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首七言律诗,首联“黄鸟翩翩杨柳垂,春风送客使人愁”,诗人选取最能表现春天时令的“翩翩黄鸟”、低垂的杨柳、和煦的春风,勾勒一幅明丽的春景图。友人离别,凄楚可知,与知交分离在即,不能共同来享受这良辰美景,内心不能不倍感“悲”愁。而诗人却以明媚的春景来衬托这种内心的“悲愁”,更反衬出内心“愁”怨之深。情寓景,景异情,情景相对,富有艺术魅力。
三四句“怨别自惊千里外,论交却忆十年时。”写友人此别离,将远去“千里”,日后难得相见,由“惊”而“怨”。这是“愁”的原因之一;以友情来说,与李寀并非一年半载短暂之谊,而是有“十年”交往的深厚感情。此次分手,各奔东西,相距千里,不可能不“悲”伤。这是原因之二。高适在《邯郸少年行》里有:“君不见即今交态薄,黄金用尽还疏索”的;而他和李寀的交情,经过“十年”的考验,更显得纯洁无瑕,肝胆相照。在此临别之际,更觉珍贵,更值得回“忆”,同时也愈增添了离别的“悲”伤,将过去现在融于一联,突显出深厚交情和怨别愁怀。前四句中诗人运用反衬,以回顾曲折之妙笔,将临别之际内心的复杂感情描摹得深婉动人。
前四句侧重于临别前的复杂心理描写,三联则转入分别后的形象刻画:“云开汶水孤帆远,路绕梁山匹马迟。”云开日出,春光格外艳丽,但友人“远”去的一叶“孤帆”却飘然而逝,只剩下诗人匹马单骑,“绕梁山”而回返。一个“远”字,一个“迟”字,这两个字表象述意,十分精妙。所谓远者:表现了诗人目驰神往,极力眺望友人“孤帆”远去的神态,也曲折传达出此时此刻诗人内心的复杂心理活动:正因为山长水远,见面无由而产生的巨大怅惘和迷茫,从而在主观上产生一种遥远之感。而一个“迟”字,正是这种主观感受的形象写照。
尾联“此地从来可乘兴,留君不住益凄其”,再回应前文,直抒内心的凄然之情。第一句,先宕开一笔,春光明媚,正可乘其兴致,畅叙情谊。而友人去意已定,“留君不住”,自是倍感“凄其”。用典而不着痕迹,借其一端发挥出深长的诗意,正是高诗“篇终接混茫”(杜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三十七长史参三十韵》)的本色。
此诗起句以景衬情,然后以“千里”、“十年”补足“悲”伤之由。继而写分别后的极度惆怅,最后再正面点出“凄其”之情。格调舒缓,语言流畅自然,使一腔“悲”“怨”之情如潺潺细流,曲折蜿蜒而出,凄楚缠绵,在以豪放著名的高适诗中确为别具一格之作。
名为《墨池记》,着眼点却不在“池”,而在于阐释成就并非天成,要靠刻苦学习的道理,以此勉励学者勤奋学习。文章以论为纲,以记为目,记议交错,纲目统一,写法新颖别致,见解精警,确是难得之佳作。
本文意在写论,但发议之前,又不能不记叙与墨池有关的材料。否则,议论使无所附丽,显得浮泛,说教空洞。如记之过详,又会喧宾夺主,湮没题旨。故作者采用了记议结合,略记详论的办法,以突出文章的题旨。开头,大处落笔,以省险的笔墨,根据荀伯子《临川记》所云,概括了墨池的地理位置、环境和状貌: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同时,又根据王羲之仰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传说,指出墨池得名的由来。其实,有关墨池的传说,除《临川记》所述之外,还有诸种说法,因本文的目的在于说理,不在于记池,所以皆略而未提。文辞之简略,可谓惜墨如金。对于墨池的记叙,虽要言不烦,却铺设了通向议论的轨道。接着文章由物及人,追述王羲之退离官场的一段生活经历。据《晋书》记载,骠骑将军王述,少时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述为杨川刺史,羲之成了他的部属。后王述检察会稽郡刑改,羲之以之为耻,遂称病去职,并于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来做官。对于王羲之的这一段经历,作者只以“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强以仕”一语带过,略予交代,随之追述了王羲之随意漫游,纵情山水的行踪:“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恣肆,而又尝自休于此邪?”这一段简略追述,也至关重要。它突出了王羲之傲岸正直、脱尘超俗的思想,这是王羲之学书法的思想基础和良好的精神气质,不能不提。从结构上讲,“又尝自休于此邪”一语,用设问句式肯了王羲之曾在临川学书,既与上文墨池挂起钩来,又为下文的议论提供了依据。随后,在记的基础上,文章转入了议:“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虞和《论书表》云:“羲之书在始末有奇,殊不胜庾翼,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书十纸,过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这说明王羲之晚年己与“草圣”张芝并驾齐驱,可见“羲之之书晚乃成”之说有事实根据,令人信服。那么,羲之书法所以“善”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那就是专心致志,勤学苦练的结果,而不是天生的。至此,原因,在于缺乏勤奋精神,进一步说明了刻苦学习的重要性。最后,又循意生发,引申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上去,指出“深造道德”,刻苦学习也是不可少的.就这样,正面立论,反面申说,循意生发,一层深似一层地揭示了文章的题旨。然而,作者对题旨的开拓并未就此止步。在简略记叙州学教授王盛向他素文的经过以后,文章再度转入议论:“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这虽是对王君用心的推测,实则是作者作记的良苦用心.接着,又随物赋意,推而广之,进一步议论道:“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作者由王羲之的善书法之技,推及到“仁人庄士”的教化、德行,勉励人们不仅要有“一能”,更要刻苦学习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从而把文意又引深一层。曾巩是“正统派”古文家,文章的卫道气息较浓厚,这里也明显地流露了他卫道的传统思想。
在宋代以“记”为体裁的说理散文中,象《墨池记》这样以记为附,以议为主的写法还是不多见的。《醉翁亭记》的思想意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但这种"意“,不是靠发“议”表达出来的,而是随着山水相映、朝暮变比、四季变幻的自然景物描写透露出来的;《岳阳楼记》的重心不在记楼,在于敞露个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在抒情方式上,作者采用的是触景生情的方法,因而文章铺排笔墨,以较乡的篇幅写了岳阳楼变幻莫测的景色.而《墨池记》用于记“池”的文字较少,议论文字却很多。它不是在记叙之后再发议论,而是记事、议论错杂使用,浑然一体。尽管议多于记,却无断线风韵,游离意脉之弊,读来觉得自然天成。可以说《墨池记》脱尽了他人窠臼,辟出了自家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