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运用了第三人称的写法,写出了少妇渴望爱情,渴望夫妻相依相偎,甚至举案齐眉的平凡生活。此诗结构直中有婉,虚实相映;描写细腻,突出细节;运用叠词,富有情韵。
此诗叙述的是一个生活片断,大致描述如下:女主人公独立楼头,体态盈盈,如临风凭虚;她倚窗当轩,容光照人,皎皎有如轻云中的明月;她红妆艳服,打扮得十分用心;她牙雕般的纤纤双手,扶着窗棂,在久久地引颈远望:她望见了园林河畔,草色青青,绵绵延延,伸向远方。“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欲何之,宿昔梦见之”(《古诗》),原来她的目光,正随着草色,追踪着远行人往日的足迹;她望见了园中那株郁郁葱葱的垂柳,她曾经从这株树上折枝相赠,希望柳丝儿,能“留”住远行人的心儿。原来一年一度的春色,又一次燃起了她重逢的希望,也撩拔着她那青春的情思。希望,在盼望中又一次归于失望;情思,在等待中化成了悲怨。她不禁回想起生活的拨弄。她,一个倡家女,好不容易挣脱了欢场泪歌的羁绊,找到了惬心的郎君,希望过上正常的人的生活;然而造化竟如此弄人,她不禁在心中呐喊:“远行的荡子,为何还不归来,这冰凉的空床,叫我如何独守!”
此诗写的就是这样一个重演过无数次的平凡的生活片断,用的也只是即景抒情的平凡章法、“秀才说家常话”(谢榛语)式的平凡语言;然而韵味却不平凡。能于平凡中见出不平凡的境界来,就是此诗——也是《古诗十九首》——那后人刻意雕镌所不能到的精妙。
这首诗其实就是一首歌词,是能够歌唱的诗句,也是《古诗十九首》中使用了第三人称叙说的形式。
诗的结构看似平直,却直中有婉,极自然中得虚实相映、正反相照之妙。诗境的中心当然是那位楼头美人,草色柳烟,是她望中所见,但诗人——他可能是偶然望见美人的局外人,也可能就是那位远行的荡子——代她设想,则自然由远而近,从园外草色,收束到园内柳烟,更汇聚到一点,园中心那高高楼头。自然界的青春,为少妇的青春作陪衬;青草碧柳为艳艳红妆陪衬,美到了极至。而唯其太美,所以篇末那突发的悲声才分外感人,也只是读诗至此,方能进一步悟到,开首那充满生命活力的草树,早已抹上了少妇那梦思般的哀愁。这也就是前人常说的《十九首》之味外味。如以后代诗家的诗法分析,形成前后对照,首尾相应的结构。然而诗中那朴茂的情韵,使人不能不感到,诗人并不一定作如此巧妙营构,他,只是为她设想,以她情思的开展起伏为线索,一一写成,感情的自然曲折,形成了诗歌结构的自然曲折。
诗的语言并不经奇,只是用了民歌中常用的叠词,而且一连用了六个,但是贴切而又生动。青青与郁郁,同是形容植物的生机畅茂,但青青重在色调,郁郁兼重意态,且二者互易不得。柳丝堆烟,方有郁郁之感,河边草色,伸展而去,是难成郁郁之态的,而如仅以青青状柳,亦不足尽其意态。盈盈、皎皎,都是写美人的风姿,而盈盈重在体态,皎皎重在风采,由盈盈而皎皎,才有如同明月从云层中步出那般由隐绰到不鲜的感觉,试先后互易一下,必会感到轻重失当。娥娥与纤纤同是写其容色,而娥娥是大体的赞美,纤纤是细部的刻划,互易不得。六个叠字无一不切,由外围而中心,由总体而局部,由朦胧而清晰,烘托刻画了楼上女尽善尽美的形象,这里当然有一定的提炼选择,然而又全是依诗人远望或者悬想的的过程逐次映现的。也许正是因为顺想象的层次自然展开,才更帮助了当时尚属草创的五言诗人词汇用得如此贴切,不见雕琢之痕,如凭空营构来位置辞藻,效果未必会如此好。这就是所谓“秀才说家常话”。
六个叠字的音调也富于自然美、变化美。青青是平声,郁郁是仄声,盈盈又是平声,浊音,皎皎则又为仄声,清音;娥娥,纤纤同为平声,而一浊一清,平仄与清浊之映衬错综,形成一片宫商,谐和动听。当时声律尚未发现,诗人只是依直觉发出了天籁之音,无怪乎南朝钟嵘《诗品》要说“蜂腰鹤膝,闾里已具”了。这种出于自然的调声,使全诗音节在流利起伏中仍有一种古朴的韵味,细辨之,自可见与后来律调的区别。
六个叠词声、形、两方面的结合,在叠词的单调中赋予了一种丰富的错落变化。这单调中的变化,正入神地传达出了女主人公孤独而耀目的形象,寂寞而烦扰的心声。
这位诗人不可能懂得个性化、典型化之类的美学原理,但深情的远望或悬想,情之所钟,使他恰恰写出了女主人公的个性与典型意义。这是一位倡女,长年的歌笑生涯,对音乐的敏感,使她特别易于受到阳春美景中色彩与音响的撩拔、激动。她不是唐代王昌龄《闺怨》诗中那位不知愁的天真的贵族少女。她凝妆上楼,一开始就是因为怕迟来的幸福重又失去,而去痴痴地盼望行人,她娥娥红妆也不是为与春色争美,而只是为了伊人,痴想着他一回来,就能见到她最美的容姿。因此她一出场就笼罩在一片草色凄凄,垂柳郁郁的哀怨气氛中。她受苦太深,希望太切,失望也因而太沉重,心灵的重压,使她迸发出“空床难独守”这一无声却又是赤裸裸的情热的呐喊。这不是“悔教夫婿觅封侯”式的精致的委婉,而只是,也只能是倡家女的坦露。也唯因其几近无告的孤苦呐喊,才与其明艳的丽质,形成极强烈的对比,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诗人在自然真率的描摹中,显示了从良倡家女的个性,也通过她显示出在游宦成风而希望渺茫的汉末,一代中下层妇女的悲剧命运。这就是个性化的典型性。
此词描写一对恋人的离别之情。由于作者是一位善于铺叙的高手,所以把女主人公的千娇百媚,自己的满腹离愁都写得十分细致。上阕着意刻画的是主人公的情态,“千娇面,盈盈伫立,无言有泪”,这十一个字,把一个美丽多情的女子的形象描写得十分可人怜惜。为了烘托离别的凄苦,作者在描写这位纯情女子之先,特地把呀呀的开门声写出来,起到增加气氛的作用。开门有“此此”之声,而女子的送行却“无言有泪”,有声与无声前后照应,构成了一种更加令人断肠的凄惨画面。下阙写自己的落寞情绪,与心爱的女子分别,这是多么令人难以接受的现实,如果一切静止该多好啊,那样自己和心爱的人就不会分离了,爱就能永恒。可惜那不解人意的扁舟匆匆前行,不长时间,心上人所居的城市就不能再见了。
全词写到这里,作者已经把离别之苦倾诉殆尽了,为了更强调凄苦悲切的气氛,作者用写景作为结束语:清寒的江流那边,只剩下烟云笼罩的两三棵树!这种以景言情的写法在古词曲中并不少见,但此词把景致的描写放在全词的末尾,这就好比古歌曲中的“乱”,把前此所铺排的种种情绪推向了最高潮。
斜月西沉,霜天破晓,执手相送,情何以堪!这首送别词,既表现了送行者的无限依恋,也抒写了行人的感怀。把送别和别后相思的情景,层层铺开。深刻细致地写出了人物的感受。最后以景结情,倍觉有情。全词铺叙展衍,层次分明而又曲折婉转。不仅情景“妙合”,而且写景、抒情、叙事自然融合,完美一致。体现了柳词的特色。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张载的《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仍然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张载认为,佛老的盛行和儒学的衰微,是导致当时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冲突的思想根源。张载批评佛道二教,“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佛教否定现实世界的实存性而追求自我的涅槃寂静,道教否定现实世界的运动性而追求个体的长生久视,虽然二者立言本旨有所差异,但都否认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实存性,失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抛弃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而不是合乎世界本真和社会需要的价值观,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与佛老计得失,为儒学阐新命,他仰思俯读,博闻强记,稽天穷地,探赜索隐,终其一生而未尝止息,最终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的哲学体系。《西铭》正是张载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的集中表现。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的,是以孔孟六经为代表的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的,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的现世主义。孔子道“仁”,孟子言“善”,张载则认为“仁”是人的价值本性,提倡以“仁”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张载对孔子仁学和孟子性善论的综合发展。在张载看来,“仁”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与自我有亲缘关系之人的孝悌友爱,而是对包括自我、家庭、社会、自然等所有存在的无限的、普遍的关爱,将这种源于自然、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推及社会中所有人乃至宇宙万物,是张载价值理念的基本取向。
为了实现社会全体对“仁”的价值理念的认同,张载主张发挥自我心灵的知性作用,面向宇宙寻求人的价值本性的根源。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命题,并在宇宙观的基础上论证了其价值观的真实性、合理性。在张载看来,整个宇宙是充满“太和”之气的整体实在,天地万物的品类咸亨,皆是“气”大化流行的结果,故个体之我不仅和他人,而且和宇宙中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气”。张载的“气”论,肯定了宇宙万物存在的实在性、整体性、运动性、和谐性,是对虚妄的、孤立的、静止的、对立的佛道世界观的有力批驳,这种万物一体的宇宙观,是张载“仁”学的宇宙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张载建构了一个“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宇宙社会观。在《西铭》开篇,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乾卦至健,代表自强不息的精神;坤卦至顺,代表厚德载物的品性;乾坤精神是宇宙演化运动的内在动力,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在宇宙万物之中,天地相互交感而创生万物,至诚无私的庇养万物,是乾坤精神的最伟大体现者,故堪称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人类和万物则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故自我和他人为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万物和人类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张载重构了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亲和关系,对现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启示作用。
为了高扬以仁为本的价值理性,张载还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说明人物之性的问题。张载认为,万物在气化生成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不同的“形”,而且禀受了共同的“性”。人和物的禀性是同一的,既有来自于“气”散之本原状态的“天地之性”,又有来自于“气”聚之暂时形态的“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价值本性,“气质之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由于人类和万物禀受之“气”有清浊、偏正的不同,故在宇宙中有不同的地位。在所有的存在之中,“得天地之最灵为人”,只有人得天地正气而与之并参,故只有人才能发扬“天地之性”,这就是人的价值使命。张载的性论,不仅说明了现实中人物之性的二重化特征,说明了“仁”作为价值本体的终极依据,而且为人发扬这种价值本性关照万物确立了基础。
当然,对社会伦理的构建是张载价值观的主题内容。张载认为,对天地的“孝”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关照他人和社会。张载借助传统宗法关系描述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在张载看来,自我和他人虽然是同胞关系,但由于各自存在境遇、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在社会上的具体职责也不同。但所有的人也应该尊重圣贤,并以之为榜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自我人格和社会公德。
张载还从宇宙观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命”和“遇”的问题。在张载看来,“命”是上天赋予,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本性,对此,人应该修身以俟之;而“遇”则是气质所禀,是富贵贫贱、福祸寿夭等生存境遇,对此,人应该超然以待之,“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人生的顺境,是上天对我的恩泽,人生的困境,是上天对我的考验,“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只有坦然地对待生平所遇,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性,才能超越外在境遇对自我的困扰,达到人生的永恒安宁。
张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自我和他人、家庭和社会、人类和自然的统一和谐,要实现这种社会理想,首先要在对宇宙无限性、整体性、和谐性的认同的基础上,确立宇宙的基本精神也即自我的价值本性,只有认同了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广大仁性,并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尽职尽责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心尽力地去关照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才算是发挥了天地之性,而无愧于天地之间。这是张载为中国人构建的具有儒家情怀的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