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诗是刘禹锡写给曹璩的。从诗题“送曹璩归越中旧隐”上看，曹璩是“越中人”，在越中原有隐居地，具体地说是在会稽。刘禹锡出生在浙江嘉兴，直到20岁之前去长安。曹璩和刘禹锡，或许原本就认识，“少逢知己忆吾庐”一句已经隐括了这次是难得的他乡遇故知；或许有亲朋好友为之牵线搭桥，故后有“剡中若问连州事”之句。当然这两者并不矛盾。从这首诗近3百字的引来看，曹璩好名，先是用“遍干诸侯”的方式以求之，但没有结果，于是想隐居名山来沽名钓誉，刘禹锡用“在己不在山”开导曹璩，于是曹璩就留下来，拜刘禹锡为师。曹璩绝对是聪明人，“居三时，而功倍一岁”说明他九个月时间在刘禹锡指导下读书很有成效。到了11月，曹璩准备回会稽归隐，并说他已经知道了，读书才是求名之道。并请刘禹锡赠诗给他。于是刘禹锡就写了这首诗送给曹璩，其目的还是“以鉴其志”。

　　刘禹锡写这首诗并没有以导师的身份居高临下地来勉励曹璩要好好学习，而完全是以故乡知己的位置和曹璩亲切交谈，而他的用心则隐含在诗里面。这首诗大致有三个内容，前四句是说自己这些年来的生活，十多年贬谪在偏远地区，以及孜孜不倦地读书。中二句是则是对曹璩的勉励，也是对曹璩归隐读书的祝愿。末两句说回去后遇到故乡的亲朋好友替他报个平安。这是从送别意义上说的。

　　首联“行尽潇湘万里余，少逢知己忆吾庐”说自己贬在潇湘一带，到过很多地方。这是从他贬到郎州算起。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于永贞元年（805）九月由屯田员外郎贬连州刺史，还未到任，途中就改为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从此开始了他在潇湘一带漫长的贬谪生活。十年后，即元和十年（815）春回到京城，三月又贬为连州刺史，同年六月抵任所，直到元和十四年秋丁母忧离任。刘禹锡首贬朗州，在湘之最北，次迁连州，时为湘之极南，故谓“行尽潇湘”。但是在偏远的潇湘之地，他很少遇到故乡来的知己。刘禹锡《元日感怀》：“异乡无旧识，车马到门稀。”也说明他初来连州时人地生疏的情况。因此，刘禹锡对曹璩的到来还是很兴奋的，他乡遇故知，而且曹璩本身还是个聪明好学之士。“少逢知己忆吾庐”一句已经隐括了这次终于遇到了的意思。“吾庐”一词出于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在这里代指家乡。

　　在寂寞的贬谪生活中，刘禹锡唯一可做的就是读书。“数间茅屋闲临水，一盏秋灯夜读书”，写的就是刘禹锡在简陋的住所挑灯夜读的情形。陆游《暮春》“数间茅屋镜湖滨，万卷藏书不救贫”显然对刘禹锡这首诗有所借鉴。所谓“闲”者，即州司马为闲职也。白居易的《江州司马厅记》说得很直白：“案《唐六典》：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无言责，无事忧。”刘禹锡是员外司马同正员，则例尤不得参闻公事，虽无官舍可居，然有读书为文之暇。刘禹锡晚年作《刘氏集略说》，说“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这里也有以现身说法鼓励曹璩继续苦读，探求学问之意。

　　“地远何当随计吏，策成终自诣公车。”这里用了两个典故。《汉书·朱买臣传》：“后数岁，买臣随上计吏为卒，将重车至长安，诣阙上书，书久不报，待诏公车，粮用乏，上计吏卒，更乞丐之”。朱买臣有过这段随计吏去长安的经历，后来就用做求取功名的典故。《汉书·成帝纪》：“建始三年成谛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诣公车，腾将览焉。”这是“诣公车”指贤者被荐入京公车待诏的典故。这两句诗勉励曹璩静心读书，不要急于求成，学成后自然会被征召，功到自然成。

　　“剡中若问连州事，惟有千山画不如。”这里的“剡中、连州”均是语带三关之词，既指地指人也指事，“剡中”可解为“我在剡中的友人”。“连州”则指自己在连州之事。我觉得，“剡中若问连州事”颇有点像王昌龄“洛阳亲友如相问”句。刘禹锡说这句话，是对连州山水的赞美，也是对故乡亲友的安慰。唐时的连州虽然偏远荒凉，但风景如画，气候宜人。在刘禹锡之前，诗人元结曾经在连州住过。元结把这里的一个湖泊命名为海阳湖。湖畔有飞练瀑、月窟等胜景。刘禹锡来连州后就在海阳湖畔建筑了一个亭子，称为吏隐亭。公余之暇，他就在吏隐亭上眺望四周景色。那萦纤曲折的溪流，覆盖水面的花草，洁白如练的飞澡，断虹似的带桥，加上和谐悦耳的松涛，使诗人感到心旷神怡，暂时忘掉了谪官的苦闷。

　　此词作于公元1075年（熙宁八年），时苏轼在密州。全词用粗笔勾勒的手法，抓住杭州、密州气候、地理、风俗等方面各自的特点，描绘了杭州上元和密州上元节的不同景象，流露了作者对杭州的思念和初来密州时的寂寞心情。

　　这首词题记为“密州上元”，词却从钱塘的上元夜写起。钱塘也就是杭州，苏轼曾那里过了三个元宵节。元宵的特点，就是“灯火”。东坡用一句“灯火钱塘三五夜”，点出灯夕的盛况。“明月如霜”，写月光之白。李白曾有诗云：“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但元宵夜月正圆，灯月交辉，引来满城男女游赏，元宵节是宋代一个很重要的节日。这一天街人游人如织，男子歌啸而行，好盛装而出。难怪东坡要写月光“照见人如画”了。这还是街市的游人。至于富贵人家庆赏元宵，又另有一种排场。作者一句“帐底吹笙香吐麝”写尽杭州城官宦人家过节的繁奢情景。“更无一点尘随马”，化用苏味道《正月十五夜》诗“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句，进一步从动态写游人。说“无一点尘”，更显江南气候之清润。

　　上阕描写杭州元宵景致，作者此时是刚来密州任知州，正好遇到元宵佳节，在街上看灯，观月时的情景和由此而产生的感想。词句虽不多，却也“有声有色”。写灯、写月、写人，声色交错，充分展现了杭州元宵节的热闹、繁荣景象。

　　下阕描写密州上元。“寂寞山城人老也”是一句过片，使情调陡然一转，用“寂寞”二字，将前面“钱塘三五夜”那一片热闹景象全部移来，为密州上元作反衬，形成鲜明的对比，写出了密州上元的寂寞冷清。无须多着一字，便觉清冷萧索。结句“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则不但写出了密州气候的寒冷，而且也让人感觉到环境的空旷苍凉。

　　作者“曾经沧海难为水”，见过了杭州上元的热闹，再来看密州上元自觉凄清。更何况他这一次由杭州调知密州，环境和条件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心情完全不同。首先，密州不比杭州，贫穷，劳顿又粗陋，再无江南之诗情。而更让他感到“寂寞”，感到郁郁不乐的是这里连年蝗旱，民不聊生。作为一个爱民之官，他又怎能快乐开怀呢？这位刚到任年仅四十的“使君”不禁有“人老也”之叹。他这上元之夜，随意闲行，听到箫鼓之声，走去一看，原来是村民正举行社祭，祈求丰年。这里农民祈年的场面和箫鼓之声，让作者久久不能离去。直到夜深“火冷灯稀霜露下”，郊外彤云四垂，阴霾欲雪。“昏昏雪意云垂野”一句，表面上意象凄惨，却是写出了他心中的希望，有一种“瑞雪兆丰年”的喜悦之情。

　　苏轼这首《蝶恋花》，确是“有境界”之作，写出了对“凡耳目之所接者”的真实感受，抒发了对国计民生的忧患之情。内容、笔墨不囿于成规，自抒胸臆，意之所到，笔亦随之，不求工而自工。此词运用了转折、反衬等章法技巧，体现出了他当时的境遇和心情。

　　这是一首记述殷商发迹史特别是歌颂商汤功德的长篇颂诗。全诗七章，每章句数不等，其结构形式与《诗经》大多数篇章整齐的四言体等句分章不同。有韵，又与《周颂》各篇大多无韵不同。其内容以歌颂成汤为主并追述先王功业，并兼及功臣，也与其他祭颂之诗不同。

　　第一章追述商国立国历史悠久，商契受天命出生立国，所以商国一直蒙承天赐的吉祥。第二章歌颂商契建国施政使国家发展兴盛，以及先祖相土开拓疆土的武功。下章即转入歌颂成汤。第三章歌颂成汤继承和发展先祖功业，明德敬天，因而受天命而为九州之主。第四章歌颂成汤奉行天意温厚施政，刚柔适中，为诸侯表率，因得天赐百禄。第五章歌颂成汤的强大武力可以保障天下的安宁，为诸侯所依靠，因得天赐百禄。第六章歌颂成汤讨伐夏桀及其从国而平定天下。第七章歌颂成汤是上天之子，上天降赐伊尹辅佐他建立功业。

　　全诗从头到尾贯穿着殷商统治阶级的天命论思想：“君权天授”，他们是天帝的嫡裔，他们立国、开辟疆土、征伐异族、占有九州而统治各族人民，都是奉行上天的意旨，得到天的庇佑；他们建立的新王朝的统治权以及所有的福禄——权力、财富和显赫的荣耀，都得之于天，因为他们是天子及其嫡裔。统治阶级的这种意识形态，是他们建立统治的理论基础。诗中歌颂武功，即暴力掠夺和扩张，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敷奏其勇，百禄是总”，统治权和享受的百禄，都来自运用本身强大力量进行的战争。崇尚勇武和战争，为侵略、镇压、掠夺和统治披上“天意”的伪装．正是殷商天命论的实质。

　　诗中塑造了商王朝创造者成汤的形象。他继续祖业而积极进取，开创新王朝基业。他恭诚敬天，“帝命不违”，奉行天意，“上帝是祗”，因而获得天佑，“百禄是遒”，是忠诚的天之子；他英武威严，战无不克，“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冲锋敌阵，其气势“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既蔑视敌人，英勇无畏，又能采取正确的战略，从而征服天下，是智勇双全的英雄；他又是贤明的执政者，“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圣敬曰跻，昭假迟迟”，励精图治，选贤与能，作诸侯的表率，是诸侯的依靠。《孟子·离娄下》也谈到商汤此人：“汤执中，立贤无方。”“执中”，即指汤“不竞不絿，不刚不柔”而言，是执政的必备品格；“立贤无方”，即“不拘一格”任用人才，指重用伊尹而言，传说伊尹本是奴隶，汤发现了他的才干，予以信任和重用，在伊尹辅佐下汤得以完成大业。诗中歌颂的成汤的这些品格，正是古代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理想品格。对于汤，周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赞扬的，因为他的品格也是周代统治者的理想品格；不过，他们吸取殷商覆亡的教训，把殷商的天命论加以发展和改造，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认为天命不是永久不变的，上天是道德神，仁德爱民才能获得和保持天命不变，因而突出执政者的道德，同时对理想人格也加以丰富和发挥，推动历史前进一大步。这些内容，从《周颂》和《大雅》都可以体会到。

　　此诗具有史诗的因素，叙述的事件以殷商的史实为基础，同时像各民族上古的史诗一样，吸取了上古的许多神话传说素材，但又根据殷商统治阶级的功利及其意识形态，对神话传说有所取舍和改造。

　　诗的结构形式并不整齐。在得以保存下来的五篇《商颂》中，这是章句和句式最不整齐的一篇。可能限于流传的版本不全，或资料不足，有所减略或增益，因而全诗叙事和各章内容详略不等。近人也有怀疑此诗有因错简而章次颠倒之处，如张松如《商颂绎释》，就将第四、五两章移为最后两章。

　　此诗的叙述并不平直板滞，善于运用一些形象的语言，描写较为生动。韵律也较为整齐，除全诗末两句外，句句用韵，每章换韵。在句式上，多用对句，或上下句相对，或双句相对，或章句相对，行文变化多姿，使语言整齐匀称，内容凝炼集中，有较强的节律感，当是中国后世诗词对仗的滥觞。

　　此文以陈胜、吴广的活动为线索，详细地记述了陈胜起义的全过程。

　　《陈涉世家》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

　　本文记录的是鲁共公在梁王魏婴宴席上的一段祝酒辞，是诫言各诸侯王要警惕酒、味、色、乐的诱惑，否则将有亡国的危险。言直意重，表现了鲁共公卓越的政治见解。

　　文章的表达，主要运用了譬喻说理、排比言事的手法。全文以大禹疏仪狄而戒酒，齐桓公食美味而不醒，晋文公远南威而拒色，楚庄王不登强台而排乐为例，说明历代明主贤君都是拒酒、味、色、乐的引诱，而梁王兼有四者，足当警惕。理寓于故事中，以譬作喻，便于接受。排比句的运用，增强了气势和说服力。就内容而言，文章张扬的力戒酒、味、色、乐以强国兴邦的思想，不仅在两千多年前有益，即使在今天仍有其勿庸置疑的现实意义。

　　文章开始先概括叙述梁惠王与诸侯宴饮的情况。“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一句，言虽简而作用大，既交代了当时情况，又总领全篇，文章皆由此而生，这一句表明了梁王的主人地位，而与会诸侯都是弱小之邦。一“觞”字点出宴饮，而“范台”又是魏国之名台，聚美女歌吹娱乐之所在。在此梁惠王自满自得，恣意作乐的情形自然表露出来了，为下文作了铺垫交代。接着写“酒酣”梁王“请鲁君举觞”，即请鲁共公为与宴的诸侯们祝酒，更突出了梁惠王在这些诸侯中的身份和地位，并引出鲁君的祝酒之辞。

　　文章的主要部分是写鲁共公非同凡响的祝酒辞。鲁共公起身，离开座席祝酒，“避席”这一举动不同寻常，认真严肃可想而知。“择言”一词更显示出鲁共公不是一般地祝酒助兴，而是大有用意。鲁共公的祝酒辞分两层，第一层先以“昔者”领起对古代一些贤明君主对酒色淫逸要提高警惕看法的陈述。文章分别以大禹饮仪狄所造之酒，觉得异常醇美，而引起警觉，疏远了仪狄，再也不喝美酒，并告诫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说明戒酒对一国之君的重要意义。又以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食易牙五味之调而感到舒适，引起警觉，告诫说“后世必有以味亡其国者”；又以晋文公得美女南之威，引起警觉，告诫说：“后世必有以色亡其国者”；楚庄王有章华台之乐，醒悟后“盟强台而弗登”，告诫道“后世必有以高台陂池亡其国者”；说明国君要警惕嗜欲女色等。文章在这里将禹与著名的春秋五霸中有作为的国君拈出，写他们也曾经受到过美酒、佳肴、女色、高台陂池之乐的诱惑，但他们都是有理智又贤明的君主，都能很快有所觉悟，戒掉酒色娱乐给他们带来的坏毛病，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治国安邦，给后世提供了榜样。这层以古人为镜，写得文辞严整，文势贯通，方面俱全，又有层次感，同时又具有信手拈来，出口成章的味道。

　　在第二层中，鲁共公极自然地将梁惠王与古代贤明君王对比，从以上四个相应的方面指出梁惠王奢侈淫靡俱全，已显露出亡国之兆，却还自恃强大，不知醒悟，点明其“择言”祝酒的深刻含义所在，突出文章的主旨。这段话也是分四方面排比写来，对照鲜明，劝讽之意自然显现其中，并在最后以“有一于此，足以亡国，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戒与！”告诫梁惠王，语言遒劲有力度，动人心魄，同时又自然得体，使梁惠王最终也不得不服服贴贴地“称善相属”。

　　这篇文章短小精悍，结构严整，笔法简练，以祝酒辞的形式，却说出事关国家兴亡的大道理，劝讽有力，含义深刻。文章语言句式整齐，而富于变化，前后对应，有繁有简，如此短章笔法之妙，不可言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