卷,一帘秋霁”,仍归到和平的景象,那一片雨后晴朗的暮色,似乎暗寓着一个好的希望。但应指出,这三句乃从王勃《滕王阁诗》“朱帘暮卷西山雨”化出,仍然流露出一种冷清索寞之感。
总之,这首词虽为庆贺安远楼落成而作,力图在“安远”二字上做出一篇喜庆的“文章”;但自觉不自觉地打入作者身世飘零之感,流露出表面承平而实趋衰飒的时代气氛。这就使词的意味显得特别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