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元亨的《朝天子·归隐》共二十首，就体段来说，前人或名为“重头”，或称为“联章”。这里所抄录的是其第二首。
前三句写其归隐的生活：不为衣食操心，不为名利劳神，有时“歌咏楚词”，有时“赓和杜诗”，有时“临写羲之字”。悠闲，风雅，用作者在这一组诗的第四首中的话来说，是“无半点尘俗闷”。“楚词”即“楚辞”，指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的诗歌。为了欣赏楚辞的韵味，吟时必须节奏舒缓，因此特于“歌咏”之前恰 切地置一“长”字，强调其声调的曼长，表现其陶醉的神情。“杜诗”，指诗圣杜甫的诗歌。“赓和”是接在后面模仿别人诗歌的题材或体裁而写作。杜甫曾说他“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晚节渐于诗律细”。为了要踵武诗圣，握笔时必须十分认真，因此特于“赓和”之前以恰切地置一“细”字，强调其字斟句酌的细心，表现其推敲的神态。“羲之”，即被人尊为书圣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临写”之前的“闲”字，是安静的意思，是用以表现临摹王羲之书法时，聚精会神，没有丝毫杂念之心境的。作者在这一组诗的第四首中说“长歌楚些吊湘魂，谁待看匡时论。”可以与这三句相互发明。
接下来的第四、五句，写其归隐的处所，兼表相关的主观意向。就处所来说，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其地理位置在远离“朝市”的“乱去堆里”的高山深处；二是其房舍的质量为简陋的“茅茨”。曲的语言，“不贵熟烂而贵新生”，作者在这里不用现成的“白云深处”，而铸造出“乱云堆里”，便是有意识地避熟就生，并增加语言形象的视觉感。“茨”，用芦苇、茅草盖的情屋顶。《诗·小雅·甫田》：“如茨如染。”郑玄笺：“茨，屋盖也。”“朝市”，犹言都会，指繁华的闹市。相关的主观意向，是对“朝市”的厌恶，“无意居”，对“乱云堆”里的“茅茨”的喜爱，有意“结”。为什么厌“朝市”而喜“乱云堆里结茅茨”呢？作者在这一组诗的第一首中说的“远红尘俗事冗”，正好可以移来做为注脚。
第六、七、八句，写其归隐的原因。这原因来自作者对历史人物命运的总结，是他在这一组诗中经常使用的音符。“珠履三千”，用战国春申君事。《史记·春申君列传》：“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这里是借以泛指承君主恩宠的势家豪门的奢华。“金钗十二行”用唐代牛僧孺（思黯）事。《山堂肆考·角集》二十三：“白乐天尝方言牛思黯自夸前后服钟乳三千两，而歌舞之妓甚多，故答思黯诗云钟乳三千两，金钗十二行。”这里是指以泛指承君主恩宠的势家豪门的姬妾众多。这两句，对偶成文，词藻华丽，触笔无多，但其富贵、煊赫的气象，已经跃然纸上了。紧接着的“朝承恩暮赐死”一句，陡然一转，说明“福兮祸之所伏”，富贵荣华难以久长。早晨刚刚得宠，晚上便会被杀。这真是当头棒喝，足以令人惊心动魄，冷汗淋漓，不胜恐惧之至。
最后的三句，写归隐的志向：要像商山四皓的采此芝于商山和严子陵的理钓丝于桐江，彻底与功名事决裂，以渔樵生活终老。“采商山紫芝”，用商山四皓事，意谓隐于山林。秦末，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为避乱而隐居商山。四人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高邦建汉为皇帝后，想要把他们罗致到朝廷来辅政，结果没有办到。“商山”，在今陕西商县东南，林壑深邃，形势优胜。“紫芝”一句灵芝，是一种菌类植物。“理桐江钓丝”，用严子陵事。意谓隐于水滨。严子陵，本姓庄。少年时与东汉的开国之君刘秀同游学，刘秀即帝位后，他变姓句而隐居不见。后来刘秀找到了他，任为谏议大夫，他不肯就职，归隐于富春山，垂钓于桐县南之江滨。“毕罢了功名事”这一末句，肯切坚决，字声合谱。作者这一组诗的第七首中的“功名事莫求”，第十七首中的“断绝了功名念”，都与这一句意同。“毕罢”，元时俗语，意为了结，撇下。
用事较多是这首小令的特点之一，亦是其缺点。不论其“珠履三千，金钗十二”，还是其“采商山紫芝，理桐江钓丝”，都做到了如王骥德《曲律》所说的，“引得的确，用得恰好”，“明事暗使”，用在句中，令人不觉，如禅家所谓撮盐水中，饮水乃知咸味。
全诗分三个部分，前四句为第一部分，描述和渲染了猛虎出穴的威风；中间八句为第二部分，写猛虎吃人的情况，这只猛虎不在篱边墙下捉犬豕，专在大路上吃人，而且吃得很多；最后八句第三部分，代猛虎设词，为食人事作辩解，从而进一步暴露权奸凶狠的本质。全诗比喻贴切，描写生动，寓意深刻。
诗的开头先描述和渲染猛虎出穴的威风。黄昏时候，在苍苍的山林里，一阵凄风刮来，黄色的茅叶沙沙作响。“云从龙，风从虎”，老虎出洞了。熊罴不敢当，其气势足以吞赤豹，慑封狼。“掉尾为旗纛，磨牙为剑铓”，这两句不仅写出了猛虎的张牙舞爪的模样，而且暗示了讽刺的对象。王充《论衡》载：“鮌为诸侯，欲得三公，而尧不听，怒甚，欲以为乱，比兽之角，可以为城，举尾以为旌。”李贺《猛虎行》“举头为城，掉尾为旌”，用此典以刺藩镇，而此诗则用此典以示所刺对象不是在下层，而是在朝中的权奸。犹如猛虎慑服赤豹和狼，这个权奸先以其威势慑服同类。高若讷之附和吕夷简，就是趋附这种威势。
中间一段写猛虎吃人的情况。这只猛虎不在篱边墙下捉犬豕，专在大路上吃人，而且吃得很多。这一段，意在借猛虎当途吃人，来抨击奸佞陷害忠良。全诗的核心就在这一段。借物寓意，也是一种比附，同样必须抓住相似点。张籍《猛虎行》和李贺《猛虎行》意在讥刺藩镇父子相继称霸一方，所以抓住猛虎“年年养子在空谷”、“乳孙哺子，教得生狞”的行为，作为比附的相似点。而此诗意在抨击吕夷简辈陷害范仲淹、欧阳修这样的忠良，故抓住猛虎“当途食人肉”作为比附的相似点。这一点可以说是全诗的要害。
末段代猛虎设词，为食人事作辩解，从而进一步暴露权奸凶狠的本质。诗以猛虎的口气说：食肉既是我份内的事，怎么能说是不祥的呢？糜鹿的性情是柔和的，它不伤同类，结果还是被人捕杀吃掉。损人利己，举世皆然，“而欲我无杀，奈何充馁肠！”强盗有强盗的逻辑，老虎吃人也有其吃人的逻辑。代虎申辩这种逻辑，犹如戳人一枪，猛地倒抽，带出肚肠，足以置人于死她。
诗人胸中对吕夷简的憎恶，不能直言，便用寓言诗的形式，表达对吕夷简穷治朋党、残害忠良的愤恨。全诗以猛虎的当道食人，胡作非为，嚣张跋扈，来喻人喻事，有着强烈的讽刺色彩。
这是一首咏史诗，是诗人早年间游历汉高祖故乡时有感而发的即兴之作。这一时期，李商隐初涉仕途，政治热情极高，尽管屡因朋党争斗而遭排斥打击，但并没有灰心丧气，对前途充满信心。
诗人在这里用了很鲜明的色调来赞誉汉高祖，并以项羽作陪衬突出了高祖建汉的恢弘气势。刘邦和项羽虽然都同为反秦义军的领袖人物，可最后的胜利还是不可避免地归了刘邦，这是一种王者之风的胜利，项羽大败垓下是历史的必然。全诗对汉高祖的崇羡之情溢于言表，并立志要效仿汉高祖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欧阳修胸襟旷达，虽处逆境之中，仍能处处自得其乐。他的《醉翁亭记》，末二段就表现了他与民同乐的情景。此诗和《醉翁亭记》同样用了一个“醉”字，但并不过多地渲染那些离情别绪。《醉翁亭记》是写游宴之乐、山水之美，这诗所表现的父老亲故送别饯宴的情景，别是一番情味。
诗的前二句以绚丽的春光衬托热烈的送别场面。后二句抒情，内里实在蕴含着惜别的深情，只是故作旷达自慰且慰人。这首诗落笔轻快自然，平易流畅。
首句写景，点明别滁的时间是在光景融和的春天。
欧阳修由滁州徙知扬州，朝廷的公文是在那一年闰正月下达的，抵达扬州为二月。滁州地处南方，气候较暖，这里与作者在夷陵（今湖北宜昌）所写的另一首《戏答元珍》诗“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不同，而是花光浓烂，柳丝轻明。这样，此诗首句不仅写出了别滁的节候特征，也为全诗定下了舒坦开朗的基调。
次句叙事，写当地吏民特意为欧阳修饯行。
“酌酒花前”，是众宾客宴送知州，与《醉翁亭记》的知州宴众宾正好相反；这天还有丝竹助兴，气氛显得热烈隆重。它虽不同于以往投壶下棋、觥筹交错的游宴之乐，但同样写出了官民同乐和滁州民众对这位贤知州离任的一片深情。
后两句是抒情，诗人把自己矛盾、激动的心情以坦然自若的语言含蓄地表达了出来。欧阳修在滁州任职期间，颇有惠政。饯行时当地父老向他所表示的真挚友好的感情，使诗人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两年多的贬谪生活即将过去，这里地僻事简，民俗淳厚，作者特别对以前在滁州琅琊山与众宾客的游宴情景怀念不已；而此时却是离别在即，滁州的山山水水，吏民的热情叙别，使他百感交集。这里“我亦且如常日醉”的“且”字，用得极好，写出了诗人与众宾客一起开怀畅饮时的神情意态和他的内心活动。
结句用的是反衬手法，在这种饯别宴上作为助兴而奏的音乐，是欧阳修平时爱听的曲调。但因离忧婴心，所以越是悦耳的曲调，内心就越感到难受。唐朝张谓写过一首题为《送卢举使河源》的赠别诗：“故人行役向边州，匹马今朝不少留。长路关山何日尽，满堂丝竹为君愁。”这里结句所表达的意思，为欧阳修所化用。“莫教弦管作离声”，发人思索，使诗意余韵不尽。后来黄庭坚《夜发分宁寄杜涧叟》诗“我自只如当日醉，满川风月替人愁”，也是从此脱出。
欧阳修这首诗与一般叙写离愁别绪之作所渲染的凄恻之情，有明显的不同，它落笔轻快自然，平易流畅。这与宋初盛行的刻意追求辞藻华丽，内容却显得空虚的“西昆体”诗风形成鲜明对照。由于欧阳修在诗歌创作中以明快朴实的诗风力矫时弊，因而就成了北宋诗坛的一大名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