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离娄》中说孔丘曾听到有小孩子唱这首歌,并没有指明在何处听到此歌谣; 广为接受的说法是谓指水清澈的样子,并非特指某一江河。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注释:“浪,音郎。沧浪,水名。缨,冠系也”。《楚辞·渔父》写屈原听过渔父唱这首歌,因屈原曾被放汉北。
就诗的蕴含而言,首先,因为江河之水同洗浴联系起来是在天气和暖之时,而且是一件愉快的事,所以这首诗从意象上来说是美的,从情调上来说是轻松的。其次,作为产生在民间的歌谣,似乎同屈原作品中表现出的喜好修洁的思想也不无关系。洗浴和修身,这是至今常被人们联系起来的一对比喻。再次,它表现了一种贴近自然、适应自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可以说,它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最基本的思想。
这首歌说:人根据水的清浊来决定自己的态度和行动,清的时候洗冠缨,浊的时候洗脚。就生活实际而言,水浊自然不便洗冠缨,但清水洗脚,也应更好,脚虽贱,不至于没有在清水中洗一下的资格。所以,这首歌乃是表现着一种人生的哲理。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这首诗中提到“水”,提到“我”,提到水的“清浊”变化,它正是揭示了某种关系。由于其语言的质朴和含蓄,人们可以从不同方面来理解。这里首先让人想到的是人同社会、同周围环境的关系问题。《楚辞·渔父》中写屈原在“众人皆醉”的情况下“独醒”,“众人皆浊”的情况下“独清”,因而遭到放逐。渔父是一个隐者,对事物抱着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所谓“不凝滞于物而与世推移”。所以他劝屈原随波逐流,屈原不听,他便唱着这首歌鼓枻而去。渔父是将世事喻为“水”,水之清浊人不能制,但人可以根据水的清浊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是水所无可奈何的。如果从人同自然的关系上说,掌握规律,为我所用,这是对的。但渔父是以此来表现他无是非、无原则、明哲保身的生活态度,这就有问题了,当然也就同屈原那种坚持真理、九死未悔的精神格格不入。
如果以水喻一个人的品性,以人对清浊有差的水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喻社会对一个人的评价。则这首歌的启迪意义又不相同:只有你“清”,人们才拿来“濯缨”;如果你“浊”,人们就只拿你来“濯足”。故孔子在听到孺子歌这首歌,便对他的学生说:“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作为人生的经验来说,孔子的解释更具积极意义。
一首诗能够对具有不同阅历、处于不同环境、面临不同问题的人都有启迪,应当是可以不朽的。《孺子歌》正是这样
苏轼在文中陈说了自己对世事的看法,解释了世人对自己的一些误解,记述了谪贬后自己的处境、世态的炎凉,以及对自我的反省。这是一封内容丰富,感情复杂的书信,真实地反映了苏轼在贬谪黄州以后的生活和思想情况,写得真挚动人,推心置腹。
“寻所不通书问”至“览之面热汗下也”,苏轼对自己加以自责,也表示了对李端叔的感激。下面,苏轼以“足下才高识明”一句自然而然将文章带入正题。“足下才高识明”到“又大不可也”这一部分中,“如人嗜昌歜羊枣”实际上用来比喻人各有所好。人各有所好,很难问清楚为什么是这样。认为黄、秦二人虚妄,是不对的,要把他们的看法加于众人之口,则是更加不可的。苏轼在此向李端叔说明了推誉之言不可信,他的看法也体现了对自身辩证而又客观的认识。
接着,苏轼进一步解释了世人对自己的误解。先从少年读书谈到应举,又从“直言极谏”谈到由此而引来的灾难。文章写道:“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浇浇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直可笑也。”“由世人的遭遇,苏轼又谈到了自己:“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言词曾给多少文人墨客招致杀身之祸,但是他们的言词又究竟产生过多大作用呢?下文便作了阐述:“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鸟时虫,自鸣自己,何足为损害。”应制的文章妄论利害、谗说得失,这是正制科人的习气,就好像春燕秋虫之类,该叫的时候就叫,过了季节就不叫了,对于人,既无所补益,也无所损害。“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则与前文相呼应,而意味更深一层。苏轼因言词而获罪,在此特劝李端叔对已不宜复加推誉。
以下苏轼叙述了获罪以来的境遇。 “得罪以来至自幸庶几免矣”,是说:自获罪以来,自己处在一个极为闭塞的环境中。划着一叶扁舟,穿着一双草鞋,形迹放浪于山水之间,与樵夫、渔夫杂居在一起。所所被醉酒之人推搡辱骂,于是自己也为渐渐地不被人所知感到高兴。平生亲友不给我寄信,我寄信给他们,他们也不作答,于是我自己也庆幸这样就差不多可以免于与世人交往纷争了。苏轼以饱含辛酸的自得其乐,反映了人情的冷漠,世态的炎凉。居于目前处境,苏轼说“足下又复创相推与,甚非所望”,再次劝李端叔不要复相推誉。
身居山野,苏轼有充裕的时间反省自我,他对自我的认识也更加深刻。“木有瘿”至“非今我也”这几句是说:树木有赘瘤,石头的边缘有一圈光泽,犀牛的角有通孔,这些讨人喜欢的独特之处,其实正是它们的缺欠。谪居无事可作,沉默下来自我观察、反省,回顾三十年来所作之事,多有那些缺欠。您所看到的我是以前的我,而不是现在的我。下文“无乃”四句中,声、情,华、实,所表示的是现象与实质,形式与内容,表与里,苏轼说,这些事情只有见面再谈,才能详尽地说明。
文章的结尾,又是苏轼对李端叔的嘱咐,自己因文词获罪,所写书信则不可再给他人看。因李端叔正居丧,苏轼还劝慰他“万万节哀强食”。“不次”,犹言不尽,不一一说,所用作书信结尾之词。
在这篇文章中,苏轼善用比喻说明道理。谈到人们对自己的看法时,苏轼以“如人嗜昌歜羊枣;未易诘其所以然者”作比,说明人各有所好,对一个人的评价也不可能众口如一。苏轼还以“候鸟时虫,自鸣自已,何足为损害”作比,说明正制科人论说利害得失,就像春燕秋虫一样,该叫的时候就叫,过了季节就不叫了,对于他人,既无补益,也无损害,而由此引来杀身之祸, 既可悲,又可笑。这篇文章言辞诚恳谦逊,淡然工雅。苏轼振笔直书,却气韵自然。
这首小令可分四层,第一层说喇叭、唢呐最突出的特征是“曲儿小腔儿大”,暗示小人得意的情状;第二层说喇叭、唢呐的用途,是为来往如麻的官船抬声价,即为官方所用;第三层展示喇叭、唢呐用途的另一面:为害军民,即在为官船抬声价的同时,肆意侵害军民的利益,让老百姓一听到喇叭、唢呐之声就不寒而栗,胆战心惊;最后一层写喇叭、唢呐吹奏的结果: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直吹得民穷财尽,家破人亡。曲中表面上写的是喇叭和唢呐,实则处处写的都是宦官。全曲借物抒怀,虽然没有正面提到宦官的字样,却活画出了他们的丑态,讽刺和揭露了明代宦官狐假虎威,残害百姓的罪恶行径,表达了人民对他们的痛恨情绪。
小令第一层说喇叭、唢呐的特征是“曲儿小腔儿大”,写宦官集团小人得志气焰十分嚣张的情状,生动传神。“曲儿小”,暗示宦官乃宫中奴仆,本没有参政的资格,也可理解为其所作所为完完全全是小人行径。“腔儿大”,指宦官很不正常地占据要津后的得意忘形,耀武扬威。曲儿小腔儿大是喇叭、唢呐的特征。本事很小、官腔十足是宦官的特征。句中的“小”和“大”互为反衬,给人的印象极其鲜明,是对宦官的嘲讽和蔑视,表达效果十分突出。
小令的第二层说喇叭、唢呐的用途,是为来往如麻的官船抬声价,即为官方所用。“声价”即名誉地位,按理应是客观评价;而这里却要“抬”,就说明喇叭、锁呐的品格是卑下的。历史证明,封建社会的中国百姓,总是怕官的,能忍则忍。但当被逼进绝路时,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惊天动地地造起反来,将旧世界炸个粉碎。阉党既要加重对人民敲骨吸髓的剥削,又想避免火山爆发而危及他们的地位和利益,于是就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全仗你抬身价”,这充满嘲讽意味的句子,尖锐地指出阉宦在官船上设喇叭,是为了拾高自己的身价,向人民示威,用以掩盖其内心的恐惧。作者洞察了反动派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及其色严内荏的阶级实质,写得入木三分,令人击节称快。
小令第三层“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哪里去辨甚么真共假?”这两句上承“曲儿小”一句而来,是互文,即军民听了喇叭都又愁又怕,是写统治集团在精神上给军民造成的巨大压力和痛苦。听到喇叭就愁得要死,怕得要命,军民的反应如此敏感而强烈,因为在他们身边发生过许许多多家庭被喇叭“吹伤”“吹翻”的悲惨事件,使他们的心一直还在震颤。作者从听觉上写军民的感受,又用排偶的句式加强它,成功地从侧面反映了阉党对劳动人民压迫和剥削的程度。。
小令最后一层写喇叭、唢呐吹奏的结果: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直吹得民穷财尽,家破人亡。这决不是小说家言,而是“眼见”的血淋淋的事实。“这家”“那家”不是十家八家,而是千家万家。这句采用排偶形式一气呵成,给人那家伤了这家翻了紧紧相承目不暇接之感。这惨象,“军”和“民”都“眼见”了,感到自己正面临着被“吹翻”“吹伤”的可能,所以听到喇叭就极度地忧伤和恐惧。真是苛政猛于虎。“这”“那”本属虚指代词,但在这里给读者的艺术体验却是实在而形象的,好像作者指点着把身边相继破散的家庭的真名实姓一一列举给读者听。
这首小令是作者目睹了往来于运河之上的宦官的种种恶行后的借题发挥之作,是有所寄托的。喇叭和宦官不同类,但喇叭的“曲儿小腔儿大”与宦官的“本事小来头大”却有共同点,于是作品在物与人之间找到共性,作者实际上是比照着宦官的嘴脸咏喇叭的:以吹(虚张声势)为特征,是官方害民的帮凶,到处作威作福,惹得军民共忿,直到吹得天昏地暗、江山动摇。作者在对宦官害民的现实黑暗进行揭露的同时,也向最高统治者发出警告,其批判锋芒是很尖锐的。所以说这首小令的思想内涵是丰富而深刻的。
这首作品不是为咏物而咏物,它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洞察,强烈的感情色彩,是在传达一种反抗的呼声,而这些思想内涵都包融在咏物之中。作品是在批判宦官害民,但终于没有点破,结论留待读者思而得之,既痛快淋漓又含蓄有力,这就是“不即不离”。
这是一首赞美京都繁华,歌颂太平盛世的词篇。上片集中描写京城汴京的繁荣景象,歌颂帝王圣明,朝野多欢,举国上下,歌舞升平。下片写词人自己的身世,回忆当年,恣意狂荡,今天旧地重游,睹万物生情,寻找过去的踪迹,却没有见到熟知的歌女,不觉茫然。这首词作者感叹自己仕途无定,像过去那种饮酒作歌的情怀也已经不存在了。这首词用白描铺叙,以喜衬忧,以乐写哀的反衬手法,两相对比,突出了作者的落寞。
上阙中的第三韵“帝居壮丽,皇家熙盛,宝运当千”,三个四字句是上片叙写的中心,整个上片都在说作为“皇家” “帝居”之京城的“壮丽”、“熙盛”、“宝运”。此前之第一、二韵一短一长两句,是以无垠的天宇漫起的“祥烟”为京城布设一个祥瑞的气氛,紧扣“宝运”;此后数句则从环境与人事两个方面进行铺叙:“居门”一韵三句写王宫,紧扣“壮丽”;“太平时”两韵四句写帝都生活,紧扣“熙盛”。描写都市繁华与城市生活本是柳永的“强项”,此首上片又一次尽展此长。“居门清昼,觚棱照日,双阙中天。”他以清朗白昼中的“居门”,显示皇宫的气派;他以阳光照耀下的“觚棱”,显示皇宫的富丽;他以直冲天际的“双阙”显示皇宫的巍峨。寥寥十二个字,写尽了“帝居”的壮丽。
接下来“太平时”三字是从环境向人事的过渡,因了这“太平时”,“朝野”才得以“多欢”,不露痕迹地表露出歌功颂圣之意。底下的结拍一韵三句,就是对“多欢”的具体叙写了——“遍锦街香陌,钧天歌吹,阆苑神仙。”街市繁荣,用视觉感受“锦”、嗅觉感受“香”作具体修饰;歌吹高扬悦耳,用“钧天”显气势,歌妓舞女美艳绝伦,用仙境仙子作比况。这些词人仍觉不够,所以“锦街香陌”之上缀以“遍”字,领起这三个四字句。这一切,真是写尽了“皇家”都城的“熙盛”。这一番笔墨,在宋代其他词人的作品中是很难觅得的。
下阙换头“昔观光得意,狂游风景”,概括词人早年在京城的放荡生活,“狂游”二字似随手而书,但一个活生生的风流浪子形象呼之欲出。接着“再睹更精妍”一句,仅一个“再”字,明点出自已是旧地重游,因而也就埋下了今昔感怀的伏线:京城而今是“更精妍”了,而篇末最后四字——“不似当年”——一语道出词人如今的境遇已绝非昔日了。
所以下阙自第二韵始,都是层层铺写自己的“不似当年,“傍柳阴”一韵三句写自然美景“柳阴”、“花径”如昔,自己虽“傍”之而行,觅之多有,但是“空恁蝉辔垂鞭”,游兴淡漠,即使停马驻足也是枉然。这是“不似当年”之一。“乐游雅戏”“平康艳质”是玩赏地、冶游处,但接下来“应也依然”一个推测句,可知词人这时连“傍”、 “寻”的兴致都没有了。这是“不似当年”之二。昔日,柳永引许多下层歌妓为知己,如今却不思再去亲近她们,“仗何人、多谢婵娟”,想着仰仗旁人向“婵娟”表示谢罪之意。这是“不似当年”之三,且是已深入到具体的人物身上了。于是词的最后一韵,词人用充满人情人性的话语向这些美艳的少女们表示歉意:自己因“宦途踪迹”而年老气衰,而“歌酒情怀”“不似当年”了。词人把自己内心情愫的表白通过一个“道”字,化作了对美人的致歉语,情致更为委婉曲折,在一句看似家常的话语中,包含了词人难以言述的内心伤痛。
七绝《再过金陵》是一首咏史诗。一曲《玉树后庭花》,断送几多王业。秋风瑟瑟,大雁南飞,诗人再过金陵,面对六朝残破的景象,涌起江山故国之思。那西落的夕阳,其实也是江河日下的唐王朝的象征。“一任斜阳伴客愁”,面对夕阳,无数诗人以自己的诗作营构出凄清晚照中的诗词世界。
特别最后两句是说,山川、江河依旧,它们并不管六朝兴亡更替,谁主沉浮,也不管过往凭吊之客人发出的感叹与悲愁,依然任凭斜阳西照。诗人目睹安史之乱后江山依旧,政事日非的现实,喻以古鉴今,发出深深的感慨,语调凄凉,心事沉重。
斜光照临,日薄西山,处于社会动荡或家业不幸中的人们,更易因以而产生江山己尽、家国衰败的情怀。面对破碎江山,且又斜阳一片,江山不知愁苦,空怀一腔热血,深感悲情万千。