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前两句诗人感叹十年的时间,人事屡经变迁,心境发生很大变化,过去曾经有过的种种梦想和想法都被时间慢慢地消磨直至淡忘,隐居的心事也已经徒然。三、四句中写诗人来到嵩山之后的情形,本想会会旧友叙叙旧情,可是遗憾的是仅有的几个挚友可能都遭遇变故,没有再见到。看着挺立眼前的嵩山三十六峰,诗人不由发出慨叹:青山依旧,故人难求。唯其如此,他才格外珍惜与杨山人的友情。
五、六两句点明了送别的具体时节、地点。开封二月,草长莺飞,阵阵春意令人流连忘返。春色使人欣喜,却也使人生出感伤,因为诗人就要在此时此地告别朋友。本来报春的流莺,现在却叫人感伤不已。这时的春色越迷人,越惹动离情,所谓“以乐景写哀”,更觉悲哀。诗人面对将要归嵩阳的故人,面对让人伤情的景致,离别之情难耐,不禁潸然泪下。
七、八句用了《击壤歌》的传说典故。这个传说原本是对尧安民之政的歌颂和赞扬,本诗则以“凿井耕田”、“忘帝力”等表示隐居生活。诗中说的“不我招”,体现出诗人欣羡杨山人过着超然世外的恬淡隐居生活。
最后两句描写别离。挚友别离,前路漫漫,离愁别绪总会涌上心头。诗人祝愿友人这一去前路顺利,申说别后必然相忆之情。
这首诗描写了作者与友人的叙旧分别,诗人触景生情,以景写情,通过此诗抒发内心的依依惜别。诗写得婉转流畅,情深意切。
查德卿的这首《蟾宫曲·怀古》抒发的是怀古咏史之意。作者在开篇第一句就写出了自己的疑问,他问道“问从来谁是英雄?”,紧接着他便在曲中写到一个农夫,一个渔翁。”查德卿用自问自答的方式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在此处点明了怀古的对象,同时也做出了评价。
“晦迹南阳,栖身东海,一个成功。”南阳,东海是两处地点,分别承接“农夫”与“渔翁”,诸葛亮在未出山之前,曾经在南阳过着隐居的生活,而姜太公也曾经在渭水之滨垂钓,同样过着悠闲恬淡的日子。
“八阵图名成卧龙,《六韬》书功在飞熊。”则是说明诸葛亮和吕尚的丰功伟绩,进一步表现他们两个作为英雄所做出的功绩。
“霸业成空,遗恨无穷。蜀道寒云,渭水秋风。”这句由追寻历史转为了对历史的感慨,说诸葛亮、吕尚所建的“霸业”终究是一场空,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消逝了。
诗序说:“连州城下,俯接村墟。偶登郡楼,适有所感,遂书其事为俚歌,以俟采诗者。”此诗有感而发,且借用俚歌形式,其目的在于明确表示诗人作诗是为了讽谕朝政、匡正时阙,等待中央派官吏来采集歌谣。采诗之说起于《诗经》,兴盛于汉魏以来的乐府,是指中央乐府机构将民间诗作采集整理,一方面可以使这些优秀的民间诗作得以流传,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得统治者借以体察民情。中唐新乐府诗虽然大都有意仿效乐府民歌通俗浅显的风格,但像《插田歌》这样富于民歌天然神韵的作品也并不多见。这首诗将乐府长于叙事和对话的特点与山歌俚曲流畅清新的风格相结合,融进诗人善于谐谑的幽默感,创造出别具一格的诗歌意境。
诗中前六句可以作为一小节来看,用清淡的色彩和简洁的线条勾勒出插秧时节春光明媚,农夫农妇插秧时整个田野间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而且诗人在工整的构图上穿插进活泼的动态:冈头花草崭齐、燕子穿梭飞舞、田埂笔直如线、清水粼粼闪光以及穿着白麻布做的衣裙的农妇和披着绿草编的蓑衣的农夫,白裙绿衣与绿苗白水的鲜明色彩分外调和,传达出一种朴素的人文美,也展示了自然生机的美与明媚春光的和谐统一。
接下来的六句中,诗人进一步通过听觉来描写农民劳动的热闹景象。前一节的景物描写可看作是一种静态背景的铺叙,而这一节则主要刻画了人物的活动。诗人抓住农人的歌声进行细致刻画,虽然诗人远在郡楼之上,又加之农夫农妇们是以地方俚语唱和,必然使诗人无法辨清其词,却亦能欣赏其旋律,这些歌虽然是俚歌,也缠绵柔媚、如琢如磨。“怨响音”是农民们在繁重劳动和艰难生活的重压下自然流出的痛苦呻吟,但由于唱的人心境之宽,整个气象是洋溢着欢乐与舒畅的。“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十分传神,在农夫们一片整齐的哼唱中时时穿插进一阵阵嘲嗤的大笑,忧郁的情调与活跃的气氛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因而歌声虽然哀怨,但并无沉闷之感。歌声与笑声渲染了浓烈的气氛,传达的情感感染了作为听者的诗人。农民们毫无机心的欢乐与热情毫发毕现、洋溢笔端。
诗人没有描写劳动时间的推移过程,而仅用“水平苗漠漠”一句景物描写点明插秧已毕,使场景自然地从水田转移到村落,处理得圆融机巧,不露生硬痕迹。以水田插完后“苗漠漠”的情景直接转向墟里烟火,既表现了地点的变更,也将时间的推移显现出来,时空转换得巧妙无痕。并且诗人也将村落里富有生活气息的情景,不着痕迹地展现出来,此间并未用新奇的语句,而是套用田园诗的一贯意象与写法,令人有一种熟悉感。同时这种套用不是毫无创意的搬用,其中渗透了作者自己的观察。同时,他在对村落描写的过程中非常自然地引出了此诗的主人公——上计吏,将全诗前后两部分对比的内容天衣无缝地接合成一个完整的场面。对上计吏的形象刻画,也是始于对其衣饰的描写,乌帽长衫的打扮同农妇农夫的白裙绿衣区分开来,不但显示出上计吏与农夫身份地位的差别,而且使人联想到它好像一个小小的黑点玷污了这美好的田野,正如他的庸俗污染了田间辛勤劳动的纯朴气氛一样。上计吏自我介绍的一个“自”字、谎称自己本生于帝乡,巧妙地表现了上计吏急于自炫身份的心理,这些使他的登场成了与前半部分完全不和谐的音符。
诗歌自上计吏出场后,便以他与农人对话的方式将诗的主旨缓缓道来。汉乐府诗以对话的形式叙述情节、表达感情的比比皆是。刘禹锡借用这种古法与他反映时事、讽喻时政的写作目的相得益彰。然淳朴的农夫并未屈媚于他的特殊身份,对上计吏的应酬颇含深意,一言揭穿了他的底细。“君家侬定谙”可谓快人快语,说明农夫知道上计吏本来也是出身于附近乡村的,反驳了上计吏吹嘘自己的谎话。“一来长安道,眼大不相参”刻画了计吏自从当上小官、去过一趟长安后便自谓身份高贵、不认故人的作派。话虽是对“这一个”计吏而发,却也概括了封建社会世态炎凉的普遍现象,揭示了官贵民贱的社会关系的本质。计吏没有听出田夫话里的讽刺意味,反而“笑”着致辞,仍极力炫耀自己。这一“笑”正显出他的愚蠢。“长安真大处。省门高轲峨,侬入无度数”,活画出尚未脱掉土气的计吏鄙俗可笑的神情和虚荣浅薄的性格。然计吏的夸耀揭露出了朝廷卖官鬻爵的现象。“昨来补卫士,唯用筒竹布”是全诗讽刺的重点。既然计吏的姓名补入朝廷禁军的缺额,只须拿出些筒竹布便贿赂得来,那么官职当然也可随意买卖了,一个“唯”道出了官位的不值钱。“君看二三年,我作官人去”,这种推测既是计吏的自夸,也道出了诗人的忧虑——一个毫无见识,等同于农人的计吏凭借微薄的付出,竟然可以作朝廷官员。但让这话出自一个小小的计吏之口,则收到比诗人直接议论更强烈的效果。连计吏都觉得官价便宜,更可见出皇家卫士名额之贱,朝廷卖官鬻爵之滥,朝廷不看重能力,甚至连身份也不再看重,眼中唯有铜臭二字。全诗写到计吏得意忘形地预卜自己将会高升的前途时便戛然而止。听了这一席话农夫的反应如何,则让读者自己去想象,这就留下了无穷的余味。这一段对话全用口语,寥寥数言,朴素无华,却传神地表现出农夫与计吏这两个不同身份的人物不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体现了诗人通俗活泼而又具有高度概括力的语言特色。
这首诗前面的写景、后半部分巧借对话委婉传达讽喻主旨,朴实简练,继承汉乐府缘事而发的优秀传统,未及一语表达诗人的观点,也没有评论的陈述和激动的抒情,只有白描式的叙述,但讽谏的意旨已达,痛心的感情已然力透纸背。这首诗表情达意、深入浅出、题旨深远,在诙谐嘲嗤中寄寓严肃的政治意义,以平凡真实的生活显示深刻的主题思想,从艺术结构、叙事方式、细节描写到人物对话都深得汉乐府民歌的真髓,但又表现出诗人明快简洁幽默的独特风格,因而以高度的思想艺术价值为中唐新乐府运动增添了光彩,是新乐府运动中的一株奇葩。
“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两句所指自然是大和二年(828年)诗人回到长安的事与情,但这话同时也就告诉了读者“二十余年”前,诗人曾在帝京,并且听过“天乐”。这表明诗人当年并非长安一布衣。一别多年,帝京重返,且又听到熟悉的“天乐”,此时此地,直教诗人情难自已。这“情”的内涵是喜,还是悲,是伤,抑是慨,并没有明确说出,要知道答案,就必须了解诗人“二十余年”前在长安的情况,而后又是怎样“别帝京”的,“别”后这二十多年又是怎么度过的,还有与他一样告“别帝京”的朋友们,又有着怎样的遭遇。这些问题,事实上就是一段“永贞革新”的兴起和失败的历史,保守势力对革新派残酷迫害的历史,这里有包括诗人在内的“二王八司马”的悲剧,还有这些悲剧人物之间的相互激励、相濡以沫的动人的篇章。只有思索回味了这些,读者才能体会到“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的深沉的内涵,和无限的悲慨。对此,诗人有时也表现得比较明快直率,比如“昔年意气结群英,几度朝回一字行。海北天南零落尽,两人相见洛阳城”(《洛中逢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这是头一年(827年)回长安途中在洛阳遇到韩泰时写的,可见这种悲愤之情,久已郁积于胸,“洛中逢韩七”,“重闻天乐”,都不过是遇事则动、借题发挥而已。
一二两句由今而入昔,思绪万端,言简意丰,情溢于词,而对于全诗来说还只是开始,它给与何戡重逢创造了环境和心理的背景。第三句折转入正题,妙以何戡之在,点出“旧人”之不在,如此情景,则“在”亦悲,“不在”亦悲,无限悲痛,隐于字背。况且唯有的一位旧人何戡,又偏不忘旧事,又为他唱起了当年送别的离歌《渭城曲》——“西出阳关无故人”——可没有人能想到重入长安无故人。何戡一曲,往日的“别帝京”,此时的耆旧凋零,更是齐袭心头,千层浪,万重波。滔滔难平。有人说艺术贵在引人思索,此诗之妙,大概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