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武》的乐曲早已失传,虽有零星的资料,但终难具体描述。然其舞蹈形式则留下了一些粗略的记录,可以作大概的描绘。第一场,在经过一番擂鼓之后,为首的舞者扮演武王,头戴冕冠出场,手持干戚,山立不动。其余六十多位舞者扮武士陆续上场,长时间咏叹后退场。这一场舞蹈动作是表示武王率兵北渡盟津,等待诸侯会师,八百诸侯会合之后,急于作战,而周武王以为伐纣的时机尚不成熟,经过商讨终于罢兵的事实。第二场主演者扮姜太公,率众舞者手持干戈,奋臂击刺,猛烈顿足。他们一击一刺,做四次重复,表示武王命太公率敢死队闯犯敌阵进行挑战,武王率大军进攻,迅速获胜,威振中原。第三场众舞者由面向北转而向南,表示周师凯旋返回镐京。第四场开始时,众舞者混乱争斗,扮周、召二公的舞者出而制止,于是众舞者皆左膝跪地,表示成王即位之后,东方和南方发生叛乱,周、召二公率兵平乱的事实。第五场,众舞者分成左右两大部分,周公在左、召公在右,振动铃铎,鼓励众舞者前进,表示成王命周公镇守东南,命召公镇守西北。第六场,众舞者恢复第一场的位置,作阅兵庆典和尊崇天子成王的动作,表示周公平乱以后,庆祝天下太平,各地诸侯尊崇周天子。
按传统说法,《诗经》是配乐舞的歌词,即诗乐舞三位一体。王国维曾怀疑这一说法,但他撰《周大武乐章考》研究《大武》的歌辞时还是按这一原则进行的,即认为《大武》六成有诗六篇。据《毛诗序》“《武》,奏《大武》也”、“《酌》,告成《大武》也”的说明,与《大武》有关的诗为《武》、《酌》,又据《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数语,提及《大武》中诗有《武》、《赉》、《桓》。这样,六篇就确定了四篇。王国维又根据《周颂》末四篇的排列顺序,认为《般》诗为其中一篇。又据《礼记·祭统》“舞莫重于《武宿夜》”一语,推断还有一篇诗,其中有“宿夜”一词,“宿夜”即“夙夜”,他认为《昊天有成命》即《武宿夜》,当为《大武》之第一篇歌诗,以下依次为《武》、《酌》、《桓》、《赉》、《般》。后经冯沅君、陆侃如,尤其是高亨的详细考辨,断定《大武》第一篇当为《我将》(详见高亨《周代大武乐考释》一文),并重新排列了后四成歌诗的次序。于是,《大武》六成的六篇诗的排列次序确定为:《我将》、《武》、《赉》、《般》、《酌》、《桓》。
《周颂·我将》诗始言奉献牺牲于天帝,祈求天帝保佑。据《乐记》,《大武》一成象征武王出征,周人出征,必先祭祀天帝,求得天帝的保佑,此诗的首三句说的就是这事。次言继承文王之遗志,以求“日靖四方”,也就是统一并安定天下。文王时代,伐犬戎,伐密须,伐耆,伐邘,伐崇,文王殁后,武王欲完成文王未竟事业,伐纣克商,追思文王创业之功,深觉当遵循文王行之有效的种种法典。末言夙夜“畏天之威”,是说自己日夜不忘天帝和文王之命,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早日安定天下。对武王而言,天命和文王之典是一致的,文王的遗志也就是“天威”(天命之威)。这就是此诗把祭祀文王和祷告上天合而为一的缘故。全诗自始至终,都用第一人称的口气,即周武王出兵之前向父亲的神灵和上天陈述出兵的目的,并祈求保佑。其语言质朴,充满敬畏之情。
这首诗写在淮西大捷后作者随军凯旋途中。钱钟联《集释》系此诗于公元816年(元和十二年)。当时唐军抵达潼关,即将向华州进发。作者以行军司马身份写成此诗,由快马递交华州刺史张贾,一则抒发胜利豪情,一则通知对方准备犒军。所以诗题“先寄”。“十二”是张贾行第;张贾曾做属门下省的给事中。当时中书、门下二省官员通称“阁老”:又因汉代尊称州刺史为“使君”,唐人沿用。此诗曾被称为韩愈“平生第一首快诗”(蒋抱玄),艺术上显著特色是一反绝句含蓄婉曲之法,以劲笔写小诗,于短小篇幅见波澜壮阔,是唐绝句中富有个性的佳作。
头两句写凯旋大军抵达潼关的壮丽图景。“ 荆山”一名覆釜山,在今河南灵宝境内,与华山相距二百余里。华山在潼关西面,巍峨耸峙,俯瞰秦川,辽远无际;倾听黄河,波涛澎湃,景象异常壮阔。第一句从荆山写到华山,仿佛凯旋大军在旋踵间便跨过了广阔的地域,开笔极有气魄,为全诗定下了雄壮的基调。清人施补华说它简劲有力,足与杜甫“齐鲁青未了”的名句媲美,是并不过分的。对比一下作者稍前所作的同一主题的《过襄城》第一句“郾城辞罢辞襄城”,它与“荆山”句句式相似处是都使用了“句中排”(“郾城——襄城”;“荆山——华山”)重叠形式。然而“郾城”与“襄城”只是路过的两个地名而已;而“荆山”、“华山”却带有感情色彩,在凯旋者心目中,雄伟的山岳,仿佛也为他们的丰功伟绩所折服,争相奔来表示庆贺。拟人化的手法显得生动有致。相形之下,“郾城”一句就起得平平了。
在第二句里,作者抓住几个突出形象来描写迎师凯旋的壮丽情景,气象宏大。当时隆冬多雪,已显得“冬日可爱”。“日出”被采入诗中和具体历史内容相结合,形象的意蕴便更为深厚了。太阳东升,冰雪消融,象征着藩镇割据局面一时扭转,“元和中兴”由此实现。“潼关”古塞,在明丽的阳光下焕发了光彩,此刻四扇大开,由“狭窄不容车”的险隘一变而为庄严宏伟的“凯旋门”。虽未直接写人,壮观的图景却蕴含在字里行间,给读者留下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军旗猎猎,鼓角齐鸣,浩浩荡荡的大军抵达潼关;地方官吏远出关门相迎接;百姓箪食壶浆,载欣载奔,夹道慰劳王师。“写歌舞入关,不着一字,尽于言外传之,所以为妙”(程学恂《韩诗臆说》)。关于潼关城门是“四扇”还是两扇,清代诗评家曾有争论,其实诗歌不比地理志,是不必拘泥于实际的。试把“四扇”改为“两扇”,那就怎么读也不够味了。加倍言之,气象、境界全出。所以,单从艺术处理角度讲,这样写也有必要。何况出奇制胜,本来就是韩诗的特色。
诗的后两句换用第二人称语气,以抒情笔调通知华州刺史张贾准备犒军。潼关离华州尚有一百二十里地,故说“远”。远迎凯旋的将士,本应不辞劳苦。不过这话得由出迎一方道来,才近乎人情之常。而这里“莫辞迎侯远”,却是接受欢迎一方的语气,完全抛开客气常套,却更能表达得意自豪的情态、主人翁的襟怀,故显得极为合理合情。《过襄城》中相应有一句“家山不用远来迎”,虽辞不同而意近。然前者语涉幽默,轻松风趣,切合喜庆环境中的实际情况,读来倍觉有味。而后者拘于常理,反而难把这样的意境表达充分。
第四句“相公”指平淮大军实际统帅——宰相裴度,淮西大捷与他运筹帷幄之功分不开。“蔡州”原是淮西强藩吴元济巢穴。公元816年(元和十二年)十月,唐将李愬雪夜攻破蔡州,生擒吴元济。这是平淮关键战役,所以诗中以“破蔡州”借代淮西大捷。“新”一作“亲”,但“新”字尤妙,它不但包含“亲”意在内,而且表示决战刚刚结束。当时朝廷上“一时重叠赏元功”,而人们“自趁新年贺太平”那是胜利、自豪气氛到达高潮的时刻。诗中对裴度由衷的赞美,反映了作者对统一战争的态度。以直赋作结,将全诗一语收拢,山岳为何奔走,阳光为何高照,潼关为何大开,刺史远出迎候何人,这里有了总的答复,成为全诗点眼结穴之所在。前三句中均未直接写凯旋的人,在此句予以直点。这种手法,好比传统剧中重要人物的亮相,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
综观全诗,一、二句一路写去,三句直呼,四句直点,可称是用劲笔,抒豪情。由于它刚直中有开合,有顿宕,刚中见韧,直而不平,“卷波澜入小诗”(查慎行),饶有韵味。一首政治抒情诗,采用犒军通知的方式写出,抒发了作者的政治激情,非一般应酬之作所望尘莫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