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自己在水边的游赏,这情趣和《论语》中说的“浴乎沂,风乎舞雩”相似。“洋洋平泽”,是说水势浩大而湖面平坦,诗人就在这湖边洗濯着(这里“漱”也是洗涤之意);“邈邈远景”,是说远处的景色辽阔而迷濛,它引人瞩目,令人欣喜。这四句中写动作的两句很简单,其实就是四个动词。“乃”和“载”都没有实义,主要起凑足音节、调和声调的作用。写景的两句也很虚,不能使读者切实地把握它。但实际的效果如何呢?那洋洋的水面和邈邈的远景融为一气,展示着大自然浩渺无涯、包容一切的宽广。
诗人在湖中洗濯,在水边远望,精神随着目光延展、弥漫,他似乎和自然化成了一个整体。这四句原是要传布一种完整而不可言状的感受、气氛,倘若某一处出现鲜明的线条和色块,就把一切都破坏了。后四句是由此而生的感想:凡事只求符合自己的本愿,不为世间的荣利所驱使,人生原是容易满足的。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在朦胧醉意之中,我就自得其乐。
以上是说暮春之游在自然中得到的欣喜。陶渊明热爱自然,这是人所皆知的。他病重时写给几个儿子的遗书中,还言及自己“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不过,陶渊明之热爱自然,内中还深含着一层人生哲理。在他看来,多数人由于违背了人的自然本性,追逐无止境的欲望,于是虚伪矫饰,倾轧竞争,得则喜,失则忧,人生就在这里产生了缺损和痛苦。
而大自然却是无意识地循着自身的规律运转变化,没有欲望,没有目的,因而自然是充实自由的,无缺损的。人倘能使自己化同于自然,就能克服痛苦,使人生得到最高的实现。
至于陶渊明“欣慨交心”,并有一种感伤的缘由是他终究不能完全脱离社会而完全面对着自然生活——即使是做了隐士。当时动荡不宁、恶浊昏暗的社会现实,与陶渊明笔下温和平静的自然,恰成为反面的对照。它不能不在诗人的心中投下浓重的阴影。三四两章伤今怀古的感叹,正是以此为背景的。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运用叙铺手法,描绘出一幅陶令天天喝醉酒、不知五柳树何时回春的景致。“日日醉”、“不知”,流露出陶潜每日醉洒,忘情世事,连亲手植的五株柳树已吐新绿的情形都不知道的情趣。
“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引用“葛巾漉酒”典故,表现出陶潜活谈无为,逸然自得的生活习性,以喻郑晏。《宋书·陶潜传》记载说,陶潜自备无弦素琴一张,微醺时就抚弄寄意,来访者无论身份,都摆酒迎接,如果陶氏本人不胜酒力,先于客醉,就对其言“我醉欲眠,卿可去”。为了表达自己通达不拘的隐士之风,陶潜还特意不用器皿滤酒,直接以头上所戴葛巾,“葛巾漉酒”自此也成为中国历代文人雅士会饮赋诗时喜用的典故。陶潜嗜酒率真超脱,李白更是仰慕陶渊明的人品和诗作。
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陶渊明的饮酒是别有寄托,“爱酒不爱名,忧醒不忧贫”(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其十二),饮酒不为求善饮之名,而且是求醉以忘忧,借酒以销愁。酒能给人以腾云驾雾、飘飘欲仙的快感,使人陶然忘却世俗之累,挣脱人生的羁绊,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己酉岁九月九日》)这与隐士的心境恰好吻合。
“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写陶潜北窗高卧,醒而醉、醉而醒,竟有羲皇上人之感,侧面表现出陶潜活谈无为、逸然自得的生活习性,以喻郑晏,暗寓出郑晏琴酒自乐、悠然自得的生活。
“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紧扣主题,似是客套之话,却又给人以信增亲切之感,拉近了朋友之间的距离。字里间处处充溢着诗人对友人郑晏的关爱之情,突显出朋友之间的深厚情谊。
全诗八句四十字,廖廖数句就刻画出诗人以东晋陶潜喻郑晏,通过描述陶潜醉酒自遁,崇尚太古的生活情趣,表达了李白对郑晏琴酒自乐、悠然自得的生活赞美,同时也流露出诗人愤世嫉俗、超然物外的高洁情怀。
诗的首联中“日无事”、“只是闲”从两个方面点出“闲”字。“日”、“只”都对“闲”加以强调。“闲”是此诗所写的主要内容,也是此诗的基本情调,以疏谈的笔调引起全诗。
诗的中间四句用公府所见所闻的景物写闲静生活和闲适情调。“草根侵柱础,苔色上门关”,这两句写公府之内景物。无人频繁往来,以致野草滋生、青苔蔓延,可见“公府日无事”,而诗人得以有足够时间对柱础间的草根、门关上的苔色作细致观察,可见“吾辈只是闲”这两句上句从形着笔,下句从色落墨,一“侵”一“上”,写出草根、青苔潜移默化的发展形态,刻画极细致入微。“饮砚时见鸟,卷帘晴对山,”这两句写公府之外景物。前一句写飞鸟并不直接去写,却以鸟影掠过砚水来写,由府内自然转到府外,手法很高明。而用一“饮”字,把鸟影掠过砚水好似啄水的形态写得既十分形象,又很有情趣。这种闲情是只在“无事”时才有的。后—句用“卷帘”把诗人的视线由府内转到府外,与上句是同样巧妙的手法。而晴空之下,满目青山,场面却是松开阔极有边塞特征的。这种逸致也是“无事”时才有的。上下两句,由近及远,一动一静,均突出了闲静情趣。
诗的最后两句承上文写乡思:“新诗吟未足,昨夜梦东还”。能在边地字斟句酌,从容吟诗,仍流露“闲”字,而新诗未足即被乡梦打断,写“闲”中乡思愈切,十分符合闲居异地的生活情调。
这首诗以“闲”字为贯串全诗的线索,而以乡思作结,中间四句写闲居所见景物,写近景则刻画入微,写远景则场面开阔,笔法轻松疏谈。
此词主要表现歌女高超的歌艺和动听的歌声。
上片“歌檀敛袂”,写的是歌女开始演唱前的动作,她稍稍敛折好衣袖,轻轻拍打下檀板。“缭绕雕梁尘暗起”,这里分别用了传说中两位著名的歌者的典故:一是韩娥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一是虞公高亢清越之音震动梁上灰尘。词人借此突出写这位歌女歌唱时所产生的艺术效果。接下来,词人又用一比喻写歌声的婉转圆润。“百琲明珠一线穿”,她的歌声就像数百串明珠串在一起,既悠长又圆润。
下片进一步写歌女的演唱艺术之高。她不仅天生一副好嗓音,而且,“天上仙音心下事”,意为如天上仙乐般的歌声中传达出无限心事,这说明她能巧妙地将美妙的歌声与内心情感结合起来,她是在用心灵歌唱。因此,“满座迷魂酒半醺”,喝得略带几分醉意的客人们也被她动听的歌声感染陶醉了。
词人运用夸张的手法,从听觉和视觉的不同角度形象再现了歌声清越而悠长、绕梁不绝、响遏行云的艺术效果,体现了词人不凡的艺术表现技巧。
名为《墨池记》,着眼点却不在“池”,而在于阐释成就并非天成,要靠刻苦学习的道理,以此勉励学者勤奋学习。文章以论为纲,以记为目,记议交错,纲目统一,写法新颖别致,见解精警,确是难得之佳作。
本文意在写论,但发议之前,又不能不记叙与墨池有关的材料。否则,议论使无所附丽,显得浮泛,说教空洞。如记之过详,又会喧宾夺主,湮没题旨。故作者采用了记议结合,略记详论的办法,以突出文章的题旨。开头,大处落笔,以省险的笔墨,根据荀伯子《临川记》所云,概括了墨池的地理位置、环境和状貌: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同时,又根据王羲之仰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传说,指出墨池得名的由来。其实,有关墨池的传说,除《临川记》所述之外,还有诸种说法,因本文的目的在于说理,不在于记池,所以皆略而未提。文辞之简略,可谓惜墨如金。对于墨池的记叙,虽要言不烦,却铺设了通向议论的轨道。接着文章由物及人,追述王羲之退离官场的一段生活经历。据《晋书》记载,骠骑将军王述,少时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述为杨川刺史,羲之成了他的部属。后王述检察会稽郡刑改,羲之以之为耻,遂称病去职,并于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来做官。对于王羲之的这一段经历,作者只以“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强以仕”一语带过,略予交代,随之追述了王羲之随意漫游,纵情山水的行踪:“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恣肆,而又尝自休于此邪?”这一段简略追述,也至关重要。它突出了王羲之傲岸正直、脱尘超俗的思想,这是王羲之学书法的思想基础和良好的精神气质,不能不提。从结构上讲,“又尝自休于此邪”一语,用设问句式肯了王羲之曾在临川学书,既与上文墨池挂起钩来,又为下文的议论提供了依据。随后,在记的基础上,文章转入了议:“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虞和《论书表》云:“羲之书在始末有奇,殊不胜庾翼,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书十纸,过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这说明王羲之晚年己与“草圣”张芝并驾齐驱,可见“羲之之书晚乃成”之说有事实根据,令人信服。那么,羲之书法所以“善”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那就是专心致志,勤学苦练的结果,而不是天生的。至此,原因,在于缺乏勤奋精神,进一步说明了刻苦学习的重要性。最后,又循意生发,引申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上去,指出“深造道德”,刻苦学习也是不可少的.就这样,正面立论,反面申说,循意生发,一层深似一层地揭示了文章的题旨。然而,作者对题旨的开拓并未就此止步。在简略记叙州学教授王盛向他素文的经过以后,文章再度转入议论:“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这虽是对王君用心的推测,实则是作者作记的良苦用心.接着,又随物赋意,推而广之,进一步议论道:“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作者由王羲之的善书法之技,推及到“仁人庄士”的教化、德行,勉励人们不仅要有“一能”,更要刻苦学习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从而把文意又引深一层。曾巩是“正统派”古文家,文章的卫道气息较浓厚,这里也明显地流露了他卫道的传统思想。
在宋代以“记”为体裁的说理散文中,象《墨池记》这样以记为附,以议为主的写法还是不多见的。《醉翁亭记》的思想意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但这种"意“,不是靠发“议”表达出来的,而是随着山水相映、朝暮变比、四季变幻的自然景物描写透露出来的;《岳阳楼记》的重心不在记楼,在于敞露个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在抒情方式上,作者采用的是触景生情的方法,因而文章铺排笔墨,以较乡的篇幅写了岳阳楼变幻莫测的景色.而《墨池记》用于记“池”的文字较少,议论文字却很多。它不是在记叙之后再发议论,而是记事、议论错杂使用,浑然一体。尽管议多于记,却无断线风韵,游离意脉之弊,读来觉得自然天成。可以说《墨池记》脱尽了他人窠臼,辟出了自家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