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喜欢在诗中臧否人物。王象春这首诗,就对项羽、刘邦这两位大人物作了一番评说。
项羽、刘邦当初并不是什么大人物,不过都是有野心的人。照司马迁的记载,他俩都见过秦始皇。项羽见了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见了说:“大丈夫当如此也!”虽然一个藐视,一个艳羡,目标却都是自己想当皇帝。后来果然为了天下,龙争虎斗,打得个昏天黑地,野心得遂,小人物也就进入了“大人物”的圈子。在这场争夺中,刘邦胜了,项羽败了。在以成败论英雄的中国,自然会为胜者送上无量赞歌,对失败者则大抵少有好话,能像司马迁那样把项羽列入《本纪》,还有不少赞许之辞,就算很不容易了。王象春从功业的成就来观察,以为刘邦能去秦苛法,约法三章,如天降甘霖,深得民心,可谓真龙;项羽勇可称虎,但入关后只知掮枪绰棒、纵火劫掠,不懂收拾人心,只是一介莽夫,终较刘邦逊色。
这一评论虽很简洁,但未有新意。不过,王象春的刘项比较论还有后面两层意思,读来就颇不俗了。
一层是从人格上比较。鸿门宴上,范增三房玉玦,暗示项羽起伏兵杀掉刘邦以除后患,但“项王默然不应”。他堂堂做人,宁可一刀一枪在战场决胜负,不愿意在背后搞阴谋诡计。刘邦不同,当项羽把刘邦他爹绑在砧板上,威胁刘邦退军时,刘邦竟完全不以老子的安危为念,嬉皮笑脸地对项羽说:我们曾约为兄弟,我老子就是你老子。如果你想把你老子煮来吃,请分一碗肉羹给我尝尝。完全是一副泼皮无赖的样子。两相比较,论人格,王象春以为“项王真龙汉王鼠”。中外历史上,政治家都是玩弄诡计的高手,翻云覆雨、朝令夕改、弄虚作假、背信弃义,是家常便饭。成功了,这一切都可以当作灵活的手腕儿载入经典。如果失败,自然另作别论。项羽勇猛,不擅诡计,终于失败,但王象春以为项羽的人格高于刘邦。这样的评论,就有点意思了。做人,总要讲点人格,如果不讲人格,整日玩弄些阴谋阳谋,虽然得了天下,可称枭雄,也难得到人们心底的尊敬。
再一层是从人性的层面作比较。他选择的切入点是刘、项同自己心爱女人的关系。男女的情爱,应当是人性的至洁至纯。汤显祖《牡丹亭》题词中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正是说的从情爱之深浅可以窥探人性的真伪。一个人如果为物欲、权欲所迷,便不会有真正的男女情爱。即或他们养小妾、包二奶也曾信誓旦旦,一朝同物欲、权欲的利益相左,山盟海誓的女人便被弃如敝屣,成为他们的攫取私欲的牺牲。“垓下美人泣楚歌”是说虞姬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京剧《霸王别姬》中项王不舍,虞姬自尽,被梅兰芳演得缠绵悱恻。但在《史记》中只说项王“悲歌忼慨”,“美人和之”,然后项王“泣下数行”。“虞兮虞兮奈若何”——译成白话,就是“虞啊虞啊,怎么来安顿你呢?”怎么安顿?没见记述,只说他带着八百从骑突围走了,看来是把虞姬丢下没管。后来的《楚汉春秋》说虞姬有和歌道:“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看来是出于假托,就像京戏里写虞姬自刎在先,项王突围在后一样,不过是后人以为应当如此罢了。“定陶美人泣楚舞”,是说刘邦的宠姬戚夫人的。戚夫人是定陶人,恃宠固位是这类女人的毛病,戚夫人也不能免,所以缠着刘邦要把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刘邦也曾答应过,但因张良设计,为太子找了几个出色的保护人,使刘邦不敢另行废立。于是,对戚夫人说,太子羽翼已成,动不了了。吕后真是你的主子了。刘邦是否真是因为有了商山四皓辅佐太子,就不敢有所动作,姑置勿论。他的这一举动是否有利汉室也暂不讨论,但明知吕后狠辣,戚姬命运堪忧,却不做任何安排,只是说:你为我跳楚舞,我为你唱楚歌。戚夫人“嘘唏流涕”他也不管,自顾自走了,那薄情也同项羽差不多了。后来戚夫人母子都惨死于吕后之手,刘邦是不能辞其咎的。从人性的角度看刘、项,王象春以为二人都是“鼠”。
本诗通过对人物形象的生动刻画和细致的心理描写,塑造了一位光彩照人的巾帼英雄的感人形象。诗人采用先抑后扬的手法,集中表达了郁结于木兰心中的凄楚与忧伤,可谓“字字客中愁,声声女儿怨”,把女英雄的思想境界推向高峰,从而突出了这首诗的主旨。
诗人一开头先从人物形象的外部特征落笔,用“弯弓征战”四个字,不但活灵活现地描绘出这位巾帼英雄的非凡气概和神韵,而且生动地再现了她征战十二年的戎马生涯。
接着诗人进一步把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梦里曾经与画眉”。木兰姑娘虽身着戎装,南征北战,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不愧为英雄好汉。然而另一方面,她何尝不希望早日结束征战生涯,向往和平宁静的少女生活。“梦里”、“画眉”形象地表达了英雄的女儿情怀和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憧憬。如果说,“弯弓征战”是表现这位巾帼英雄外在的“阳刚”之美,那么,“梦里”、“画眉”则是表示英雄内在的少女本色,使得对人物的描写入木三分,有血有肉,增强了诗的艺术魅力。
诗歌的最后,陡翻新意,生发出卓特的史论。木兰把酒思乡的时候,居然想到了汉朝远嫁番邦和亲的明妃王昭君。诗歌在构思上和诗意上的跳跃,细想,她们之间有着太多的相似了,正是这些相似,才能藉此来抒发花木兰内心的郁结。一则,她们二人都是女子;再者,二人都是离家别亲来到边塞;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她们的身份、经历以及到边关的原因各不一样,但是她们这两位弱女子的身上都承载着家国、民族的重大责任,她们是来为国纾难的。这样的重任本应是男性担当的,现在却让两位红颜女子来背负,并且还要承受着离别的痛苦,在男权社会中,这是不正常的。难怪中唐诗人戎昱在《咏史》一诗中对这一历史现象发出了如此的质问:“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这便是杜牧在此诗中没有直接发出,但却深蕴其中的议论,新见迭出,确实发人深省,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